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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之下,中国如何走出话语困境?

更新时间:2020-04-29 17:51:31
作者: 温铁军 (进入专栏)  

  

   本文为著名经济学家、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应学习俱乐部的邀请于2018年9月1日在北京大学所作闭门演讲的录音整理稿,原题为《新时代与新挑战》。

  

   我不能一一对应的回答大家的问题。原来考虑的是小范围座谈,讲讲宏观形势,所以跟主持人商量的主题是“新时代与新挑战”。我顺着这个思路先讲一讲,这样的话对你们理解这个问题本身也会有点帮助。

   我先说一下这个“新挑战”,然后再谈谈为什么是“新时代”。

  

   中国真的搭了全球化的便车吗?

   我们先看在进入“21世纪”这个时间节点上,这个世界实际上发生的变化是什么?

   大家普遍认为进入21世纪对中国来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2001年的12月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圆了自80年代以来的所谓“入世之梦”,也因此中国算是正式加入全球化。然后人们就会顺着这个逻辑接受西方舆论所指出,中国在新世纪的高增长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主要是搭了全球化的便车。

   我现在问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对此有过质疑?

   因为这个论述逻辑是体现美国单极霸权控制后冷战意识形态的一种全球化“话语”,倘若这个“话语”成立,那当然就意味着中国确实得了全球化的巨大好处,因此现在应该为你得的好处来付账。这就是美国现在发起所谓贸易战也好,其他西方针对中国的批评等等也好,总之算是西方对中国取得巨大成就而未改变制度提出质疑的一个重要依据——中国只得了西方好处、却没有发生西化制度演变——也就是中国没有支付应该支付的制度成本。

   中国现在不仅接受这个“话语”,甚至在针对西方质疑进行反驳时将这个“话语”作为主流声音。这就形成了当前我们在国际社会一直强调的表达——如何在意识形态上捍卫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如何加快金融对外开放纳入全球的产业分工体系、以及中国继续努力维持全球增长等等。这就真的把这套全球化“话语”描述变成了中国应尽的责任。至于该付多少成本,那就是在所谓贸易谈判中如何让步。因此,现在人们被后冷战意识形态浸淫着不由自主地把这个“话语”表述变成了中西、包括中美双方所共同认可的、形成共识的话语表述。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了!

   诚然,其实双方只是“好像”在话语上是一致的。再进一步说,当双方谈判的时候,中方的代表并不刻意强调双方之间因分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导致的“制度”上的本质差异,也不揭示中国把商品和资本都廉价地“双重输出”给美国、助力美元控制全球的战略地位;反而试图把中国现在的增长,用西方的所谓“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套话语来描述,或是不断靠拢到这个话语体系上,以竭力形成“我不是异类”的感觉。

   中国一方面非常努力又尽心地靠拢这个话语表述,但是另一方面又很清楚西方强调的“我和你之间是本质上不同的两套制度体系”。西方国家认为,如果让你们中国继续按照目前的情形发展下去,那就意味着西方国家坐等被中国这种制度体系超越。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以及短期快速增长势必派生的复杂问题,美国构建的解释比我们构建的解释更原教旨主义,这两者明显不在一个讨论层次上。我们中国是强调“我认同你,我是你,你别说我不是”;美国则说“你本来就是对手,现在如果我允许你继续这样下去,我就要失败”。因此双方的讨论似乎就像“两根线没有搭上”,也因此在美国明确对中国贸易战的时候,中国官方不让说“贸易战”、只说“摩擦”,而现在也只是逐渐地默许了用“贸易战”。但是,仍然没有把美国人已经明确提出的——不同本质的制度体系之间的竞争——作为我们应对这个挑战的主要政策思考的逻辑起点,也就因“王顾左右而言他”而没有允许我们官方智库学者有这样的讨论。何况,官方智库照搬西方那种学科化标准选人用人造成的后果,本来就不大会说超越美国意识形态的话……

  

   话语权重构:中国对美国做了双重贡献

   人们都很重视2001年中国加入WTO,却往往忽视同一年美国爆发新经济泡沫崩溃和“911事件”。苏联解体10年后,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不可避免地在美国这个单极霸权国家爆发了。其重大意义不仅是造成外资大规模流入中国引发10年高增长;而且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金融资本新时代的规律性后果:以前美国都是通过对外转移产业、降低制度成本,从而延缓自身危机;而这次确实是此前80-90年代的资本流动造成的危机。

   为什么这样看?

   主要是因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得到了和平红利——军事研发的IT业技术投入变成“沉没成本”,技术成果解禁放给民间进行商业化开发,这就造成巨大的机会受益空间。于是,IT产业陡然成为美国大量吸金的行业。势必导致90年代正在工业化、正在“资本增密”过程中的亚洲遭遇到资本流出,这是造成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主因。而西方给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提供了一套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解释,认为原因在于东亚的金融市场无序、金融当局监管无力等等,但实际上主要是资本流出了,集中到美国。不过,大量资本回流很快导致美国IT行业泡沫化——过高的资本平台超过高技术行业吸纳能力,乃至每个高技术项目都形成了过量投资,最终2001年泡沫破裂。

   本来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也应该爆发全面危机——当时国内的银行普遍存在1/3以上的坏账、财政严重赤字,并且又发生南海撞机,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等等一系列与单极霸权的军事冲突。同时大家也注意到“台独”、“藏族”、“疆独”等等也都在霸权国家直接支持下兴旺起来了。这个时候,中国原本已经出现了危机、本来也应该进入全面深刻的危机状态,可老天爷另外做了安排——美国先发生了2001年的新经济崩溃,接着发生的是恐怖袭击“911事件”,这就给了中国一个缓冲机会。江泽民紧急调整中美关系,跟布什通电话说中国在反恐上是美国的战略盟友。中美双方达成一个新的关系——中国暂且不算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了。因为美国要去打阿富汗战争,接着是打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中东地区的战争没打完,北约急于东扩,又跟俄罗斯冲突起来了。

   整个21世纪最初10年美国发起的这一系列战争冲突改变了中国面对的国际局势——中国是当时世界最安全的地区。又由于美国承认中国是其反恐领域的合作伙伴,于是在西方“新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大量的急于寻找安全投资的资金转向中国。中国1997年以后连续4年萧条陡然在2002年进入复苏,2003年变成FDI(外商直接投资)世界第一的国家。

   就在中国遭遇危机和萧条的压力下,突然发生西方资本流向中国。同期,也导致中国大规模“对冲增发”本国货币,致使主权货币由此而逐渐演化为外储货币;所以这不怪金融高官,而是客观规律使然。因为“对冲增发货币”就是外资大量进入国内市场的情况下,每进来1块钱美元——在本币管制条件下——都会对冲增发成6块多人民币,因此导致我国的对冲增发量取决于资本流入规模。

   这就带来一个实质性问题:西方资本流入可以促进我们形成完整的工业结构,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现代工业的门类全都集中落地在中国了,但这些工业不是中国的,而是外来资本控制的。因此才有人算账说这1万多亿美元投资是我们的“债务”。此外,国外进来了1万多亿美元的产业投资,改变了我们国家货币发行的基本性质——人民币发行量依靠流入外资对冲增发,因而使得人民币将不再是主权货币,这是金融资本阶段最大的威胁。

   其次,外资企业出口获利是属于我们的贸易盈余吗?所有高回报率的、高收益的出口大多是属于外资的,外资能够最大幅度占有的我们的资源租,包括土地;我们地方政府的政策不是零地价向外资转让土地的吗?各省都在竞争零地价向外资转让,只要你来就好,各地官员都会说“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客观结果就是,产业不是我们的,出口也不是我们的,但污染是我们的,劳工纠纷矛盾冲突是我们的,搞得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挨批评。

   这些情况清楚表明:其实是美国在搭便车,中国接受美国产业转移的作用客观上是既帮助美国化解危机,又使美国维持了虚拟经济扩张;相当于做了双重贡献。

   第一,我们把最低价格的商品输出给美国,让美国在大量增发货币的压力下却不发生通胀。我们到美国都看得见,美国连吃低保的穷人都成车地从商场里推出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可见是我们帮美国维持了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维持了CPI稳定,美国才能大规模增发货币,美元资本才能涌向全世界“割韭菜”,所以我们是美国得以在全球金融扩张的最大贡献者。

   第二,我们向美国的国债市场做了最大规模的投资,这是中国对美国政府扩大开支、包括增加军事开支维持世界霸权所做的特殊贡献。因为我们多年来都是美国国债最大买主,美国由此才能维持国债的低利率水平。假如所有的投资品是以国债利率为基点的,那美国当然可以维持其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扩张。

   所以美国人说中国搭了全球化便车,但其实我们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做了双重贡献,美国搭便车不仅得了便宜卖乖,而且现在还把我们当成东郭先生,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我们最大化地保护了美国避险资本的安全,让美国从2001年的经济危机中得到复苏、而美国没有流到中国的、在国内剩下的投机资本大量进入房地产导致泡沫,最后演化成美国的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美联储再搞QE进一步向全球转嫁危机成本。这就是美国干的事儿!

   中国若能以此跟美国对话,谁在搭便车早就讲清楚了。主流之所以讲不清楚,究其根本,还在于梁漱溟早年批过的“自毁甚于他毁”!中国思想理论界基本上完成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堕入的“再依附”陷阱——跪惯了的大咖们“自惭形秽”,学科化教科书也充斥着殖民化知识体系……

  

   中国面对“新挑战”的话语困境

   西方当然有创新话语的学者!比如战后产业资本危机时期的沃勒斯坦,当代金融资本危机时期的皮凯蒂。但中国经济理论界几乎不在意“清流”们的创新。

   特朗普和班农都是冷战制胜的那一代人,回到1940-196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污泥浊水是驾轻就熟的。从西方主流话语来说,长期以来很明确把中国一党执政表述为“集权体制”。在冷战时期认为“极权主义”的主导国家是苏联。后冷战时期西方认为苏联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已经垮掉了,那中国算是后极权主义(Post-Totalitarianism)。那么,现在中国面对的“新挑战”——如果从“以中美贸易战为名的争论”来说——它背后的话语仍然是冷战意识形态!经过了苏联解体之后延续27年的“后冷战”,现在开始提出所谓“新冷战”,但如果美国意识到用“新冷战的话语体系”不足以表述中美之间的竞争,那最终会回到哪?目前的趋势要回到老冷战!

   中国人至少应该有点常识,美国在冷战意识形态掌控各界的年代,已经把那个时代形成的所有学科话语都彻底“漂白”过!这也是某些所谓学者连话都说反了的根源。

至于被“麦卡锡主义”漂白过的西方话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就是促使美国在二战之后的两极对立霸权竞争条件下形成意识形态化的绝对政治正确——即依靠“麦卡锡主义”重塑整个西方的思想理论体系、乃至教育文化体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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