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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钊:中国法理学及其贡献

更新时间:2020-04-28 09:58:56
作者: 陈金钊  

   另外,还有一种研究现象也值得警惕,就是很多人对法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基本上都是从西方的源头重新开始。这一方面是重复劳动、浪费研究资源,另一方面也显得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没有研究者的积累。在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文章中充斥着外文或翻译作品的引注,缺少对中国法理学成果的关注。我们不能永远在起点上徘徊,需要面对中国问题的自主性建构。

   第二,需要认真对待西方法理学中的分离命题。由于我们没有正确理解西方法理学中的分离命题,以至于法律与政治、法律与道德、法律与价值、权力与权利等关系被扭曲,法治的绝对性难以得到充分树立,对专制、专权思维缺少理性系统的批判。西方法理学为了证成法治的可能性和纯洁性,提出了很多分离命题,诸如宗教权力与世俗的权力分开,宗教不能干预政治、教育等。这是欧洲较早的法治原则。政治与法治的分离,主要是限制政治权力的任意行使;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分离,政党掌握国家权力,政府行使公共权力;道德与法律的分离,不是要舍弃道德,而是要论证法治实现的可能性。因此,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进入司法、执法需要以法律渊源的名义,不能随便以道德等的名义改变法律的意义。

   第三,需要改变传统的辩证思维模式,认真对待法律、法治实现的方法论[22]。在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极端认识:讲分离就是绝对的分开,好像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导致割裂了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联。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反对分离命题,更多地主张在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普遍联系之中把握法律的意义。然而,在辩证思维方式之下,法律的明确性越来越少,可预测性越来越差,法律的权威得不到充分的尊重,以致法治在中国被认为是综合治理。而改变这一切需要我们重塑中国法理学的知识、价值和方法论体系。法治方式需要在适度分离的命题下才能进行有效的法律推理,否则什么都是法律,法律推理的前提就过于模糊。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形式逻辑对法治的积极意义。中国法理学目前最主要的就是做好两个分离命题:一是法治与政治的分离,二是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同时,中国法理学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构建法治理论体系,塑造法治思维,为社会矛盾或者是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提供独立的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体系。

   (二)文化观念引发人们对法本质的多元思索

   文化多元已经得到世界的认同。文化、法律文化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学术概念,但是,伴随中国学界对文化问题的关注、深入讨论和激烈争论,作为舶来品的“法律文化”一词开始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热点,法理学、比较法学和法律史学领域的许多学者纷纷上阵参与讨论,颇有言必称“法律文化”之势[23]。

   “‘法律文化’概念的引入为中国法学增添了一个鲜活的词语,改变了人们对法律性质过于简单的理解,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学的范式转换起到了媒介作用。然而,我们如果仅仅满足于将‘法律’镶上‘文化’花边的表述游戏,或将其含义不加限定地予以泛化,法学的‘文化’气象恐难以维持久远,‘法律文化’的概念也将成为无果之花。”[24]带着对这种忠告的接受,中国法律文化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在现代化旗帜之下,把法律文化作为法律现代化的目标,以西方法律文化为背景,批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存在的问题,试图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改造。这种改造在一定意义上是成功的,主要标志是很多学者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法治观,对国家主义的法治观提出了多个角度的批判。另一个方向是向中国传统法律文本寻求本土资源,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中存在的精华。以儒家为代表的“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还在很多方面影响着我们对西方法律价值、法治文化、法律方法的理解。这意味着,“概括地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式特征和价值取向,考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急剧变革的近现代中国社会所遇到的挑战和命运,进而揭示传统中国法的转型与发展趋势,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基本任务。”[25]确实,传统文化是现代化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任何来自西方的文化,如果不能实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都很难开花结果。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法律文化引入法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观点介绍。当中国学者接受文化观念和研究方法后,法律本质多元的观念就随之深入人心,法律的正义性、社会性、规范性等就成为法律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法治就是限权的观念就容易被接受,法治话语就可以在多重意义上言说。法律文化与权利观念的引入,被称为是中国法理学1980年代发展的重要标志。刘作翔、刘学灵、武树臣等学者法律文化的研究,开启了对法律本质等问题探究的新路径。(11)改革开放后1985年第一篇关于法律文化论文的发表,到今天法律文化研究仍在持续展开证明了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法律文化是在特殊的背景下进入中国法理学的。对多元法律文化的承认,对中国法理学来说无疑是一场思想解放。法律文化观念的引入,对消除阶级斗争法学、政治法学的绝对性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今天我们吸收外来文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三)法律方法论的研习正在改变思维方式

   按照黄茂荣先生的观点,法理学研究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法哲学。在法哲学的研究中,思想者可以脱离开法律规范而自由驰骋;可以对法、法律、法治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想象力展现。因为法哲学层面的研究一般不会涉及司法执法的实践问题,不会影响裁判的结果。然而当法哲学层面的讨论进入成熟阶段,或者说论证到了可以准确理解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另一个层面,即法律方法论领域,然后就有了理论和司法执法实践进行有机的结合,甚至会影响法律方法的运用。在中国,关于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对法律解释这种传统法律方法的研究。但自从西方法学出现逻辑学的实践转向及语言学转向以后,对法律逻辑中论证、修辞的研究,以及法律语言的研究,就深深地影响了法律方法的走向。法学家们在运用经典逻辑的同时,开始着手对非经典逻辑进行研究。因此,在传统法律思维的基础上出现了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的概念。

   法律思维,是根据法律的思考,而法律的主要成分是以法律文本为代表的行为规范,其主要目标是解决具体案件。在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后,法治不能仅仅解决具体案件的纠纷,还需要化解社会矛盾。党提出了“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政治主张,因而用于化解社会矛盾的法治思维随之出现。法治思维的展开就是法治政治的原理。然而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时,中国法理学还没有准备好法治理论体系和法治思维规则系统。中国法理学者对此无能为力,只能提出法治思维就是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就是对法律思维进行模仿。但问题是,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有着不同的问题域。在这一背景下,张文显教授提出了法理思维的概念,试图解决思维方式问题。法理思维事实上是根据法律思维规则所产生的决断,无论对政治行为和法律行为都会产生影响。

   在多年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法律方法论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法律思维规则。但目前很多学者只承认法律是行为规则,而不承认法律也包括思维规则。法律作为行为规范可以断定人们行为的合法、违法或非法的属性,但难以断定思维过程或结果的对错。从司法权就是判断权的角度看,所谓错案就是关于法律意义判断的失误,而判断失误是无法用行为规范来断定的,只能用思维规范加以确定。从这一视角来看,仅仅承认法律是行为规范,而不承认法律是思维规范,恰恰为法官等权力主体的任意裁判预留了空间。只要行为不违法,在逻辑上似乎就不存在错误。这也为随便解释法律而不受追究提供了机会。同时,由于不承认法律思维规则的存在,致使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很难转换成日常思维,法治之理也很难被广泛接受。很多人认为,有了法律,只要依法办事,法治就会得到实现。法治的实现不仅需要与法治相匹配的法律行为规范体系、法律监督体系、法治实施体系以及法治实施保障体系,还需要法律思维或法律方法论体系。

   在中国的法治大潮中,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进入了兴盛时期。面对世界各国分析性法理学,中国学者发挥了中国人固有的整体、辩证和实质思维优势,使中国法理学呈现出综合或者整合性优势。然而,中国法理学的兴盛与危机并存。如果以法治目标为参照系的话,就会发现中国法理学的困境。法律的设计有一套严密的逻辑系统,法治的实现需要发挥逻辑体系的作用。中国法理学的整合思维不仅没有使法律更加清晰,反而是通过整合更加模糊了对法律、法治的认识路径。这可能预示着“中国法理学”成也整合,败也整合。那么,在整合基础上的中国法理学如何突围?魏德士的研究发现,“法理学及法学的其他基本问题在世界观和制度变革与动荡的时代更为人们所关注。”[5]16因此,困境能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人们对法哲学和法理学深入且全面的思考总是紧跟社会灾难、制度危机和政治变革。”[5]17当前正是中国发展法理学的大好时机。只是我们需要注意到,“当下的中国法理学面对的中国自身的独特问题与国际法理学界面对的共同问题相叠加,更使得期盼在方法论上有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共识这一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更多的法理学者采取的是为我所用的综合性进路,这或许是学术后发群体必然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优势。”[6]但我们不必悲哀,因为中国法理学的兴盛才刚刚开始。在整体思维中融进体系,在体系思维中构建法律要素的逻辑关系,也许是完善整合法理学的重要路径。

   注释:

   ①陈景辉认为:“法理学作为一般性的理论,它必然是具备普遍性的。只要承认普遍性或者一般性,那对不起,没有中国×××,只有×××。在我看来,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法理学,我们只有一个法理学。”季卫东认为:“人们老是强调‘中国的法理学’,这种说法是蛮荒唐的。尽管各国存在不同的法理学流派和主张,但法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是追求普遍价值的。”参见《对话: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

   ②参见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集》(范忠信选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王振先:《中国古代法理学》,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④“不管大家承认与否,自从20世纪初以来,中国的法学基本上受西方法学的宰制,我们现有的法学概念、认识框架、学术规范和研究范式、方法论,无一不是‘舶来品’。至少从表层看,我们现代和当代的法学是西学式样和西方传统的,这对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的知识精英们确实造成了一种文化的压力。此种压力在学人内心里形成深深的痛楚,生发封闭与开放、情感抵抗与理性认同之间的冲突,这种心理和文化冲突融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过程,构成精英知识生成、知识融合、知识突破的框限。”参见舒国莹:《在历史丛林中穿行的中国法理学》,《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

   ⑤“当下,在中国法学界,共识性‘法理’概念尚未凝练出来,把‘法理’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和中心主题尚未成为理论自觉,致使‘法理’在应为‘法理之学’的法理学知识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中处于缺席或半缺席状态。”参见张文显:《法理:法理学的中心主题和法学的共同关注》,《清华法学》2017年第4期。

   ⑥关于政治法理学论述参见陈金钊:《法治时代的中国法理学——政治修辞下的法理学解放》,《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3期;陈金钊:《法治政治及其实现方法论》,《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⑦也许现在总结中国法理学70年的成就并不合适,因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才刚起步,法理学对未来中国的影响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本文对中国法理学成就的概括更多地是一个法理学研究者在诠释对中国法理学的认识。

⑧关于法治之理笔者已经撰文,在此不再赘述。参见陈金钊:《法治之理的意义诠释》,《法学》2015年第8期;陈金钊:《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之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9期;陈金钊:《用法治之理塑造中国法理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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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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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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