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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大磊: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

更新时间:2020-04-27 14:02:56
作者: 节大磊 (进入专栏)  
根据一项统计,中国的相关设备销往了至少18个国家,并邀请了36个国家的代表参加有关舆情管理的培训。这些本来属于互利共赢的交易和交流却被美国无端赋予了意识形态属性。

   最后,意识形态影响了双方对国际秩序的看法。近些年,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担心中国的崛起对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认可过这一看法。正如时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所言:"中国所认可的现行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国际框架。"中国所言的"现行国际秩序"与美国念兹在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相当程度的重合,但也有重要区别。除了对美国同盟体系的看法有分歧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改造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非自由主义"国家的内在冲动也是中国的疑虑来源。事实上,尽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意在"国际",但是美国学者在谈论这个国际秩序的时候,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谈到国内秩序。同时,全球治理在向纵深拓展,推进全球治理也就越来越容易触及各国基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而不同的国内秩序和意识形态则意味着在一些议题领域存在不同的全球治理理念。这一方面是因为全球治理的传统议题领域,如经济治理,不断取得进展后进入深水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全球治理的新兴议题,如网络治理,本身就与其国内治理的方式密不可分。

  

四、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

   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最重要因素,或者说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而只是说,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即便如此,这种情况还是多少令人始料不及。从美国方面来说,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外交战略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在明显下降的。特朗普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再次宣扬其所谓的"爱国主义",批评"全球主义",认为各国应该尊重各自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固然在稳步提高,但是也从来没有计划向外推广所谓"中国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段话所要表达的更多的是探索与分享,而绝不是中国打算向外推广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明确表示,中国不会"输出"中国模式,也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再度表示:"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每个主权国家的权利。任何国家都不能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更无权强行颠覆他国政权和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上升,也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大国战略竞争的最显性表现就是影响力的竞争,而大国扩展影响力的方式和手段必然受到自身意识形态和制度特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大国扩展影响力的时候所间接显示出来的意识形态色彩,可能会被对方认为是在进行有目的的意识形态扩张。其次,不同制度的大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发生变化,客观上会对各自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换言之,不同制度的大国之间进行战略竞争,即使双方没有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意愿,意识形态因素也会影响到双方的竞争,并且可能会随着双方竞争的升级而冲突加剧。最后,在双边关系进入战略竞争阶段之后,中美之间高度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反而容易让意识形态的差异凸显得更加真切。

   意识形态在当下及未来的中美关系中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之间所谓的"新冷战"会否出现。大部分的中美学者和专家都认为,美苏冷战的历史类比并不适用于当下的中美关系。其原因除了两个大国在经济和社会上更加高度的相互依赖,以及几乎没有其他国家愿意看到世界像冷战期间一样分裂为两大集团之外,中美之间也没有和当时美苏之间一样激烈的、零和式的意识形态对抗。但是,另一方面,以冷战期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去衡量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似乎本身就设定了一个极高的门槛。换句话说,如果以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为一端,以完全不具备意识形态因素的大国竞争为另一端,这中间还存在着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其他实现形式。事实上,也许用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来描述中美当下的情形最为贴切。也就是说,双方都认为自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意图和行为是防御性的,但是对对方意图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使得竞争升级,从而导致双方的行为陷入恶性循环。奥巴马政府前任官员麦艾文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反映出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的逻辑。他问道,中国到底是在积极地推动"中国选择"以取代西方的政治经济治理模式,还是试图增强中国自身选择的合法性?他还说,问题在于,中国旨在后者的行为或许也可以达到前者的效果。如果冷战期间的美苏之间可以用"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来概括的话,当下的中美之间也许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如图1所示。

图1   意识形态因素在大国竞争中的不同表现形式

   正是因为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中美双方都应当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竭力避免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首先,就像应对安全领域的"安全困境"一样,双方应当更好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充分理解自身行为对对方不安全感所造成的影响。中国应当看到,囿于相对实力的下降和国内政治经济的困局,从整体上来说意识形态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是在下降的。同时,美国的自信心下降,不安全感和敏感度大为上升。事实上,美国的不安全感的门槛是相当低的,冷战后其长期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使得哪怕仅仅是一个有潜在可能的竞争者出现,都使其感受到威胁。美国应该看到,中国并没有意图推广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最大启示就在于,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借鉴别国经验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同时,美国应当避免用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来描述中美关系,更应当坚决抵制一些强硬派所提出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策略"。

   其次,双方都应当保持一种意识形态的谦虚。这一点对中国来说较为容易,因为中国对待意识形态的态度更具有内向性,没有美国那种以所谓"普世价值"塑造外部世界的冲动。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继续单纯保持内向性也许将越来越有挑战性。对美国而言,保持意识形态的谦虚则更加困难。美国人的意识形态"简单划一",甚至高度内化到不自知。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美国人是一个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人们通常注意不到他们的意识形态,这是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程度令人吃惊……观察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不是在他们谈论国内政治的时候,而是在他们谈论国际政治的时候,尤其是他们谈论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关系的时候……在一个普通民众参加的世界性大会上,谁会不知道美国人会说什么呢?他会把所有的变化都看作靠近或者远离民主。他会毫不费力地判断,什么制度是最好的,什么制度应该被赞美,什么制度应该被效仿。最好的就是民主的,民主的就是最好的。"

   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从晚清与中国的早期接触开始,就抱持着一种改造中国的热情。事实上,美国历史学家韩德正是通过研究早期的中美关系史而发现了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普遍现象。无论如何,美国需要认识到,对于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外部力量对任何一方的内政和发展道路的影响是有限的" 。另外,对于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段来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共存和竞争其实是常态,美国不必为此感到担忧。

   最后,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也未必完全是坏事。在冷战初期,美苏之间的竞争持续给历届美国政府造成压力,迫使其回应国内要求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如杜鲁门所言:"如果我们想要给世界上自由受到威胁的人们带来激励和启迪……我们就必须纠正自身民主实践中的不完美。"所有良性的、健康的竞争都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不是把对方的事情弄糟。美国正是靠国内变革赢得了冷战。幸运的是,两国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呼吁,中美各自国内的改革和发展才是重中之重。中国的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特朗普也在最近的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表示,"通往和平和进步、自由和正义以及一个对人类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道路,始于国内"。如果中美双方能够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则无疑是两国和世界之幸。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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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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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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