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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中 初殿清:信息时代刑事司法的发展与思考

更新时间:2020-04-27 22:45:49
作者: 陈光中   初殿清  
而只是与冻结同时出现在相关条文之中。而在公安部《规定》和最高检《规则》中,查询更是被规定为在初查阶段可以采用的调查方法之一。可见查询被划定于任意侦(调)查手段的领域,在审查批准程序上并没有严格设计。但在信息数据技术日益发展的未来,查询所获得的信息数据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办案资源,多方查询的数据综合结果与被查询人隐私的关联程度也将提升。查询,将渐渐在传统含义基础上发生嬗变,成为一种功能强大且对个人隐私更具透视性的侦查方法,其程度将来甚至可能不低于技术侦查。另一类规定体现为第三方配合义务。除了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任何单位有义务按照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要求交出证据”的义务外,2015年底通过的《反恐怖主义法》和2016年11月通过的《网络安全法》进一步提出了相关单位的技术支持义务[23],包括技术接口和解码等,但对于办案机关在要求第三方履行上述义务时应当遵循怎样的程序并无具体规定。应当加强该领域的制度完善和理论思考,前述今年年初美国大热的苹果案和Whatsapp案讨论便是这一问题的现实个案,相关问题也会出现于我国将来的案件之中。

   二是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在个人信息数据使用的环节上如何落实。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无异于刑事司法全程中一双时刻警醒的眼睛,监督各个程序环节依法进行;而且这双眼睛应当能够敏锐地察觉伴随时代发展而发生的新变化,不断调整其监督重点。当信息数据技术越来越多地成为重要办案方法之一,检察机关便应当开始预见和关注该领域可能发生的问题。为了防止违法获取数据、滥用数据、在关涉隐私的数据上未尽保密义务等情况的发生,有学者已经提出,“需要有人来监测他们如何监测他人”[24]。放到刑事诉讼之中,后一监测指的是办案者对嫌疑人的调查,前一监测则指程序监督者对办案行为的监督。在当前刑事诉讼权力分配结构下,检察机关应当承担起这一职责;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在个人信息数据使用问题上如何落实,将是规则制定者未来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是尽管法律已明确规定技术侦查所获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实践中在法庭上作为证据出现的情况却很少,如何保障被追诉人的个人信息使用知情权以及有效质证权。在刑事诉讼的场域之中,就信息数据的使用而言,相当程度上一方是透明的公民,另一方是不透明的办案机关和第三方单位。技术侦查所获数据材料尤其如此,除了作为一般办案规律的侦查阶段不透明性以及技术侦查秘密性以外,实践中该材料作为证据在法庭上接受质证的情况并不常见。尽管《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此类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由于并未要求必须接受质证,以及法律同时规定了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之进行核实,实践中,许多使用了技术侦查材料的案件,对该证据的调查是由公检法三家采用庭外核实的方式进行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并不知情。而技术侦查活动所采用的通常是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等措施,所得数据材料与侦查对象的个人隐私关系甚大。基于侦查阶段特殊性以及技术侦查方式特殊性的考虑,在侦查过程中难以满足被侦查个体对办案机关获取哪些数据以及如何分析使用该数据的知情权和质疑权,但至少在审判阶段,应当使这些权利得到满足,应给其机会质疑这些用于影响审判的数据的可靠性、完整性、关联性、具体如何被分析使用等情况;并且,考虑到某些涉及具体技术的问题,获得有经验的辩护律师和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帮助也是其有效行使权利的必要前提。否则,在信息数据对案件结果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将来,被追诉人可能会在并不了解自己案件的情况被定罪量刑。

   (二)刑事诉讼构造视角下再检视

   现代刑事诉讼构造的基本内涵可以通过控审分离、裁判者中立、控辩平等三句话来描述。其中,控审分离是现代刑事诉讼构造得以初具形态的基本条件,而在裁判者中立与控辩平等两者之间,裁判者中立是保障控辩平等的基本前提。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做法,使人们在为司法能力日益现代化而欣喜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对新实践给刑事诉讼构造带来的潜在影响不无担忧。这里结合裁判者中立和控辩平等两方面稍作分析。

   首先,关于裁判者中立。“十三五”期间,建成以大数据分析为核心的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是我国法院系统着力发展的目标之一[26],“智慧法院”已成为各地各级法院建设的新关键词。但应当如何理解法院信息化过程中的“跨界融合”?在上文谈到的实践里两种建设方法之中,有一种是法院与商业第三方平台联手共建,代表性做法比如浙江高院2015年末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借助阿里互联网平台的云计算能力和用户数据,建立“审务云”平台,实现协查信息共享等功能。然而,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中立性被认为是实现其公正与权威的基本保障,因而法院通常需要保持一种超然的地位,不宜与商业运营主体轻言“联姻”。商业主体随时可能成为某具体个案中的当事人,在这样的案件中,即使法官秉公裁判,也会在公众心中留下许多质疑。

   当前处于社会新一转型初期,互联网企业作为该时期的先锋力量,其技术和数据掌握情况在整个社会中体现出极大优势,各个领域的话语交流平台上都可以看到互联网企业的身影,而相对应的是刑事司法机关自身的技术和数据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对于部分法院借助互联网企业的技术力量和数据资源发展自身审判能力的做法,在社会转型初期可以得到理解,但这种选择值得认真思考,法院信息化的过程不能失去了司法活动的基本价值立场。切莫让法院有了智慧,失了超然。

   智慧法院的建设,应当自上而下,国家统筹;审判机关的智慧化过程,应当尽可能依靠国家自有的技术力量。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消息成立天平司法大数据有限公司,由最高人民法院信息技术服务中心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等单位共同成立,致力于司法大数据研究应用,全面参与“智慧法院”建设,使司法大数据更好地服务司法审判执行。[27]我们认为,这是法院信息化过程中跨界融合的较好方式。

   实际上,不仅仅是司法机关,任何公权力部门与商业运营实体结成长期合作关系时均应三思而后行,因为这层关系的存在会使人们质疑公权力是不是值得信任的。美国有研究者曾分析了谷歌当前在美国“大到不能倒”的地位。“当谷歌在网络监测方面与国土安全部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并肩作战时,它还用得着担心可能会违反反垄断条款吗?谷歌公司在监测方面的地位太重要了,以至于政府要

   对其维护到底。”[28]“当我们进入信息时代后,政府与主流商界之间的旋转门关系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令人不安。”[29]而英国的做法值得借鉴,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解密部门,来协助警方破译加密密码。[30]

   其次,关于控辩平等。建设“数字法庭”是各国刑事司法改革发展的大趋势,比如电子档案、电子卷宗的推广使用,通过视频技术的开发实现远程讯问、远程询问,法庭之上的多媒体示证,等等。我国近年来也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量探索,本文中已有谈及。但在将科技元素用于司法活动的探索和尝试中,有些做法的正当性可能需要进一步思考。

   举一个越来越多出现在各地司法之中的新型实践为例,近年来,若干地区的检察院出庭公诉远程指挥系统开始应用于刑事案件庭审。出庭公诉远程指挥系统是运用网络专线视频双向联通法庭内外,实时同步传输庭审场景,实现检察院对出庭公诉的远程指挥、协助和观摩功能。[31]目前在内蒙古、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等地均有实践。该系统主要功能是对公诉人进行即时后方支援。一方面,检察院可以集中多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对庭审进行同步观察,并指导现场的公诉人如何应变,集检察机关集体智慧,帮助出庭公诉人准确应对庭审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另一方面,检察院信息指挥中心的示证系统往往与法庭多媒体示证系统连接,可以在后方补充示证,将某些急需的材料迅速传给公诉人。

   这种新型实践无疑会增进指控一方行使控诉职能的效果,提升有效控制和惩罚犯罪的效果,然而,这一目标却并非刑事诉讼目的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翼。反观被告人及辩护人一方,却并无可能在庭审过程中求助于自己的智囊团。根据我国法庭的相关规则,法庭中的全体人员均不能“拨打或接听电话”,也不能“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亦是如此规定。这意味着法庭之上的人员就庭审内容与外界即时联系的做法并没有相关依据支持。刑事诉讼构造中的控辩平等,在审判环节应当得到最佳体现。之所以将“审判”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是因为这是一个控辩双方能够在中立第三方面前进行平等对抗的阶段,是公开度、透明度最大的阶段,也是最能饱满地体现刑事诉讼等腰三角构造的阶段。对于控辩双方而言,法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对抗空间。在法庭之外,控方因是国家机关而具有力量上的天然优势,这种力量优势不宜在法庭之上继续延伸,否则便可能有害于控辩平等的实现。

   值得大家留意的是,许多国家在其法庭技术化改革指南性文件中,强调了法庭技术受益方的普遍性,而并非法庭提供便利使某一方获益。比如《2015年美国联邦司法战略计划》谈到运用科技助力法庭建设的目的旨在识别并满足当事人及公众的需求,为其获取信息、服务和接近司法提供帮助,增进当事人对司法的信任[32];再如《2016年英格兰及威尔士大法官司法报告》中提到在所有刑事法庭中安装wifi以便当事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就电子案卷等与法庭交流[33]。实际上,早在上世纪末互联网科技较多适用于司法界之初,便有相关研究者就类似问题表达了关切。例如美国司法部司法项目办公室1999年发布的一项实证调研结果表明,公设辩护人的技术装备和技术操作水平远低于公诉人、警察、缓刑官等,该报告建议给公设辩护人配备必要的技术工具,以及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被告人。[34]

  

   三、信息时代刑事司法制度之未来展望

   我们的许多不安与不适,源自于当前所身处的这种状态——信息数字技术升级带来生存环境疾速变化,知识更迭的速度难以想象,以至于我们的认知以及知识结构尚未来得及跟进与适应。当这种不同步状态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便会陷入由于不确定性而带来的惶恐。凯文•凯利在其新作《必然》中对此作出了估算:我们发明新事物的速度已经超出了我们“教化”这些新事物的速度,今天,一项科技问世之后,我们需要大约十年的时间才能对其意义和用途建立起社会共识。[35]在社会宏伟转型的前夜,不可避免地会有各种观点的激烈碰撞与交锋,也会更加经常地看见不同领域学者和专家共聚一堂,各抒己见。我们认为:

首先,信息时代的到来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应当顺势而为,拥抱新科技带给人类的便利和进步,不必畏首不前,或对数字科技表示否定,但也不必过度夸大新科技力量的影响力边界和神秘性。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的确给人类社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改变,但人类自身却并非只能消极无为,恰恰相反,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我们可以通过制度设计来加以缓冲和应变,并使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这正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作为程序法学者,我们尤其认为信息时代呼唤决策者重新思考和发掘程序的意义与价值,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注意发挥程序的功能,运用好程序的缓冲作用,将尚处于人类逐渐了解与认知中的新问题纳入个案决定范围,而非简单地通过普遍性规范直接加以规定。一方面,可以通过程序来限定权力的范围,使其不会恣意扩张,比如,用于裁判个案的数据(而非进行犯罪预防等社会政策研判)宜根据取证程序进行个案获取,而非通过刑事司法机关与商业运营主体的一揽子合作协议任意获取。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进入个案程序来审慎地观察新型权利在运用中的合理边界,令其不会绝对化或过于偏激,例如在谷歌诉西班牙数据保护局和马里奥•格斯蒂亚•冈萨雷案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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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航法学》2016年第2卷(总第四卷)代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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