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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钊:中国法理学及其贡献

更新时间:2020-04-28 09:58:56
作者: 陈金钊  
“法治是政治的工具、法律是为政治服务的”的观点是苏联国家与法律的理论以及中国传统的权力本位思想的一种延伸。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法理学界开始努力摆脱国家学说对法理学的束缚,把国家与法的理论改称为“法学基础理论”,使国家学说返回到政治学。学者们试图建构“纯粹的法理学”,以便为法治建设提供法理基础。当前,这种努力仍在继续。虽然“法学基础理论”已经被改称为“法理学”,甚至有些教材直接称为“中国法理学”,但法理学中仍缺少限制权力行使的法理。以至于到今天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法理学中缺少“法理”。⑤确实有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但这一研究重点不是法理,而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特色或重点关注。多数研究是对一些决策进行注释、论证或辩解。⑥法理学没有学科知识、价值、方法体系的独立性。

   在政治法理学的引导下,对一般的法理以及法治建设所需要的法理研究还不够。在法理学知识结构中,法治之理还没有贯穿至法治思维之中,更多地还是在法律渊源中探寻法理的地位。“法律体系为逻辑的价值系统。法理源自正义,位于法律体系之最上位。在实践中,其内容事实上也被逐步具体化,并积累下来。”[4]其实,法理有多层含义,不同含义的法理有不同的位置,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在法治思维中,法理就是法治之理;在具体的案件纠纷解决过程中法理才是法律渊源之一。“法理学有三个功能,即经验功能、分析功能和规范功能。”[5]8经验功能是对生活环境中特定事物的系统观察,分析功能主要是对法律语言、法律规范结构和法律制度进行建构研究,规范功能是对法律概念以及法律方法的研究。对法理的思考旨在理解法的作用方式和法学者的思维方式。但我们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还不够细致。法理学发展的动力来自中国社会矛盾的解决需要法治,而法治建设需要法治之理。但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来自西方的法理学,具有强烈的分析性特征,对具体案件的分析比较得心应手,但对社会矛盾的分析解决还研究不足。中国学者对社会矛盾的分析更习惯使用政治经济学,而不是政治法理学。虽然我国有政治法理学,但其中的法理不足。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法理思维才刚刚被提出来。

   (三)中国法理学是统合法理学

   若干年来,中国法理学者研究了“法律平等观,法的概念与本质,法的起源与发展,法的价值与作用,法定权利与义务,法律关系,法律体系,法律责任,法律意识,法律方法,民主与法治(法制),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法律文化与法律信仰,法与经济、社会、政治、道德之关系等法学基本范畴和法理学领域经久不衰的命题,均被法理学界同仁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全方位开启了与国际同行沟通对话的进程。可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中国法理学‘融入法学’‘回归法理’‘重返法治’的四十年。”[6]锚定现实并趋向哲学思考,然后回馈、影响现实,构成了中国法理学的特性。我们欣喜地看到,已经有学者开始从法理的角度打量中国,运用法治之理分析、解决、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中国法理学是指由中国学者在整体思维支配下所接受的法理学知识、价值与方法,是与传统文化思想的整合融贯。之所以称为“接受”而没有说“创造”,是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法理学者还没有摆脱西方法理学“消费者”的角色。就体系性知识、价值和方法的构建来说,中国法理学者所做的创造性工作并不多。“中国之‘法学家的法理学’传统决非‘旧学’传统的余绪,而是在‘西学东渐’、西方法学知识传播,特别是现代大学设立法科之后逐渐形成的,是西方法理学的知识传统和模式在中国引入的结果。整体上说,这个学问传统是在1900年以后才渐次明朗化的,并且带有英美和欧陆法理学传统影响的痕迹,尤以英美的风格影响为重。”[7]在中国没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法理学,所显现出来的基本属于“西方法理学在中国”。然而,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中国法理学与西方法理学完全一样。

   在中西融贯的过程中,我们拿来西方法学概念、法学原理、分析方法,引进了法律价值以及法治理念,但这种来自西方的原理难以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接,也难以直接解决现实的问题,因而需要中西结合。在结合过程中,基于法律教义学的原理,应该与中国传统思维情理法结合。在看到法律一般性的时候,还要看到中国的特殊性。张中秋认为中国古代法理学的精髓在于,天理、国法、人情的结合。“天理、国法、人情或者说情、理、法的统一之所以理想,乃是因为它承载和体现了动态的合理正义观对真、善、美这些人类普适价值和最高理想的蕴含与追求。”[8]虽然“中国传统法理学的大法观念有利于克服实证主义法律观的过度狭窄,动态的合理正义观有助于我们确立主体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8],但是这种整体性的思维却跟法治没有多大关系,如果进行思维延展的话,可能还会否定法律、法治的权威性。因为在修辞方式上,没有以法律的名义统合天理、国法、人情,而是各因素在思维过程中任意流淌。这在一定意义上增大了法律的不确定,使得法治更难以实现。但我们还需要看到,中国学人在西方法理学知识的基础上累积出中国学者所言说或传授的法理学(对中国法理学属于统合法理学的原因在本文第三部分接着论述)。

  

   二、中国法理学的社会贡献⑦

   中国法理学就是中国人所研究使用的法理学,其有自身的特点和内容。上文述及,张中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法理学的存在。然而,对中国法理学的探索,我们不仅需要注意历史传统,还必须注意特殊的历史背景。强调法理学的中国属性不是强调中国人常说的“面子”,而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需要法治。中国法理学研究需要带着中国问题意识,把法理学植根于中国社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来自西方的法理学中国化。19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对西方特别钟情。“学问被奉为一种沿着西方道路且还带有现代生活味道的精神世界的探索。”[9]带着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人们提出了中国化的研究范式。中国法理学是法理学中国化的产物,对中国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一)为法治正名,为法治之理及法治话语的塑造奠定了基础

   解决社会矛盾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革命方式,二是改革方式,三是法治方式。中国共产党用革命方式武装夺取了政权,用改革方式解放发展了生产力,现在进入了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新时代。从革命、改革到法治,实现了中国治理方式的巨大转变。把法治当成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把权力圈在制度的笼子里,这些都意味着法治方式在中国思想史上取得了空前的认同。思想的这一变化有多种原因,但与中国法理学界对法治的论证、法治之理的叙说以及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塑造具有很大关联。中国人较为普遍地接受了法治观念,这是正名法治取得的显著成果。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法理学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法治。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民主、法制两手抓的思想;中国法理学界围绕人治与法治、法治与专制、法制与法治、民主与法治、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中国,以及法治体系、法治能力、法治话语体系等展开了全方位的论证。依法执政、遇事找法、化解矛盾用法、解决问题依靠法治思维方式的出现,也是解放思想的产物,人们不再因循守旧,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深化改革、推进法治建设成为四十年来发展的主旋律。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法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发展、法治是四十年人们经常使用的关键词,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言辞主调。

   若干年的中国法理学研究为法治话语建构奠定了基础。“共和国的法治认识进程,已经使得法治作为问题在理论逻辑上完整展示开来;从结果看,完成了对法治的正当性正名,凸显了法治定义上的立场和观点分歧,开始了对法治实践的量化探索。”[10]对于正名法治,法理学界做了许多的工作:第一,引介大量西方的法治理论和经验,论证了法治是文明社会治理的最好方式,实现制度现代化以及法治把权力圈在法律的笼子里是世界性潮流。第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意识到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需要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第三,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认识到振兴中华就需要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法治在反对专制、保护人权、实现公正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其他体制机制难以做到的。

   对于定义法治,我们主张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塑造法治实现的话语系统和理论体系。但是,当法治成为一个时髦的术语时,“其含义反而模糊起来,争议也由此产生,会存在多种对其含义的理解。”[11]因此,定义法治在目前来看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法理学还没有通过法治实践锻造出法治逻辑,法治之法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12]。受西方法治理论以及中国固有的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人们对法治的含义还存在着多种表述。观念中的法、制度中的法、现实中的法、动态的法、静态的法、法学中的法、政治学中的法、西方的法、中国的法、官方的法、民间法以及政策是不是法等等,都在缠绕着人们的思想。法律、法治的命运随着人们的不同理解而衍生不同的走向。但从总体方向看,“依法治国早期实践阶段关于‘法治’与‘人治’关系的争论为后来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发展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可以说,没有依法治国的早期实践及其理论准备,就没有依法治国的确立和发展。”[13]中国法理学几十年的研究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由于定义法治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完成,所以量化法治的工作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中国法理学者明确了为法治建设服务的目标。这一目标的明确,既来自执政党的要求,也来自法理学的自觉。党提出要把法治当成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所以法学研究者也就明确了建构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的任务。法理学者意识到,法理学的使命就是为法治中国建设服务,要建构法治实施和保障体系,在理论上证成法治以及为实现法治寻找路径等。明确中国法理学研究目标,既是这些年学科发展的最大进步,也是法理学者主体意识萌发的最主要标志。如果说过去中国法理学者在传播西方法理学的过程中还有很多忧伤的话,那么在法治中国建设目标之下,中国法理学者就应该张扬自己的主体性,为法治中国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法治中国建设服务目标的明确,是中国法理学摆脱西方法理以及攀附政治的开端。任何法理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是法理学讲述的是法治之理,所服务的政治是法治政治,而不是其他形式的政治。⑧法理学原理成为限制权力任意行使的工具之一。

   (二)促进了民主、自由、公正、平等、人权等法律价值的传播

   法律价值是法学研究的最重要问题。无论是立法、执法还是司法,都需要价值引领。开放的法律体系不仅是法律规范体系,还包括法律价值体系和其他社会规范体系。然而,在某些语境中,法律价值却是被忽视或者批判的对象。被忽视的表现之一是,在价值都是有阶级性的预设之下,公平正义、自由民主、人权等法律价值被视为是虚伪和骗人的;之二就是一些人认为制定法是唯一法源。如此将会导致机械的司法、执法。但法理学界对法律价值是非常重视的。根据中国知网的资料显示,严存生教授在1988年就撰文反思了法律价值的积极意义,强调了法律价值的重要性[14]。价值观念的引入是对“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僵化观念的消解。此后中国法学界就开始对法律价值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不仅在本体上研究法律价值体系、价值追求、自由与平等、自由与秩序、民主与秩序、平等与效率以及法律价值观念的演变,还在方法论上研究法律价值冲突、价值分析、价值选择、价值衡量、价值补充、人权救济等。

然而,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汉语中很难找到与西方法律价值完全对应的语词或概念。历史悠久自成一体的中国文化不仅有自己的话语系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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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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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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