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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论当代中国的审美代沟及其形成原因

更新时间:2020-04-30 00:37:09
作者: 陶东风 (进入专栏)  

   张颐武和麦家对80后作家比较含蓄的微词,在有些批评家那里就变成了尖锐的批判。比如有人这样概括80后作品的特点:语言别致、词藻铺陈,但内容空洞乃至无病呻吟。他们一方面能写出“月光如潮水,好像真的在流动”“风是黑色的,鸟在悲鸣。”这样华美感伤的句子,仿佛把忧伤而纯净的语言风格发挥到极致,但别致的语言、华美的辞藻无法掩饰内容的空洞与思想的苍白。

   关于玄幻文学,我曾撰文做过这样的分析:“‘玄幻文学’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玄’和‘幻’。‘玄’为不可思议、超越常规、匪夷所思之意;‘幻’为虚幻、不真实。‘玄’和‘幻’都突出了和现实世界的差异。人们常常把玄幻文学所建构的世界称之为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架空世界’,在这个世界,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玄幻文学不但不受自然世界物理定律、社会世界理性法则和日常生活常识规则的制约,而且恰好完全颠倒了这些规范。”因此,绝大多数50后、60后出生的父辈们很难进入这个“架空世界”,当然也对这个世界不感兴趣。

  

   三、从价值观变迁到媒体环境革命

  

   从文化社会学角度看,审美代沟现象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单纯的生理心理现象,而是复杂多元的环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80末-90后一代或者是从90年代才进入幼儿期,或者是出生90年代,无论属于何者,他们都成长于新世纪。这个时代环境与对50后一代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革命年代(60-70年代中后期)和启蒙时代(70年代后期-80年代)相比,已经产生巨大的变化。限于篇幅,本文只就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兴起与新媒体环境的出现略作分析。

   50和60年代是一个物质贫困、精神亢奋的时代,50后一代从小听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勒紧裤腰带干革命” 等宣教语言长大。对他们而言,春节(过年)是真正的节日,因为有肉吃有新衣服穿,甚至有几块钱的压岁钱(平时的零花钱是以分计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50后们,即使到了物质生活条件大为改观的80年代,也仍然由于其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而与消费主义无缘。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都是以物质消费、特别是奢侈品消费而非精神需求的满足为认同标准和评价尺度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不但在物质生活困乏、革命文化主导的60、70年代难觅踪影,即使在启蒙精神高扬的80年代也未成主流。

   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已经进入新阶段,宏大话语或淡出或趋于形式化,市场经济已经不是理念而是现实。随着大众文化的兴起,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在80末-90后成长的所谓“小时代”已非常流行。有人认为,“一些青年人之所以对政府和社会性事务不太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有更多的物质方面的需求,更关心物质需求的满足。”在关心物质需求与缺失公共关怀之间划等号当然不见得合乎事实(我们同样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80后、90后如何热心公共事务,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80后的集体出场令人侧目),但可以肯定,生活在消费文化发达的时代,80末-90后一代与他们的50后、60后父辈在物质欲求的强烈程度及其相对满足感方面,确实是相当不同的:他们的要求更高,欲求更强烈,因此也更不容易得到满足。父辈小时候耳熟能详的什么“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对今天的子辈们而言无疑痴人说梦。这不能不是80后、90后的审美趣味极大地趋于物质化、消费化,拥抱小时代、小叙事的重要原因。

   1997年,得风气之先的“美女作家”卫慧,以一本风靡一时的《上海宝贝》成为90年代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代言人。她在《我的生活美学》中写道:“我也许无法回答时代深处那些重大的问题,但我愿意成为这种情绪化的年轻孩子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信用卡等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卫慧是70后作家,她所代言的“年轻孩子”显然是比她小的80末-90后一代,他们“没有上一辈的重负,没有历史的阴影”,“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都不愿意负太大的责任。”他们生活哲学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这种不要责任和沉重,只要享乐和轻松的“欲望一代”的“生活美学”,与50后所熟悉的艰苦奋斗精神与集体主义情怀相去何其遥远。

   与此同时,对成功和幸福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洛文塔尔曾经研究过20世纪美国流行杂志中传记栏目主人公的变化,并从中发现了20世纪初到4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在他看来,生产性偶像多产生于企业界和科学界,其代表是企业家、科学家等。他们个人奋斗的故事告诉人们底层大众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实现梦想;而消费偶像则以夜总会和舞厅等娱乐圈的头面人物为代表,他们希望坐享奢侈消费的结果,而轻视生产和奋斗的过程。

   洛文塔尔分析的虽然是美国的情况,但是对我们不乏借鉴意义。在80年代,类似洛文塔尔的所谓“生产性偶像”(如陈景润、乔光朴和陆文婷等)是媒体报道的热点和年轻人心目中的榜样;而到了90年代和新世纪,他们的位置似乎已经被各类消费明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等)取代。江苏卫视的征婚节目《非诚勿扰》第3期(2010年1月17日)有这样的情节:当一位爱好骑自行车的男嘉宾问女嘉宾马诺(出生于1988年,属于标准的80末-90后一代):“你喜欢和我一起骑自行车逛街吗?”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更喜欢在宝马里哭。”此后,“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就成为一句口头禅,在全国广为流传,马诺也被称为“拜金女”一炮走红。马诺之所以被冠以“拜金女”之名,不在于其喜欢宝马车,而在于其蔑视自行车,更在于其宁愿选择那个能够给她奢侈品而不能对她真心相爱的男性(否则不会坐在宝马车里还哭)。

   当然不能把所有80末-90后都归入“拜金女”范畴,更不能认为信奉这种价值观的人一定都是80末-90后,但由此解读出90年代因消费主义的流行导致的价值观变化(具体表现为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理解上),应该不是牵强附会。“当代青年物质主义思想观念的形成,与社会转型和市场转型有着密切关系。‘80 后’‘90 后’青年所成长的时代正逢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们所经历的时代与其父辈们有着根本性的差别。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生了巨变,从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快速转型到一个物质相对丰裕的社会。加上计划生育带来的家庭子女规模的锐减,越来越多的家庭能够更好地满足子女的物质需求,而且较多家长基于自己所经历的物质匮乏时代的感受,更倾向于无条件满足子女的物质需求。”

   80、90后一代价值观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个人和自我的高度重视。它并不简单等同于自私自利,也包括对自我价值、自我实现、自我表现的关注。与50后一代表现出来的无我的集体主义(“大公无私”“狠批私字一闪念”)相比,今天的青年所关心的集体事务、公共事务,更多是与自我利益密切相关的,这“反映出青年人对公共性、社会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主要是从自我角度出发的。他们不愿掩饰和压制自我,而是乐于表现自我。在自我取向方面,青年人与其父辈之间显然存在一定的代沟。”

   对于1950、1960年代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以及1990年代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都需要进行辨证理解,全盘肯定和一棍子打死均不可取。对消费主义嗤之以鼻,将之等同于虚无主义、自我中心和享乐主义,或者反过来,不加区分地嘲讽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简单视之为头脑发热、丧失自我,这两种态度都有片面性。在精神与物质、集体与个体、理想和现实之间应该形成良性互补而不是相互排斥。在今天,50后一代对于精神价值、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的追求并没有过时,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吸纳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以及对合理物质欲求的肯定;而90年代开始流行的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尽管发展到极端可能会导致价值虚无,却也反映了改革开放后自我的觉醒、日常生活的回归、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如果加以正确引导,会促使青年个性的自由发展,有助于尊重个性、尊重个体价值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对于经济增长也不乏促进作用。

   除了价值观的变化,同样重要的是两代人生活的媒介环境的不同。大概没有人会否定新媒体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在造成父子两辈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差异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与作为父辈的50后、60后不同,80末-90后一代属于典型的网络新生代(80年代前期出生的群体在童年时期主要接触的是电视,青少年时期才开始即大量转向网络,这个差别值得注意),是伴随网络游戏长大的一代(由于独生子女人际交往空间的狭隘,加上应试教育枯燥乏味,热衷网游似乎在所避免),这对其感受世界的方式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说,不理解网络游戏等新媒体在80末-90后一代审美、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根本重要性,就不能理解他们的审美趣味。玄幻文学的流行、对架空世界的沉迷,显然都与80末-90后一代所处的数字化网络环境有紧密关系。

   在与网络的互动中,网络的思维和表达方式已然深深嵌入这代人的精神世界,包括意识和无意识。相似的生活环境与文化背景让他们更了解同代人的需求,他们之间也更能在趣味上产生共鸣、达成一致。“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成为网络依赖症候群,他们不仅通过虚拟世界寻求认同,而且通过网络不断获得新知,并在线下实现梦想。随着WEB2.0甚至WEB3.0时代的到来,青年一代,毋庸置疑地被称为时代变革的弄潮儿与网络力量的中流砥柱。”

   新鲜传媒(Fresh Media)2011年发布的《互联网下的90后——90后大学生数字化生活研究报告》显示:在受访的1600名90后大学生中,所有受访学生都接触过互联网,普及率为100%。每天接触网络的学生比例为61.7%,开始接触互联网的时间始于小学或更早的占26.1%,始于初中的占46.1%,65.8%的90后大学生拥有微博。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2018中国社交网络平台发展报告》披露,截至2017年年底,10-39岁的群体占网民的73%,其中20-29岁的网民(90后为主体)占比最高,达到30%,10-19岁(00后为主体)、30-39岁(80后为主体)占比分别为19.6%和23.5%。据此可以推算,50后和60后的比例一定小得多。

   长期跟踪和研究80后的学者江冰指出,“80后”的三个关键词分别是网络、青年亚文化、新媒体,网络新媒体对80后文艺活动,包括创作和欣赏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在韩寒、郭敬明、 张悦然、春树、李傻傻、颜歌、笛安,以及唐家三少、 饶雪漫、明晓溪、郭妮、尹珊珊、安意如、我吃西红柿等一大批纸媒与网络写作的‘80后’作家作品中,我们都不难看到他们与传统主流纸媒作家迥然不同的题材、角度、技巧、风格、观念,也许根本的差异还在于体验世界的方式与人生价值观的不同。”另一位80后文学研究者田忠辉也指出:“80后”与“90后”的青春成长期与网络相伴而生,“在与网络互动中,网络思维方式已然嵌入这一代人”“其审美趣味宣告出文化断裂的声音,并以独特的代际新质影响着中国当代艺术现场。”他将80后确认为“网络新生代”,网络“既表述了他们的时代语境,也揭示了其文化标签。”“‘80后’的青春成长期,恰逢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他们在网络浸润中成长,与中国网络的发展繁盛期呈现出同步状态。网络传播方式造就了全新的文化空间,使得‘80后’发现了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飞地。”

网络这种低门槛的便捷媒介为80后、90后的自我表达提供了方便,他们借助自己最熟悉的媒介手段,在网络上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方式、艺术类型、交往规则,逐渐形成了只有他们才热衷乃至才能读懂的话语表达和话题聚集,从而与老一代区隔开来,在他们对手机文化、自拍文化、星座文化的迷恋中,其艺术表达方式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自我张扬而非靠拢集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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