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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中 初殿清:信息时代刑事司法的发展与思考

更新时间:2020-04-27 22:45:49
作者: 陈光中   初殿清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发展之迅猛更超乎想象。但是事物充满辨证法,信息技术带有负能量。诚如美国信息学大师詹姆斯•格雷克所言:“新的信息技术在改造现有世界景观的同时,也带来了混乱。在这场混乱中,希望与恐惧相互交织。”[1]本文拟就信息时代刑事司法的发展问题,结合中国实际,略抒己见,就教方家。

  

   一、信息时代刑事司法实践出现的新变化

   我们当下生活在信息时代。这并不是说此前人类社会中没有信息,铁器时代和蒸汽时代也存在着各种形态的信息。“世界上几乎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信息的方式量化”[2]。信息一直都在,但第三次工业革命通过数字技术、个人电脑、互联网使得信息疾速增长和迅速传播成为可能,于是出现了信息爆炸,数字化信息飞速充满人类社会发展,人类强烈认识到信息的存在及其强大能量,是谓信息时代。而今,以无人驾驶、人工智能、新型材料、3D打印、5G通信等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席卷全球,深度影响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3]数字化、智能化革命不但在宏观上深刻撼动着生产组织方式和世界经济格局,微观上也改变着每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面临着自观念到模式到具体制度的新一轮转型。我们已经逐渐习惯了屏读,习惯了利用网络搜索来获取所需,习惯了周围越来越多的生活用品上装有传感设备,习惯了现金甚至银行卡的逐渐退出,代之以二维码实现支付。

   改变同样发生在刑事司法领域。若干年前,人们对信息技术影响刑事司法的理解还主要停留在技术侦查、远程视频作证、电子证据等领域;近年来,“大数据司法”、“电子卷宗”、“远程庭审指挥”、“多媒体示证”、“智慧法院”、“数字法庭”、“智能导诉”、“智能书记员”、“虚拟现实”等新概念已经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刑事司法在信息时代(尤其是近些年大数据技术兴起后)的新变化可以主要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数据共享与深度应用

   大数据、云计算日渐成为各行业辅助决策关键词,在司法领域,数据共享及其深度应用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办案机关内部数据、办案机关之间相关数据、办案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相关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分析研判;二是办案机关与掌握大量数据的互联网企业联合,与其共享用户数据和技术资源,对社会信息资源深度挖掘与应用。

   这两种方式在各地当前大力推进的“智慧法院”建设中均有体现。前者如重庆、福建等地,具体做法包括通过“云中心”汇集该省级区域内各法院的海量数据,将审判、政务、队伍、社会环境等关联信息归类整理进入信息资源库,通过大数据技术进行分析研判审判态势,例如重庆法院系统的专项分析模块中包括了对醉驾、毒品、知识产权等案件的分析模块。[4]后者的典型做法是浙江高院,2015年11月,浙江高院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借助阿里互联网平台的云计算能力和用户数据,建立“审务云”平台,实现当事人协查信息共享、文书送达、电子商务纠纷网上化解、金融犯罪预测预防等“互联网+”功能。[5]

   (二)信息交互平台大量出现

   近年来,刑事司法领域的信息交互平台建设发展迅速,根据信息接收方不同,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公安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交互,相关平台使得刑事案件的办理通过电子化、信息化的网络平台推进,有助于提高办案效率。例如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又如部分地区已经实现公检法三家联合的政法信息共享平台,通过建立诉讼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所办理案件信息在公检法之间流转。与此同步的配套举措是电子卷宗制度。电子信息平台的有效运转需以信息的电子化为其前提,最高人民检察院基于各地多年来的探索已于2016年年初印发了《人民检察院制作使用电子卷宗工作规定(试行)》。由于处于刑事诉讼中间环节,检察机关的电子卷宗建设又间接推动了公安机关与法院的相关改革。

   二是公民与办案机关的信息交互,具体又包括诉讼参与人与办案机关的交互平台以及司法信息向一般公民公开的平台。前者使诉讼参与人参与案件更为便捷,例如网上报案、网上立案、律师网上阅卷[6]等,有地区在刑事案件领域也开始尝试电子送达[7]。后者有助于增进司法公开的透明度。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已建成四大司法公开平台,其中,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庭审公开网便是一般公民了解刑事司法办案情况的网络平台。根据2015年底之前相关数据统计,法院公开文书数量与办结案件的比例大约在50%左右[8],文书公开的要求有待进一步落实,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于修订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以全面、及时为原则,加强了相关规范。

   (三)信息化、数字化的办案方法与证据形态

   上世纪后期,信息技术对刑事司法的影响还主要体现为技术侦查中的监听;进入本世纪,尤其是2010年之后,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刑事司法侦查、起诉、审判等各个环节都出现了若干新变化,主要体现于证据形态和办案方法两方面。

   证据形态上,电子信息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也被许多犯罪人用于作案过程之中,越来越多的证据(甚至是案件的关键证据)以电子化、数字化的形态展现,许多案件的办案人员在相关技术层面遭遇挑战,比如引起社会关注的快播案。相应地,证据形态的这种趋势性改变也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制定领域日益呈现出来,2012年《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两大法律修改,在证据种类中均增加了“电子数据”,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6条对电子数据的内涵做了初步解释,2016年两高一部印发《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专门对刑事案件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审查判断作出规范,数字化证据近年来对刑事司法的影响可见一斑。

   办案方法上也出现了许多借助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新方式。信息化侦查近年来已经成为侦查机关的重要办案理念,并具化为互联网取证、智能终端取证、GPS定位追踪、银行账户信息追踪等诸多以数字化信息为收集对象的具体侦查措施,同时逐渐形成基于数据的案件研判方法。公诉领域出现了出庭公诉远程指挥系统、多媒体示证等信息化办案方式。各地法院探索电子法院建设,继远程视频作证之后,远程视频庭审的新闻也日渐见诸报端,目前较多适用于刑事再审案件[9]、被告人认罪案件[10]之中。在远程庭审过程中,法官位于法院、公诉人位于检察院、被告不押解出羁押场所,借助视频监控画面,在虚拟空间进行“面对面”审讯。此外,近期国外法庭科学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始延伸至虚拟现实技术的使用探索。美国、英国、瑞士等国家均已启动将虚拟现实面罩用于帮助陪审团身临其境感知和了解犯罪现场的相关研究。[11]

   (四)人工智能的探索与尝试

   继IBM今年5月宣布其研发的世界首位人工智能律师Ross诞生[12]后,我国天同律所也在10月宣布国内首款法律机器人“法小淘”诞生,并已在无讼法务产品中使用,目前已能够基于法律大数据实现智能案情分析和律师遴选。[13]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中应用并不仅仅出现于律师行业,法院也开始尝试使用人工智能协助办案。比如今年6月杭州市西湖法院审理的宣某危险驾驶案被认为是国内首例由人工智能程序替代书记员完成庭审笔录的案件,这款程序来自阿里云,被称为小Ai,随后西湖法院又对一起盗窃案试用了小Ai。[14]再如今年5月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法院诉服大厅开始使用智能导诉机器人“小雨”,能够就立案、开庭公告等事项熟练地向当事人提供方便快捷的导诉服务,是该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院信息化3.0”改革在“人工智能+法律”领域进行的探索。[15]

  

   二、新变化与刑事司法基本理念的碰撞

   信息社会中司法实践出现的变化,给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带来了许多需要思考的新方面,下面仅结合刑事司法基本理念谈谈两个问题。

   (一)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点

   个人数据与隐私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隐私权问题成为信息社会语境下研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之间平衡点时的重要课题。

   伴随犯罪手段信息化、智能化程度的加深,信息数据尤其是作案痕迹数据(留存于计算机、手机、网络、电信记录、金融机构记录中的数据等)、踪迹线索数据(GPS信息、取款地信息、支付地信息等)在刑事案件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各国刑事办案机关对数据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其中,一部分数据可以由办案机关在严格遵守程序的前提下依靠自身力量获取,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数据处于第三方(金融、电信、网络运营单位等)的掌握之中,需要从后者处获得,具体方式又包括两种:一种是通过第三方单位的个案协助义务来实现,另一种是办案机关与第三方单位的数据平台实现互通[16]。此外,有些时候办案机关向第三方提出的协助要求并不直接指向数据获取,尽管以获取数据为最终目的。比如要求产品商或网络运营商提供解码技术支持,以获取某一特定设备中或信息交互过程中的数据。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办案机关自身的技术力量无法破解案件中的技术问题,在办案中遭遇了重大障碍,于是便寄望于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予以技术支持,典型案件比如美国的苹果案[17]和Whatsapp案[18]。

   与此同时,人们感到了来自隐私保护领域的压力和担忧。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案,相关领域研究者发起过诸多讨论,提出过若干观点:有观点主张个人在提供信息时进行数字化节制,然而,分享个人信息能为用户提供价值,人们或许并不想放弃新兴科技带来的诸多便利而成为数字时代的隐士;[19]有观点建议根据信息社会特点,重构隐私的内涵,将一部分信息数据从隐私中释放出来,然而,有时一项数据是否涉及隐私并不容易判断;[20]也有观点建议经个人同意方能使用其隐私信息,使个人对该信息在每一阶段的用途都有知情权和控制权,相应地,政府与企业有收集和使用数据的告知义务;[21]还有观点提出通过确立“被遗忘权”来保护个人隐私,即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数据控制单位便应将该信息删除(比如个人基于某一目的将数据提供给网络服务商,目的达成后,个人便有权要求对方删除该数据)。[22]

   实际上,上述问题涉及三方利益:公共安全利益、商家的商业利益、个人的隐私利益。一般认为,隐私利益在商业利益面前有其明显的优势地位,但隐私利益在公共安全利益面前却并不具有这样的绝对优势。与其他研究领域有所不同,在刑事司法这一特殊领域,与个人隐私相关的信息数据并非不可获取[23],而是应当以遵循以下原则为前提:第一,必须在法定正当程序中合理获取;第二,在使用数据过程中应注意保密,且不得滥用,为此应当设置有效的监督部门与程序;第三,被追诉者有权在适当程序环节中了解自己被使用的信息内容,该内容如何影响了判决结果,并有机会对该信息数据的可靠性、关联性、如何被使用(包括通过何种算法对海量数据进行研判)等问题提出质疑,而且在此过程中能够获得有效的帮助(来自律师和有专门知识的人)。相应地,刑事司法领域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如何来设计制度以使上述三项原则有效实现,而刑事司法领域对隐私边界等问题的研究也应当是服务于这一中心而展开的。

结合我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以下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办案机关要求第三方提供数据的办案环节缺少严格设计的具体程序。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刑事办案机关与掌握数据的第三方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两类条文加以规范:一类规定于侦查行为之中,主要体现为查询。查询这一侦查行为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未如同其他侦查行为那样得到强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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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航法学》2016年第2卷(总第四卷)代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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