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东杰:血脉与学脉:从颜元的人伦困境看他的学术思想

————一个心理史学的尝试

更新时间:2020-04-26 10:29:31
作者: 王东杰  

   摘    要:

   清初思想家颜元在为养祖母治丧期间, 得知自己身世的真相;也在同一时期, 他在学术上从服膺程朱转向了“回归”孔孟。从心理史学的角度看, 这两个过程的平行并非偶然。颜元一向以圣贤自期, 却深受养祖父的压抑, 长期处于心理紧张状态;在学术方面, 他也早在不自觉中对朱子学说产生了疑问。身世之变给了他一个解决认同危机的机遇, 使其同时完成血脉和学脉两个层面上的“认祖归宗”。此外, 颜元也终生面临着延嗣的困扰。这些人伦困境造成了颜元学术思想中血脉意识和学统观念的彼此互渗。

   关键词:颜元; 人伦困境; 认同危机; 心理史学;

  

   颜元 (1635—1704) 初名朱邦良 (1) 。其父名?, 原系直隶博野人, 幼为邻县蠡吾巡捕朱九祚 (文中多称朱翁) 抱养, 遂从朱姓 (2) 。而颜元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三十四岁, 养祖母朱媪离世, 颜元哀毁过甚, 有旁观者不忍, 才将真相告诉他。得知自己的身世, 颜元立刻返回博野寻亲, 并于养祖父去世后, 正式认祖归宗 (时三十九岁)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过程同时伴随着颜元学术思想上的一个大转向:为养祖母居丧期间, 他处处恪守朱子家礼, 却不时嫌其拘束, 校以古礼, 方悟宋儒所言本非孔、孟正论, 从此踏上自立之途———当然, 在他自己看来, 则是向“尧、舜、周、孔旧道”的回归 (3) 。从隐喻意义上讲, 颜元在此故事中几乎同时实现了血脉和学脉两个层面上的“认祖归宗”。

   那么, 这两条平行线索只是偶然契合, 抑或有更内在的联络?颜元每每自述学变, 必从守丧谈起, 对他而言, 此一经验触发深远, 绝非一时冲动。然其意义究竟何在?此一问题, 以往似乎只有台湾学者杨瑞松曾试加解释, 他认为, 对一向热衷圣人之道的颜元来说, 此次治丧也是一次“行道、体道”的实现, 但朱子家礼给他造成的痛苦过于强烈, 尽管他努力克制, “可是等到他病重而突然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世时, 整个过程瞬时间变成‘以假的礼仪去祭拜假的祖母’的局面”, 仪典的“神圣性”轰然倒塌, 对“颜元的认同感的完整性, 产生极大的摧毁力量” (4) 。尽管其论述过于简略, 但他将颜元的生命和思想关联一处, 是值得肯定的寻绎方向。实际上, 作为一个极重实践的思想家, 颜元的观念与其生命经验融会无间, 一旦将二者剥离, 其思想的冲击力也丧失殆尽, 而居丧事件正是颜元一生最重要的转捩点。

   与杨瑞松一样, 我也采取了精神分析的进路, 不过不是将目光聚焦于此次丧礼本身。在我看来, 丧礼只是一个契机, 揭示出长期困扰颜元的心理纠结, 并因其身世暴露这一偶然事变, 带给他一个突破动力。简单地说, 颜元早以圣贤自期, 行事做派颇违世俗之道, 而深受养祖父打压。在儒家孝道要求下, 颜元不得不自我裁抑, 长期处于心理紧张之中, 而家庭生活的诸多不快又加剧了此一状态。在学术方面, 他虽自诩朱子信徒, 内心深处却对之不无疑问。因此, 身世的暴露给了他一个绝佳机遇, 使其得以毫无歉疚地放下孝道重负, 并因心理的突然解缚, 而焕发出思想创造力, 实现了一次学术突破。不过, 身世之变仅是颜元面临的人伦困境的一部分。我还要指出, 人伦困境如何牵绊其一生, 使其分外关注某些议题, 进而参与了他整个学术方向的形塑。

   本文得益于心理史学开创者埃里克·埃里克森 (Erik H.Erikson) 提出的两个概念。一是“认同危机” (identity crisis) :当一个“年轻人”不得不利用其“童年生活的有效残余和对未来的期许”, 为自己“铸造出一个中心性的面相和取向”, 及“一个充满活力的统一性”的时候, “认同危机”便发生了。它常给当事人的神经、心理和行为造成多方伤害, 甚至将其压垮。但对那些积极调动内在潜力而最终度过危机的人来说, 这仿佛“第二次出生” (second birth) , 予人以完全崭新的生命 (1) 。颜元的表现与埃里克森所述颇为吻合, 使我们有理由将之归入同一范畴。另一概念是心理“创伤”:这是“人受到特别突然, 或者特别强烈, 或者特别奇怪的影响”, 却无法“化解”而造成的阻障。它“就像一个无法排出也无法吸收的异物, 从一个生命阶段保留到另一个生命阶段”, 引发不断的“重复与刻板” (2) 。在本文中, “认同危机”主要发生在颜元居丧阶段, 心理“创伤”则纠缠其一生。当然, 颜元既非埃里克森笔下的路德, 也非他笔下的甘地, 而是栖居于一个与他们截然异趣的文化与社会语境中, 我自不能套用完全相同的侦测路径。

   一次成功的精神分析建立在分析者和被分析者面对面交流的基础上, 通过看似不经意的言说, “卸除”心灵重负, 将潜意识缓慢揭开 (3) 。但史学研究不得不依赖那些早已脱离原初情境的史料, 它们出现在我们面前之时, 已经过一道道修改、加工、汇集、编纂, 算不上精神分析的好材料。具体到颜元, 可用资料更是有限。我们今日看到的《颜元集》除收有颜元本人著作外, 主要就是其弟子们的一些记述, 即钟錂的《颜习斋先生辟异录》、《颜习斋先生言行录》 (据钟錂自己的日记所编) 和李塨的《颜习斋先生年谱》, 其中又以《年谱》最成系统。据李塨自述, 《年谱》于颜元三十岁之前, 主要根据颜氏五十四岁所作“自谱” (今已佚) 和李氏本人见闻, 之后则据颜元日记 (4) 。故综合来看, 我们对颜元的了解, 只能通过三种材料:一是颜元著述, 二是颜元本人的回忆, 三是周边人的记录和回忆。通常来说, 第一种材料似乎更接近事件发生的原初时空, 当然是直接证据;而回忆, 无论是本人的, 还是旁人的, 都已是事后追述, 不乏诠释成分, 只能视为间接证据。

   不过, 从本文目的看, 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都未必实如其名。我同意杨瑞松的看法:尽管我们不知道颜元对往昔的回忆是否准确, 但它显示出他“如何去诠释他的年轻生涯”, 以及“是哪些事项成为他永恒记忆, 而用来建构他的自我的生命历史” (5) 。在这方面, 其价值或许还在直接证据之上。同样, 以李塨为代表的颜门弟子对老师言行的记录和回忆, 固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取舍和解说, 但和颜元本人文字对勘, 或可将其心结中的一些蛛丝马迹照得分外明亮, 揭示出“人类心中那些本质性的力量” (6) , 至少是心理史学的合用史料。

   采行精神分析路线的一个风险是在史料空缺处的大胆跳跃。坦白地说, 我不能为每一个判断都提供直接证据, 不过, 在这些地方, 我尽可能地采用间接证据来弥补。本文的推测至少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涵盖史料的可能, 并将之构成一个具有内在连贯性的故事。此外, 正如已经有论者揭示的, 埃里克森的心理学导向过于注重“生存的内在维度”, 而忽略了更具社会性的因素, 使得他对路德和甘地的研究太过“片面” (1) 。使用他的解释框架, 不免容易落入同样的危险。需要声明的是, 我并不轻视社会维度 (包括组织的和心理的) 对颜元思想的影响, 但限于篇幅, 那只能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最后, 我的兴趣是考察身世之变与颜元学术转变的关联, 但无意把心理因素视为后者的唯一动因。具体说来, 我不否认前人已经指出的颜元和明清之际思想风潮转变之间的关系, 然而就我个人来说, 最关注的是他怎样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和表述这些思潮。

  

   一身世之变与学术破茧

  

   居丧事件承前启后, 将颜元的生活和学术划为两个时期。不过, 要了解它对颜元造成的深层心理冲击, 我们就必须重建他三十四岁前的整个生命史。为叙述和阅读便利起见, 我以其《年谱》为底本, 勾勒一份颜元三十四岁之前的大事年表:

   明崇祯十一年 (1638) :四岁。“父不安于朱”, 随满洲兵去关东, “自此音耗绝”。

   清顺治二年 (1645) :十一岁。“朱翁侧室杨氏, 生子晃。”

   顺治三年 (1646) :十二岁。“母王氏改适。”

   顺治六年 (1649) :十五岁。“娶妻不近”, 志在“学仙”。

   顺治七年 (1650) :十六岁。“知仙不可学, 乃谐琴瑟。”是年朱翁为其“谋贿入庠”, 力抗乃止。

   顺治十二年 (1655) :二十一岁。“阅《通鉴》, 忘寝食, 遂弃举业。虽入文社, 应岁试, 取悦老亲而已。”

   顺治十五年 (1658) :二十四岁。“深喜陆、王, 手抄《 (陆王) 要语》一册。”

   顺治十六年 (1659) :二十五岁。“生子, 名之曰赴考。”

   顺治十七年 (1660) :二十六岁。“得《性理大全》观之, 知周、程、张、朱学旨, 屹然以道自任。”朱翁“闻人议先生不应秋试也”, 某日“怒不食, 三请不语”, 先生“大惧”, 请罪再三, 答应“即赴科考”。

   康熙二年 (1663) :二十九岁。“朱翁及侧室杨子晃, 与先生日有间言”, 乃“奉翁命, 与朱媪别居东舍, 尽以南王、滑村民田让晃”。与王法乾订交。

   康熙三年 (1664) :三十岁。与王法乾“约十日一会”, 每会, “质学行, 劝善规过”。为日记。抄《朱子家礼》。十一月十三日, “子赴考痘殇”。 (2)

   这里所选事件都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 不过已涵盖颜元早年生活的多数重大事件。从中可以看到两个内容:一是颜元个人学术志趣的形成, 二是他的家庭关系。

   颜元言行录中有一条:“思我以易天下, 不以天下易我, 宏也;举国非之而不摇, 天下非之而不摇, 毅也。” (3) 这是颜元晚年所说, 不过宏、毅二字确可准确传达其一生的志业性情。这从其学旨路向的变化中可以看出。三十四岁前, 颜元为学有四次较大改变:十五岁学神仙导引, 惟时间不长即告放弃;二十一岁立志“弃八股业, 专事经史及先儒语录” (1) ;二十四岁接触陆、王学术, “以为孔、孟后身也”;二十六岁转又服膺周、程、张、朱之学, “以为较陆、王二子尤纯粹切实, 又谓是孔、孟后身也” (2) , 三十岁受王法乾影响, 更肆力于程、朱学问 (3) 。惟他虽改从程、朱, 并未弃绝陆、王, 是和同时代许多人不同之处。 (4)

   无论程、朱、陆、王, 皆以追摹圣贤为标的, 而颜元自称“少年狂妄, 辄欲希古圣贤之所为” (5) , 气魄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圣贤人格使颜元成为思想史上的一位“人物”, 也为他将前贤一壁推倒、自树门帜奠立了心理根基。在其“狂妄”的背后, 则是一种自我做主的深刻意识。他宣称:“六经皆我注脚”乃“陆子最精语, 亦最真语”。因“我者, 天生本体也, 即‘万物皆备于我’之‘我’, 六经是圣人就我所皆备者画出, 非注我者何?” (6) 而在希圣希贤的途中, 他也势必如先圣先贤一般, 遭遇重重挑战。颜元二十七岁写信给刁包, 就将此压力披露无遗:“某生于世二十有七矣, 质赋狂躁, 气概浮薄;然有鄙志, 深以不能成人为耻。意谓奋然以往, 道斯有在也, ‘虽无文王犹兴’, 孟子岂欺我哉!乃气物之拘蔽既深, 习俗之网縻复固, 一鼓不振, 再鼓辄衰。” (7) 然而, 他显然是不会退缩的。

其实, 颜元的真正压力并不来自理想, 而来自现实。自二十一岁准备专力经史, 他就暗下决心, 放弃科考。在他看来, 这两条路线, 一条走向圣贤, 一条通往俗世, 不能相容。而他在践行程朱理学过程中, 因言行风貌与周边社会格格不入, 也备受讥嘲;他最好的朋友王法乾也因不肯谐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034.html
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