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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大磊: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

更新时间:2020-04-27 14:02:56
作者: 节大磊 (进入专栏)  
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重拾了在1989年之后一度冷却的对华经济、政治发展的期望。在游说美国国会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关头,克林顿表示,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中国选择改革之路,美国期待这很有可能会给人权和"政治自由"带来深远的影响。

   小布什上任之初,中美关系经历了短暂震荡,但是"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国家安全优先次序,也改变了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打击乃至根除恐怖主义、保护美国本土和盟国安全,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头等大事。在2002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说道:"一个共同的危险正在消弭传统的(大国)争斗。"美国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指出,"9·11"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与其他大国互动的大背景,为大国合作开辟了广阔空间。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中国在外交、情报、金融等方面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一系列协助。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上升,2005年美国又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希望中国共同维护现存国际秩序。中美建立了高层/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中国也开始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和安全治理领域的各个议题。尽管无法像冷战时期应对苏联威胁那样为中美关系提供较强的战略依托,但打击恐怖主义和参与全球治理至少表明,中美之间有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

   同时,小布什政府似乎依然期待中国发生美国想看到的经济政治变革。小布什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认为贸易是推动自由议程(freedom agenda)的一个工具。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所蕴含的自由将引导人们追求公共领域的自由。我最早的决定之一就是继续克林顿总统的政策,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罗伯特·佐利克在其讲话中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政治改革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康多莉扎·赖斯表达了类似看法,并指出美国的手段应具有现实性:"我坚定地相信中国会进行政治变革……美国应该也必须继续倡导一个民主的中国。考虑到中国的巨大体量和复杂程度,美国政府影响其内部发展的直接工具相当有限。美国只能依靠开放市场的力量以及促使中国人民通过大学和公司等接触到外部世界。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很有可能会遭到抵制,甚至会适得其反。" 在小布什政府任内,由于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以及美国对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信念,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对于中美关系的影响较小。

   在奥巴马政府任内,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两国领导层都有很强的政治意愿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双边关系。这体现在双方领导人高频率的会晤上,美方继承上届政府的对话机制并主动将其提升为"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方也主动建议双方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第二,尽管存在积极的政治意愿,中美双边关系的竞争性因素在这个时期却显著上升。奥巴马政府的助理国务卿柯特·坎贝尔曾私下把中美关系比作水球比赛,表面上,这是一个有规则的比赛,目标是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但是他承认水面以下却是"拉扯、抓挠、暗算"等各种小动作,其目标其实是完胜对方。在这段时期,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产业政策等经贸问题上,在南海和东海争端、"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等安全议题以及网络安全等新生议题上,中美双方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和摩擦相当激烈。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也在加深。中国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针对中国,想要削弱乃至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则认为中国自2009年以来在外交上越来越强硬,试图把美国挤出亚太地区,甚至要挑战美国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此期间,中美关系的亮点主要包括拓展积极合作以及限制消极因素两个方面:前者包括两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核不扩散、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合作,后者包括在危机管控、网络安全等领域达成的相关协议和谅解。第三,在奥巴马政府后期,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尽管大辩论未必有绝对共识,但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声音整体向更加强硬的方向转变,是毫无疑问的。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国内开始认识到,期待中国在经济政治方面发生美国所期待的变革,似乎越来越不现实。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发展公开表态较少,但是一些非官方人士如长期关注中美关系的美国记者孟捷慕则在其书中反映了这种失望之情。党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但是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中国政府并没有按照这样的蓝图推进改革。此外,中国国内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以及在国家安全、反恐、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网络安全等方面的一系列立法也被美国认为与其所期待的政治上的"自由化"背道而驰。

   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合作和竞争同时上升,使得意识形态对双边关系的影响也呈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在这段时期,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直接激烈交锋不多。奥巴马在2009年11月访问上海的时候,尽管谈到了美国所信奉的"普世价值",但是也表示,"每个国家必须规划自己的道路",美国"不寻求将政治制度强加于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2月访问亚洲的时候,提到中美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当妨碍双方在全球重要议题上的合作。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资深官员的杰弗里·贝德在其著作中谈到了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三大支柱———对中国的崛起持欢迎态度、中国崛起需符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塑造有利的亚太地区环境,其重点在于中国崛起的地区和国际影响,没有提到中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议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开始以新形式对中美竞争产生较大影响。相较于双方在一些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新形式的影响更加间接和隐性,却可能更加广泛。例如,中美两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上的不同的竞争性主张,其根源来自两国不同的国内互联网治理方式。因为双方竞争的加剧,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这种间接和隐性的影响在奥巴马时期开始显现,并在特朗普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中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三、战略竞争时代的意识形态与中美关系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尤其是自2017年底以来,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彻底转变,进入了全面战略竞争时代。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宣告了对华接触政策的终结以及大国竞争时代的复归,并明确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中国政府依然致力于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双边关系,并未被特朗普政府极具竞争性和对抗性的政策所影响。但是,中国国内学者大都认为中美关系已然出现质变,不太可能回到过去。就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来说,美国一些人似乎有种"幻灭"感。坎贝尔和拉特纳在《外交事务》发表的一篇标志性文章认为,中国的内外政策和行为都与美国的期待相去甚远,这也意味着接触政策的彻底失败。尽管有些学者并不认可接触政策是失败的,但是他们有的认为接触政策的出发点本来就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基本制度,有的认为判断接触政策最终能否改变中国的时间段还要继续拉长。换句话说,即使是坎贝尔和拉特纳的批评者似乎也同意,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方向不符合他们的期待。

   在中美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期待都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意识形态因素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和程度影响着中美关系。美国政府内外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越来越多地提到意识形态因素,甚至用意识形态来界定中美关系。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印太地区的"自由"秩序和"压制性"秩序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正在展开。美国国防部的首份《印太战略报告》将这种"自由"秩序和"压制性"秩序之间的竞争称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切。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在2018年10月一次引人注目的对华政策讲话中,更是妄加指责中国"试图影响"和"干预"美国政治。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莉在离开特朗普政府之后,也发表了一篇类似于彭斯该讲话内容的文章。黑莉在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全方位的批评之后,指出中国对美国形成了"智识的、技术的、政治的、外交的和军事的"挑战,并且夸大其词,提出应对中国的挑战关乎"生死存亡"。极端者如史蒂夫·班农则直接认为中美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体系","一方会赢,而另一方会输"。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在最近的两次讲话中,更是充满意识形态色彩,表示美国不应当无视"两种体制的基本差异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近几年来,一些美国学者也开始表示,意识形态竞争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上升对由自由主义主导的美国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都形成了挑战和威胁;意识形态差异使得中美之间不太可能建立真正持久的、相互信任的双边关系;美国的对华战略不能忽视意识形态层面,而应当对双方的经济社会交往保持警惕和进行管理。个别强硬者甚至认为,美国可以考虑利用他们认为的中国内部的脆弱性,在意识形态方面主动出击。另外,凸显意识形态因素也有助于动员美国社会和民众进行长期性的战略竞争。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则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意识形态挑战。第二,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更多地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在新领域体现出来。如前所述,这种情况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即已开始出现。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

   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对当下中美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对三种秩序的影响上。首先,是中美双方对对方影响本方国内秩序的担忧。中国政府一直很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高度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图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政治领域没有枪炮的较量一直未停。"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深刻分析了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在天平的另一端,近些年来美国开始大肆指控中国利用所谓"锐实力"在民主国家内部获取影响力。与"软实力"主要依靠"吸引"不同,美国所说的"锐实力"指的是试图"操纵,混淆,分化和压制"。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在2018年发布了一份影响甚广的报告,声称中国在美国试图通过国会、州和地方政府、华人社区、大学、智库、媒体、公司、科技界等拓展影响力,并且认为这些行为"挑战"甚至"削弱"了美国核心的价值观、规范和法律。这份报告认为,中国利用了中美之间政治和社会开放程度的不对称性,因此要求双方"对等",要求美国对中国或明或暗的拓展影响力的行为保持警惕,并在必要时进行限制。一时间,有关中国"锐实力""影响和干预行动""政治战""统战工作"的讨论和指责在美国甚嚣尘上。美国国会和情报机构也积极加入其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甚至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试图干预美国中期选举。在此情况下,中美之间的人文和教育交流受到了实质性的负面影响。

其次,是中美双方对对方在其他国家推广意识形态、改变他国国内秩序的担忧。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对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直接或间接推动的"政权更迭"和"颜色革命"始终保持警惕和反对态度。虽然特朗普政府进行海外干涉的意愿有明显的收敛,但是其对叙利亚的空袭和对委内瑞拉内政的干预表明,美国的干涉主义倾向似乎很难一夕改变。另一方面,美国指责中国除了利用"锐实力"在其他国家内部获取影响力外,也开始输出所谓"数字威权主义"。由于中国相关技术较为成熟、价格上具有一定优势以及一些国家公共安全的需要,中国的基于人工智能的监控设备和技术受到了其他国家的欢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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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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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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