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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钊:中国法理学及其贡献

更新时间:2020-04-28 09:58:56
作者: 陈金钊  
而且还有不同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在直接翻译过来的作品中,西方法律价值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但“只要有理解,理解便会不同”这在法律价值传播过程中也表现的非常明显。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平等、权利等在中国都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也又一次印证了一些学者的断定,法律、甚至法律价值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公正、效率、秩序等价值的全面引入,对中国人的思想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法理学所倡导的很多法律价值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还要进一步融入法治建设。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法律价值的传播仅仅是在专业范围内开展,还没有实现与中国固有善良观念的有机融合。法治所倡导的法律价值还需要转化成中国法治建设所需要的话语体系,法治话语还需要转化为话语权,法律价值还需要与传统仁善义等实现融贯。

   (三)权利本位的引入促动对权利体系的认同

   在中国,人们较为认同法律是行为规范体系。法律体系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是指行为规范体系。这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人们对法律的看法,好像法律仅仅规范人们的行为。如果我们仔细思考法律内容的话,就会发现法律规范主要是由权利义务、权力责任所指引的。有些法学家在探究法律的时候,更愿意把法学视为权利之学。实际上,法律不仅是行为规范体系,还是权利体系。四十年改革开放,对中国人影响最大的就是权利观念的引入。中国的法律规范中已经形成了政治权利、社会权利、私权利等权利体系。对权利的接受,是近百年“西法东渐”的一个显著特征。权利体系的形成虽然是制度现代化的必然,但也与法理学界积极探寻权利本位具有一定的关联。“1988年6月,在全国首次法学基本范畴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了‘法的本位’问题并进行了热烈而认真的讨论。”[15]此后的很多著述都在强调法学是权利之学,而政治学则是权力之学。

   对权力观念,中国人并不陌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从不缺少权力。但是很难说古代的臣民有权利,系统的、制度化权利是清末以后才在中国的法律中有所体现的。自1988年以来,关于权利本位的讨论不仅在法理学界,而且部门法学尤其是民法学、社会法学界都在密集研习这一问题。⑨今天还在讨论的新兴、新型权利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权利本位的继续。权利本位对法律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立法中大量引进了各种权利,诸如人权、社会保障权、劳动权、环境权、受教育权、知识产权、消费者权利、经营权、承包权等,还有一些诸如婚姻权、物权、债权、继承权等传统权利更加完善。可以说,中国在完善法律规范体系的同时,也出现了权利体系,权利本位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接受。

   权利本位范式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基石概念,提供了法的本体论理解系统,提供了审视、批判和重构的思想武器[16]。权利本位来自三个方面的比较,主要有三个阶段的发展:一是20世纪80年代对权利本位的讨论,主要是在权利义务关系中思索权利本位[17]。所批判的对象主要是传统中国的义务本位,即中国的法律表达是以刑为主,多是一些禁止性规定。在这一批判声中,中国人开始接受法律的权利表达方式。二是在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中确定权利本位。道德规范的内容主要是义务,即突出了对社会、他人的奉献和牺牲,而法律则强调权利义务对等,权利义务一致的法律思维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然而,在权利张扬的过程中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进行原因分析时,有些人把矛头对准了权利本位,认为人们对权利的钟情造成了道德滑坡。我们需要看到,权利本位并不必然造成拜金主义,道德滑坡是一个综合的社会现象。道德与法律调整所要建构的是两种相关、但又不完全相同的社会秩序。实际上,在道德与法律关系上,不宜进行完全对立的思辨。三是在权力与权利的比较中确定权利本位。“权利本位论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为四个‘先于’,即权利先于功利、权利先于义务、权利先于权力、权利先于立法。”[18]权利的增多、权利本位的引入,得益于法理学界对权利与权力关系的确定更加清晰。中国人法律意识发展的基本趋势是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权力意识的弱化,这是对权利本位的高度认同。

  

   三、中国法理学的学术贡献

   经过学者们一百多年的努力,中国法理学确实已经出现,而且学术研究迅速发展、学科地位不断巩固,对中国法治的贡献日益显现。在中国,“法理学学问传统的裂痕在逐渐修复,法理学之自身‘学术’因素得到强化,法理学者之‘知识共同体意识’愈来愈得到彰显。”[7]人们已经意识到法理学天生就是为法治建设服务的学科。特别是在“权利本位”等观念提出以后,学者们围绕着法理学的基本范畴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中国法理学在现代化旗帜下,开始探寻法治中国的实现之路。

   “法理学的知识生产,实际上来源于两种颇为不同甚至具有内在紧张性关系的需求:其一为法治实践对法理学所提出的基于法律和法治自身内在逻辑的理论需求;其二是基于法律逻辑而向法学研究所提出的理论和‘类理论’需求,其经常性地表现为就某种即时行为向法理学提出的合法性添附的要求。”[2]在中国,人们一般不对法哲学与法理学做详细的区分,更多地是混合使用。对法理学与法哲学作出较为细致区分的是德国法学。他们认为法理学是关于法律的理性学问,而法哲学则是对法理性的反思。法理学涉及的是法实际上如何,而法哲学则是应当如何。“法理学要认知与表达法本身及其在各个法律子系统中的实际运用过程。法理学的目的在于对具体的法律职业问题领域、法的因果关系及其效力进行论证,法理学注重的是对法律思维的描述。”[5]8本文中所说的中国法理学不做这种区分,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法理学今后不会有这种区分。在笔者看来,今后中国法哲学会更加关注宏观问题,而法理学会朝着法律方法论的方向发展。

   (一)中国法理学学科体系初现,形成了统合法学派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几代中国法理学人在研习、吸收、改造西方法理学的基础上,不自觉地运用中国整体性思维、包容性文化塑造了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中,中国法理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学科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等方面都有了快速发展。以法理学为基调的分支学科增多,出现了法律哲学、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法律逻辑学、法律修辞学、法律语言学、西方法理学、价值法学、法律方法论、法律解释学以及教义学法学、社科法学、政治法理学、法政治学、法律与文学等等。西方的很多学术流派,在中国变成了学科。法学研究方法全面介入,人工智能、经济分析、教义学分析、科学方法、逻辑分析等不一而足。在这些构成学科的体系中,虽然缺少中国学者的自主知识产权,但也不是原封不动地接受西方法理学的内容;虽然人们所使用的概念都是西方译介过来的,但包含了中国人对这些概念的独特理解;虽然没有中国人创设的原理,但对这些概念、原理的理解与传播却都带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整合方法的运用中搭建了中国法理学学科体系。

   很多人认为中国法理学是对西方法理学的吸收,没有自己的特点。其实不然,中国人对西方法理学的吸收,虽然没有经过细致的论证(即哪些理论观点应该成为中国法理学的内容很少有专题的论证),但我们对西方法理学的吸收绝对不是全盘吸纳。中国学者是在不自觉地运用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实质思维的过程中,把西方的法律、法治文化融入中国人的思维过程的。在很多概念的切换中,实现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嫁接。尽管这种嫁接在很多场景下还显得有些僵硬,恰当的融贯还在继续探索之中,但在最低意义上,已经不完全是“西方法理学在中国”。西方法理学的中国化、本土化已经开始起步[19]。这源于学者们已经萌发的中国问题意识及智库研究的引导。虽然中国法理学科有了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体系,但是,“法理学知识生产的独立性与知识内容的开放性所引发的内在紧张——非自足性的法理学与法学理论的自主性发展,仍是当代中国法理学学术史中一个有待深入分析的基本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在缺乏自主性逻辑之诟病中,中国法理学艰难地进行着自我调整。”[2]不仅有关于法律的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的探索,而且还有方法论的深入研究。中国法理学科有了明确的学科自主意识,学科的独立性得到初步显现。这使得中国法理学的专业化和实用性明显增强。在法理学研究中,已经启动了为法治服务的法治之理、法治话语系统、法学理论体系的研究。

   尽管“中国法理学”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但人们还是经常抱怨没有形成西方那样的法学流派。然而,我们需要认识到,恰恰是中国人没有原封不动接受西方法理学,才成就了中国法理学的出现。之所以说中国法理学是一种统合法理学,是因为中国一些比较早的专门研究法理学的学者如东吴大学法学院吴经熊教授就被认为是“综合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受到国际法理学界的承认[7]。不过,中国法理学是糅和西方法理学的产物,缺乏内在逻辑,无论作为知识体系还是作为学科体系,都存在不少内在的矛盾。在整合性基础上搭建的中国法理学学科体系里,有不少观点和研究方法冲突,法理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一致性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现有的中国法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更像是法理学知识体系的拼盘,而不是像西方式的法理学学术流派。之所以会有这种印象,主要是因为人们的知识结构已经接受了西方法治的模式。西方法学中的法理学流派都有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而目前中国的法理学者还都是综合运用各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也都是整合性的,包含着多种学派观点的结合。但对此恰恰不用惋惜。因为在辩证思维支配下,矛盾是社会的存在方式,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就是矛盾的思维方式。

   尽管“中国法理学”的知识系统多来自西方,但中国法理学者不是全盘吸收西方法理学概念、原理,这些知识中包含着运用中国人独特的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和实质思维方式的改造。来自西方的法理学概念在中国有了自身的意义[20]。“从知识来源方面看,法理学具有非自足性的一面,它需要法治实践及其背后的社会结构的支持,从而获得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结构。同时,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法理学又有其内在的理论发生与演变轨迹,具有相应的自主性发展逻辑。”[2]对于西方法理学概念原理等在中国发生的意义改变,中国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学人“自主性”的表现,表明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胸怀,也有人说这是对西方法理学的误解。不管这些争论最终结果如何,中国法理学者经过自身努力实现了法理学知识、价值和方法体系的塑造。这种塑造既与西方法理学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又不同于西方的法律理论、法治理论。只不过我们所塑造的法理学体系,对基础理论命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嫁接的痕迹较为明显。

   中国法理学的统合性,虽然为中国法理学的出现做出了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学科体系(知识体系等)的独立性需要加以解决。法理学就是讲述法治之理的学术,是维护法治的立场和结论,不然就不能称为法理学。法理学通过讲述法律的独立性成就法治,而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又支撑着法治之理能够发挥调整社会的作用。中国法理学学科知识体系的独立性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21],其学科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对法治建设发挥自主作用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尽管我们目前已经有了学科独立的自觉意识,但在法律、法治、法律价值等问题上还缺乏融贯。在知识建构过程中,过多地吸收西方法学知识,缺少自主性批判思维的建构。因急于建构法理学知识体系,所以拿来主义的翻译介绍就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式。虽然我们不停地倡导中西结合、现代与历史结合,但在对西方法学原理吸收的问题上,学者们思考更多地是是否存在对西方法理学“经典”的误解,缺少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以致“中国法理学”中缺少中国——在中国法理学知识建构中忘记了中国问题意识、文化传统,缺少对中国现实的分析、解释,在对西方法理学的吸收过程中没有注意中国的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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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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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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