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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宇:中共早期对义和团的历史叙述与革命宣传

更新时间:2020-04-29 12:13:41
作者: 马思宇  
为使国民认识“军阀底根据在帝国主义各列强国”,应当由国民党组织编辑《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直书毋隐”34。在胡汉民访问苏俄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的拉菲斯称,制定政纲的关键,就是分析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中国人民在义和团等起义中的反抗(7)。

   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鼓动宣传在国民党内引起广泛反响。据鲍罗庭观察,国共合作以前,孙中山始终不认同义和团的正面意义35。但在鲍罗庭及中共党员的影响下,孙中山开始尝试运用反帝革命理论,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他在1924年5月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中,一反此前对义和团野蛮暴乱的评价,驳斥讥笑义和团野蛮的卖国官员36。孙中山对义和团的认识转变,可谓国民党人思想转变的一个缩影。革命阵营内部达成共识,为义和团的正面宣传提供了有利条件。

   义和团以“运动”之名,进入民众视野,应在五卅惨案之后。1925年5月30日,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公共租界,抗议日本纱厂枪杀中国工人,结果遭到租界工部局警察的枪击,伤亡达数十人之多。外方舆论口径一致,诬蔑学生和市民“排外”“过激”,形同义和团37。不少国人亦对五卅运动抱有疑虑。有人将中国国民比喻成“贪睡的猛狮”,昏睡时万事不理,醒来便不可收拾,义和团的暴动即如此,五卅运动又有重演的危险(11)。

   在“义和团重演”的质疑声中,许多支持五卅运动的人陷于进退失据、愤懑难泄的理论与心理双重困境之中。当时一位诗人朱大楠感叹道:主战,怕被人说是“新义和团”;主和,怕被人说是“二毛子”“卖国贼”38。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朱大楠提倡组织“新义和团”,以“与鬼国经济绝交”“不买卖鬼国货物”为符,以“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为咒39。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对义和团历史的讨论中,试图挖掘其正面意义,为五卅运动辩护。而中共始终掌握着这场讨论的主动权,不断强调义和团的“无知识”“无组织”“无领导”的“落后”教训,恰可为五卅运动前车之鉴。

   首先,义和团缺乏近代知识,以致行动盲目,已是社会共识。20世纪20年代的知识阶层乐观地相信,更加文明、知识更为丰富的中国,不会重演义和团的悲剧40。中共也同意此见解,如任卓宣归纳义和团的失败原因,就在于缺乏“科学的革命理论”41。蔡和森也痛切地指出,义和团如有近代的知识和方法,应比辛亥革命更为成功(3)。

   其次,在当时的知识精英眼中,义和团是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体现。义和团这种无组织的“乌合之众”,往往难以掌控,少有作为。因此,“组织民众”成为今时超过往夕的要诀。中共顺应民意,提出加强组织,迫在眉睫。恽代英提醒读者,如不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反帝运动就会重演义和团的“冒失激烈”42。而彭述之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学习最科学的组织和战略,即中共的组织和战略43。

   再次,成立一个统一的社会领导机关,已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中共提出自身充任领导群众的总机关,义和团所代表的农民有待中共导引其从自在走向自觉44。瞿秋白认为,五卅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区别是“五卅运动有无产阶级做指导者,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做骨干,能督促资产阶级前进,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具体的政治经济要求,足以团结全国被压迫阶级,而义和团没有;五卅运动中有国际的联络和世界革命的前途,而义和团没有”45。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反帝主义的纲领,是民族革命运动的必由之路。在各方对五卅运动的前途意见含糊、莫衷一是之际,中共的方案显得直截了当,颇具说服力,胡适也不得不承认这套方案“可以动人”(8)。

  

   三、九七运动与中共对义和团的宣传纪念

   义和团的历史叙述,套嵌在中共发起的九七运动之中,与当时的国民革命运动紧密相连。九七运动旨在纪念1901年9月7日清朝与英、美、日、俄等八国签订《辛丑条约》的屈辱时刻。由于条约内容的赔款额巨大,对象涉及广泛,被视为不平等条约的典型代表,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罪证。而中共对义和团的历史叙述,不执着于文本,而是着眼于实践,着眼于当下,其意义在于为革命运动提供思想资源。

   中共发起九七运动时,有意仿照“五九”国耻纪念,塑造新的革命传统。“五九”国耻的纪念,已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重要传统,为各界所广泛接受。高尔松提出,纪念“九七”国耻比纪念“五九”国耻更为重要,因为《辛丑条约》更为“刻毒”“凶酷”46。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纪念“五九”国耻是因袁世凯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只为反对日本一国,而《辛丑条约》更能代表帝国主义联合侵华的意义。张国焘指出,在20年代初,即便是爱国者也往往只是反对某一侵略事实或某一个侵略国家,而没有发展到发动全国人民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并进而反对帝国主义本身47。中共希望借由九七运动,向群众推广反帝国主义的口号。

   中共的宣传卓有成效,与其宣传时统一口径、形成此唱彼和的规模效应有很大关联,发动九七运动时亦复如此。192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九七运动的宣传大纲,指出各地应召集各界各团体的联席代表大会,举行示威活动,同时规定应宣传义和团运动的意义、《辛丑条约》对于中国之影响、义和团运动与五卅运动之比较、五卅运动的前途等内容。其中,前两项与1924年九七运动时并无不同,而后两项则明显与当时的革命形势密切呼应。中共强调五卅运动优于义和团运动,主要在于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组织形式、政治意识均优于无组织的落后的农民。此时,中国应进一步发展民众的力量,方能废除《辛丑条约》,“打破帝国主义之束缚中国的一切锁链”。48宣传大纲还列出五项宣传要点,如工人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要求关税自主、召集国民会议等等,与国民革命运动的主张相配合。可见,九七运动是套嵌进国民革命运动的一个环节。

   1925年8月29日,中共上海区委发布九七运动宣传大纲,内容与中共中央的宣传大纲完全一致49。1926年9月3日,上海区委宣传部发布了一个更为详细的宣传大纲,除较为常见的义和团运动的意义及《辛丑条约》的影响等内容外,还增加了针对义和团运动的抗辩词。抗辩词共有七项内容。中共承认义和团排外、野蛮、杀人放火,但反诘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军队野蛮镇压中国人民,中国社会也仍为宗法神权的愚昧空气所笼罩,“何能独责义和团?”50中共认为,义和团作乱、国人赔罪的历史观念,是受“洋大人宣传之毒”。义和团是代表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不幸失败,亦是代整个民族受过。因而,废除《辛丑条约》,需要“复兴”义和团的精神。51义和团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样,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52。中共恰恰集矢于以义和团为祸首的观念,将祸乱之源塑造成反抗先锋,如此反转,更具鼓动效果。

   掀起一场运动,不能止于宣传。吸收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形成规模性的游行示威,引起更大社会关注,也十分重要。在中共领导下,九七运动从观念变为行动。各地党部组织反帝同盟,作为九七运动的组织依托。1924年8月,中共青岛支部发起反帝大同盟,决议先从各中小学校教职员入手,成立支部筹备会,以便动员上千中小学生参与纪念“九七”53。在湖北武汉的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中,共青团和国民党的成员“十占其八”,居于绝对领导地位54。广东方面,广州学生联合会、新学生社等团体做足准备,在9月7日成立“反帝国主义大同盟”。上海、湖南等地的反帝同盟也是类似情形55,由国民党出面组织,由共产党实际负责。尽管中共在各地建立组织,扩大宣传,但1924年的九七运动因各地党团员人数较少,且无群众基础,组织不力,影响有限。

   而到了1925年九七运动之时,情况已有很大不同,组织条件与观念条件均已成熟。5月底爆发的五卅运动,使反帝观念深入人心,“几乎没有人不熟悉和不了解它的意义”56。同时,各地党团及下属群众组织初具规模。面对1925年的“九七”纪念,中共上下信心十足。8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会议,决议成立九七运动委员会统筹安排,以各团体联席会议名义发表传单,召集各界妇女联合会、天潼福德商联、国民党区党部等团体参与运动57。次日,中共上海区委告知各支部,准备借“九七”纪念之机,乘五卅运动之势,在工人群众及小资产阶级中“做更深一层的反帝国主义宣传”,以巩固在五卅运动中所发展的势力。上海区委下令,各支部首先在内部报告九七运动的宣传纲要及具体的宣传与活动方法,而后召集各团体代表大会或群众大会,其他各市县也是如此。58

   1925年9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上海各大中学校、各工会等150余个团体按计划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九七”纪念及追悼各地死难诸烈士大会,参加人数达20万人。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李硕埙在主题报告中将“五卅”受难者与《辛丑条约》的签订联系在一起,称不废除条约,愧对死难者。大会口号、游行传单、游行路线也与中共上海区委此前的设计相符。59

   1926年的九七运动沿袭了1925年运动的基本思路,同时配合了当年的革命主题———北伐。中共上海区委提出九七运动的重点应注意以下三点:一为“提高反英空气”,二为援助小沙渡罢工,三为乘机宣传北伐。区委先在主席团会议中决定举行租界讲演,召开市民大会,落实活动方案。1926年9月1日,区委召集各部委及党团书记的会议。区执委书记罗亦农解释义和团运动的由来和意义,与义和团运动以后历次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概。最后决定各方活动方法,分头准备。9月4日,区委再次召集会议,由部委书记、党团书记报告准备经过和结果。区委见成绩不好加以训斥,令各方再去准备,分头召集活动分子会议,做传单鼓动市民,规定各支部必须凑齐的到场人数。9月6日,区委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确定时间、地点、路线等游行细节,做游行前最后准备。9月7日,大批军警镇压示威人群,游行讲演只能草草收场。60

   九七运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因势改换口号和策略。国共合作破裂后,反对国民党成为中共革命的重点。在1929年的宣传大纲中,九七运动被认为是动员群众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的旗帜。大纲强调“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事实”,点明国民党的“修改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缔结更加不平等的“卖身契”,指出只有工农群众推翻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才能够真正废除不平等条约61。

   中共精心筹划九七运动,对其抱以厚望,但九七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925年8月,反帝宣传如火如荼之际,恽代英观察到多数民众仍以为义和团是排外复仇的活动62。中共对义和团的历史叙述,并未从整体上改变时人对义和团的刻板印象。20年代至40年代期间,义和团的历史叙述,仍在社会各方长期拉锯的过程之中不断调整,深受时势演变和革命进程的双重影响。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成功探索出一套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叙述。观察中共如何叙述和宣传义和团的历史,有助于理解中共革命史观的理论特征和形成机制。革命史观的核心是以“革命”观“史”,即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以革命目标为驱动,以革命实践为导向,依时依地依势分析历史的阶段、性质及走向。因此,重新审视革命史观,应该还原客观情势、主观施为、思想脉络、社会语境及革命效果等多种因素。

革命运动依照序列层层推进的历史叙述,是革命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义和团的历史叙述,恰在历史序列的生成过程之中。正如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中共党员郑超麟所言,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真正意义,直至1924年、1925年才被系统挖掘出来,并由此而重新估定以前几次运动(如戊戌政变、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价值(1)。(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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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CPC History Studies 201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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