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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钊:中国法理学及其贡献

更新时间:2020-04-28 09:58:56
作者: 陈金钊  

   作者简介:陈金钊(1963-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方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1620

   内容提要:在“西法东渐”过程中出现的中国法理学,是中国法学教育体系的独立学科,在研究风格上属于统合法学,而主要内容是政治法理学。在过去的七十年中,中国法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社会贡献主要在于:从不同的角度为法治正名,使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为法治之理及法治话语的建构奠定了知识论基础;促进了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人权等法律价值的传播;权利本位观念的引入,促进了权利体系的形成。中国法理学的学术贡献在于:运用整体、整合思维模式成就了“统合法理学”的出现,文化观念的引入是对法本质的多角度探索,引入法律方法论对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重要作用。

   关 键 词:中国法理学/社会贡献/学术贡献/法律价值/法律方法/权利本位/法律文化/新中国70年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系解释的原理、方法及运用”(17BFX165)。

   论述中国法理学的贡献,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中国法理学”?只有存在中国法理学,才能探讨其贡献。有不少学者认为,作为知识、价值和方法的法理学并不具有地方特色,因而只有一般意义上的法理学,不存在“中国法理学”。一些学者否定“中国法理学”的原因在于:其一,中国的法理学都是学习、引介的西方法理学。其二,法理学是关于法律的一般理论,所以世界各国的法理应该是一样的,不存在中国特色的法理学。①其三,现在的法理学缺少对中国问题的关怀,基本样态是“西方法理学在中国”。所谓中国法理学其实只是西方法理学(包括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在中国的传播。然而,由于法理学的研究者是有国别的,由中国学者所表达的法理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法理学存有一定的差异,并且在西方法理学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已经开始用于分析中国问题,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法理思考,所以,把中国学者所言说的法理称为中国法理学未尝不可。

   其实对于有无中国法理学,在民国时期就有较大的争议,当时的焦点是中国古代有没有法理学。梁启超、王振先都认为不仅中国有法理学,而且中国古代也有法理学。如梁启超著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②王振先著有《中国古代法理学》。③胡玉鸿曾撰文《民国时期法律学者“法理”观管窥》,认为:“‘法理’成为民国时期普遍使用的法学范畴,但究其名称,除‘法理’外,又有‘条理’‘理法’‘性法’‘学理’等不同称谓。从实在法角度上,学者们探讨了法理因何得以入法、法理是否为民法典规定的独立的法律渊源、法理在民法之外能否有适用的余地、法理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还是一种主观的认识、法理依存的载体以及法理适用与法律类推的关系等基本问题。”[1]关于中国法理学有无的争论持续百年还在继续,既说明中国法理学发展的曲折性,也印证了研究的不连贯性,以至于今天还需要为“中国法理学”正名。

  

   一、为中国法理学正名

   作为法学专业术语的法理学传入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百多年中,法理学经过了从西方法理学到中国法理学的转变。法理学是近代西方科学发展的产物,是随着法学学科的细化而产生的基础学科。在“西法东渐”的过程中,大量西方法律、法学著作被翻译成中文。西式的法学教育也传到中国,法理学也随之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个基础性学科。中国法理学的主要内容是对西方法理学的学习性介绍,其中也夹杂着用西方法学原理分析中国社会现象的研究。经过法理学人一百多年的研习,出现了大量法理学研究的著述,从而为世界法理学之林出现“中国法理学”奠定了基础。“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与中国法治建设共享着同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背景。法理学既是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一种合法性论证和智力性支持,同时也是具体的法治实践及更为宏大的国家治理实践在法律理论上的映射。”[2]由于现在的法理学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体系都是从西方法理学引进而来的(这里的西方包括苏联以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所以很多人不把我国法理学称为“中国法理学”,而将其表述为“西方法理学在中国”。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法理学与西方法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学科体系是继受西方法理学的产物,或者说是西方法理学在中国传播的结果。

   虽然中国法理学主要通过整合西方法理学派的不同观点而形成,但中国法理学还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的法学流派;关于法治、法律的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既难以自圆其说(逻辑上存在很多相互矛盾的观点),也没有形成解决、解释中国的社会矛盾法理学的原理体系。在中国法理学中,“中国”还不是那么耀眼,“法理”的意义也没有得到充分准确的展示,捍卫法治、推进法治建设的“法治之理”也不是很突出。法理还没有成为政治生活、日常生活决策所必备的理由。在有些人看来,中国法理学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学派,自主性创设的理论很少,因而只能用“特色”“实践”等来装饰。然而,仅仅看到问题就否定中国法理学的存在是不全面、不客观的。如果对“中国法理学”进行“素描”的话,至少包括三层含义。

   (一)中国法理学指中国法学教育体系的一个学科

   在法理学科平台上,有一批学者在研究法理学;有一批学生(硕士、博士)都在研读法理学;有诸多的分支学科被罗列在法理学科群中。在中国法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中,法理学与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等并列,构成了中国法学教育的学科体系。法理学学科是中国法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基础学科。在民国的法学教育课程体系中,也有法理学或法哲学,但是作为选修课开设的。尽管其内容主要来自西方法理学,但也有中西结合的内容,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法理思想的挖掘。1949年以后的中国法理学研究,起初主要是引进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由于苏联的维辛斯基法学把国家与法学理论放在一起,因而在学习过程中,中国法理学科失去了独立性,成为国家学说的组成部分。这种把国家与法的理论放到一起的做法,对后来中国的政治法理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很长时间内人们难以接受“法治就是把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圈在法律的笼子里面”。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有了很多的法理学研究者,为后来法理学转向储备了不少的人才;同时,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法理学在中国有了特殊的地位,成为法学课程体系中的骨干核心课程。中国法理学在有些教科书和文献中也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法学研究相结合的产物,有时也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组成部分。

   我们注意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法理学者也具有了主体意识,开始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所建构的法理学称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理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一批学者在研究传授、学习法理学,出版了大量法理学专著、教材,发表了大量法理学文章。可以说,中国法理学学者对法理学的研究及著述正在塑造中国法理学的内容。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大潮,使得西方众多哲学社会学科传入中国,法学学科也在马克思主义引导下与各学科融贯发展,中国法理学研究迎来了春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在加快中国法学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塑造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使得法理学“自然”进入了“显学”的行列。法理学随着法学教育的深入被更多的人所接受。然而,由于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没有分门别类的法理学,使得作为学科的法理学教育主要传授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内的西方法理学。经过一百多年的消化吸收,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与西方法理学有别的中国法理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国的法理学教育无论在教材、课程体系,还是在培养数量、质量方面都有了较大发展。作为学科的“中国法理学”,无论是学科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方法体系,还是在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当然,中国法理学的研究还存在欠缺。诸如,有学者(诸如,於兴中教授)想向西方介绍中国法理学的代表性作品的时候,颇费周折,因找不到代表性作品而备感痛惜。然而,没有举世公认的法理学代表性作品,并不能否认中国法理学的存在。因为经典作品一般很难在当世被认可,传世之作需要在历史长河中接受洗礼。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些年中国法理学者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法理文库、法哲学文丛一类的书籍可以信手拈来,法理学文章更是俯拾皆是。这些作品并不是有些看客所说的“垃圾”。一些人对中国法理学的否定,无非是对研究现状的不满,并不意味着中国法理学对中国社会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只是在下一步研究中,需要改变单纯对西方法理学的吸收,还应该把传统文化“自然地”植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需要研究出化解社会矛盾而不仅仅是解决个案纠纷的法理学,从而使中国法理学有更多的中国元素,彻底改变西方文化对中国法理学的“殖民”。④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理学提供理论体系、话语体系。

   (二)中国法理学是政治法理学

   最近四十年,中国法理学研究了很多问题,对中国法治思想的形成、法治观念的转变以及法治实践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区别于其他法理学流派的地方在于出现了政治法理学。在政治法理学中,法治、法理学都没有独立性,所讲的法理不只强调法律是要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法律、法治的限权功能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一些人意识到,当下中国缺少的不是法律,而是法理,特别缺少用于分析、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理。至少是中国法理学之中的法治之理还不够系统,还没能深入人心。包括部门法在内的多数法理,主要是用于解决具体案件纠纷的。这当然不是说中国法理学中没有法治之理,而是说维护法治的法理多是片段性的,没有形成系统的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理论体系;对法治的捍卫与政治诉求之间还没有形成逻辑一致的关联。政治法理学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注重研究的实践倾向。理论为实践服务、理论要指导实践是很多研究者的政治抱负。“中国法理学已经逐渐走出了一条迈向实践的法理学之路,这不仅是中国法理学的成就,而且也是中国法学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向。”[3]在实践论影响之下,中国法理学者的研究特别关注实践问题,主张在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中发展中国法理学。然而,这种思维倾向也有负面作用,衍生了部分不重视理论价值的实践优越论。很多人主张法学研究的问题导向,而问题导向的研究都是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造成了对法律、法治基础理论研究的忽视。法治的逻辑架构、法治的基本原理、法治价值等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没有地位。一些人认为,过度地依赖理论的指引会误导中国法治建设。这一言辞如果离开语境理解,在逻辑上似乎没有问题,但在具体语境中却会衍生出对理论的轻视。人们很少思考的问题是:没有理论根本就不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导向、理论导向是正确的思维方向(诸如,问题导向要解决的是理论的空洞性,而政治导向解决的是研究的政治方向问题),但问题在于,法治是一种兼具理论与实践属性的问题。实践优越论难以厘清基础理论问题,势必会影响实践的质量。在很多场景下,法律、法治成为纯粹的“修辞”意味着,我们在理论上没有做好法治定义,没能研究出广为接受的法治思维模式。这对全面推进法治中国目标的实现来说可能是最危险的。可以说,把基础理论视为空洞的研究,既可能阻遏了理论研究的深度,也影响了法治的正常发展。我们发现,在中央提出“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时候,理论家们只能搪塞说法治思维就是法律思维,然而法律思维都是化解具体矛盾的原理。拿不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法学原理,只能说明法理学理论研究的不足。因此,中国法理学界需要认真研究在中国实现法治的原理,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做好理论准备。

二是重视政治方向。虽然西方法理学也在谈论法治与政治、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但能够彰显中国特点的内容主要是对法治与政治、法律与政治等关系的独特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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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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