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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游:塑造党国之民: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党旗、国旗的政治运用

更新时间:2020-04-25 15:04:50
作者: 周游  

   摘    要:

   党旗、国旗作为代表政党和国家的政治符号, 具有凝聚人心和塑造认同的功用, 也是政党和政府进行权力运作与正当化自身统治的工具。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国民党以党旗代国旗, 党旗、国旗都是国民党的政治符号。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 国民党对党旗、国旗进行规范, 阐释党旗、国旗的象征意义以正当化自身的统治, 并利用国家机器将这些政治符号推广到全国, 通过悬挂旗帜、“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的党国仪式和讲述旗帜意义及历史等方式, 对人民进行身体上的规训和意识形态上的“洗脑”, 希望人民通过认同这些政治符号来认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权。不过, 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条件下, 国民党试图以党旗、国旗这些政治符号来建构政治认同的效果是有限的。

   关键词:党旗; 国旗; 认同; 党国; 抗战前; 南京国民政府;

  

   政治符号“是指那些在某种重要程度上运作于权力实践之中的符号” (1) 。其功用在“刺激群众情绪, 使之发生输诚效忠之反应”, 进而通过“左右群众信仰与行动”, 使政治符号成为“达成政治目的之有效工具” (2) 。党旗、国旗作为代表政党和国家的政治符号, 具有凝聚人心和塑造认同的功用。由于在近代中国,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 也是政权 (或政治势力) 的标识, 国旗是塑造国家认同的象征, 也常常是政权 (或政治力量) 塑造政治认同的政治符号。这些问题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训政时期尤为明显。学界对近代中国的党旗、国旗等政治符号在权力实践之中的运用已有相关讨论 (3) , 但对抗战前国民党以党旗、国旗塑造党国认同以正当化自身统治的问题, 仍有许多值得探讨的空间。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拟通过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党旗、国旗的规范, 象征意义的阐释和运用, 考察国民党在进入训政阶段后, 如何利用党旗、国旗对人民进行身体规训和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教化, 以建构人民对党国的认同。

  

   一党旗、国旗的统一和规范

  

   党旗、国旗是一个政党和国家的象征, 旗帜的统一和规范不仅关乎政党和国家的形象, 也有助于对人民进行认同的建构。因此, 在党旗、国旗制定后, 政党和政府对旗帜的统一和规范都会非常重视。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 国民党在各地就有规范旗帜的做法, 由于彼时国民党尚未统一全国, 因此, 也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划一旗帜。当1928年6月“京津易帜”, 张学良主和, 表示东北将“易帜”后, 统一党旗、国旗也被国民党重新提议。7月14日, 张之江呈请国民政府统一全国的党旗、国旗旗式及大小比例 (1) 。张的提议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后, 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制旗帜尺度、式样、礼节和意义解释等项, 并提交“中执会”核议。1928年10月8日, “中常会”第173次会议决定, 参照之前党旗、国旗尺度表对旗帜尺度比例进行修正, 并通知各级党部遵照 (2) 。10月12日, “中执会”将议决后之旗帜式样及尺度比例函送国民政府, 望通令全国划一党旗国旗 (3) 。至此, 党旗、国旗旗式及大小比例在法规上得以统一。

   党旗、国旗旗式和大小比例统一后, 旗帜的规范还要不断落实。自民初始, 民间对国旗的滥用就一直存在, 且屡禁不止。北伐时期国民党虽有规范党旗、国旗用法的努力, 但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民间滥用旗帜现象依然普遍。为规范旗帜使用, 1928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拟定党旗、国旗的使用、礼仪和制作等草案, 并由“中常会”及宣传部进行审查 (4) 。其中《党国旗使用条例草案》对悬旗、降半旗、旗帜收藏和折叠等项有详细规定, 还禁止党旗、国旗作为商标、装饰, 禁止在上面涂写, 更不许侮辱损毁 (5) 。为惩处侮辱损毁党旗、国旗和孙中山像等行为, 国民政府还制定了专门的法规 (6) 。在正式条例颁行前, 相关草案被附录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党旗与国旗》宣传册中, 供人民遵照执行。 (7)

   在党旗、国旗相关草案审查期间, 面对民间旗帜的滥用, 国民党地方党部纷纷呈请上级党部转告中央, 尽快颁行正式的使用条例规范人民使用。如富阳“执委会”1929年给浙江省“执委会”的呈文中就痛陈民间滥用党旗、国旗现象, 希望“厘定规律, 严于限制, 以昭郑重” (8) 。党旗、国旗滥用有损党国形象, 也不利国民党权威的塑造, 促使国民政府加快了颁行正式条例的步伐。1931年7月2日, “中常会”第148次会议通过《党旗国旗之制造及使用办法》, 代替之前的相关草案。 (9)

   “新生活运动”开始后, 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旗帜的规范。1934年8月30日, “中常会”第1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党旗国旗制造使用条例》, 添加了各级党部会同警察机关指导纠正旗帜使用的规定 (10) 。为统一管理旗帜制售, 1935年4月11日“中常会”第159次会议通过《制售党国旗商店管理办法》, 增加制售旗帜商店须经政府核准的规定 (11) 。1935年11月20日, 国民政府在沪组织成立“党国旗制销总局”, 统制统销全国党旗、国旗 (12) 。之后国民政府还制定了《党国旗升降办法》、《处置破旧党国旗办法》, 对旗帜升降、破旧旗帜处置等问题进行规范。 (13)

   在国民党的话语里, 训政阶段党旗、国旗都是党国的象征, 因此党旗、国旗也常常并悬, 但党旗与国旗并悬时谁先谁后却存在争议。两者的先后关系涉及国民党对旗帜象征的定位, 以及对党治国家中国家象征的理解。

   关于党旗、国旗并悬时的位置, 在国民党北伐时期, 广州总政治部就曾规定按座位定, 党旗在右国旗在左 (1) 。该规定中党旗先于国旗, 凸显党高于国, 但并未通行全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国民政府虽然统一了党旗、国旗旗式和大小比例, 但两旗并悬时的位置却未统一。对两旗并悬时的位置问题, 1928年各级党部纷纷向中央训练部建言。这些建议大致分为两类:主张党旗在国旗之先者认为党旗历史先于国旗, 且本党主张以党救国、以党建国、以党治国, “是党之权力高于政府, 则党旗之尊严亦应隆于国旗”;主张国旗在党旗之先者认为国家起源久远, 政党不过是国家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政治集团, 因此必先有国而后有党 (2) 。对党旗、国旗并悬时的位置, 两派纷陈己见, 争论不休。按规定两旗位置之决定先由中央训练部审议, 再提交“中常会”议决。1929年4月25日, “中常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 党旗居国旗之右, 国旗居党旗之左 (3) , 示“先党后国之义” (4) 。5月3日, 国民政府将该规定转发全国各机关, 让统一遵照执行。 (5)

   党旗、国旗位置已定, 但以何标准判断左右还存在问题, 有人认为以观看者自身为准, 有人认为以旗帜自身为准 (6) 。古今国人对先后左右的主次标准不一, 传统中国以左为上, 现代惯例以右为尊, 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也有人对旗帜并悬时先后左右的所指不明了。浦江县训练部在给浙江省训练部的呈文中就提出质疑:前次规定党旗居先国旗居后, 本次又规定党旗居国旗之右国旗居党旗之左, 两次规定是否抵触? (7)

   按照现代国际悬旗惯例, 中央训练部两次规定并无矛盾, 是地方党部理解有误。1930年5月31日, 浙江省训练部将该呈文转给中央训练部。6月10日, 中央训练部在复函中强调党旗、国旗悬挂次序并无更改, 党旗居先国旗居后系称呼顺序而言, 党旗居国旗之右、国旗居党旗之左系悬挂位置而言, 两案无抵触, 并告诫不得谬指中央“朝令暮改” (8) 。7月23日, 中央训练部通令各省市训练部, 请一律遵照, 以昭仪式统一, 符党治之精神 (9) 。至此, 党旗、国旗并悬时的位置问题得以确定。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两旗并悬时党旗在国旗之先, 这是训政时期国民党与中华民国之间关系的体现, 这种以党治国、党高于国的党国关系也以国家 (政党) 象征的形式展现出来。

   由于党旗、国旗经常并悬, 为简便顺口, 党旗、国旗也常被合称为“党国旗”或“国党旗”。对这种混乱的称谓, 国民党常山县党务整理委员会在给浙江省“执委会”的呈文中就指出, 在各种纪念会议程中, 有“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 有“向国党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 “党国旗”和“国党旗”称谓混乱不一, 有失庄重威严, 却无参照规章, 请给予解释。省“执委会”将此问题上呈“中执会”决定。“中执会”的答复是党旗、国旗连称时省去中间“旗”字, 称“党国旗”, 若保持全称, 称“党旗国旗”或“国旗党旗”皆可。书写时亦同 (10) 。“中执会”的答复中表示可用“党国旗”, 但没提到“国党旗”, 与前面在党旗国旗悬挂次序上的用意相似, 都意在强调国民党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 强调党国体制中先党后国的意义。

   实际上, 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来自国民党党旗, 带有强烈的国民党意识形态, 具有以党治国的象征意义。因此在训政阶段国旗如同党旗也具有政治教化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功用。这种功用在国民党对党旗、国旗象征意义的阐释上尤为明显。

  

   二党旗国旗象征意义的阐释

  

   旗帜往往是一种精神、思想或主义的象征, 人们也常常借用旗帜的颜色、式样和图案来表达自己的信念或理想, (1) 并赋予旗帜特殊的象征意义。党旗、国旗也是如此。1906年底同盟会商讨未来国旗式样时, 孙中山就仿照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色旗, 在青天白日旗的基础上创造出青白红三色旗, 并赋予了该旗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意义 (2) 。之后, 国民党随着自身势力的扩张和现实政治的需要, 不断赋予党旗、国旗新的象征意义。

   “革命建国”是国民党不断建构的政治神话, 党旗、国旗也一度被建构为承载国民党“革命建国”历史记忆的象征物。虽然自1906年底孙中山制作国旗始, 国民党就在各个时期不断强调国旗 (党旗) 的历史与“革命建国”的关系, 但从清末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 国民党处于“非法”、在野或割据状态, 国旗 (党旗) 的历史在宣传范围上也有限。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国民党成为执政党, 开始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变成国家的意识形态, 将国民党“革命建国”的历史记忆变为中华民国建国记忆的一部分。这时国旗 (党旗) 的历史故事也成为官方钦定的权威型故事 (3) , 党旗、国旗的历史和国民党“革命建国”历史的关系也被以官方的权威形式确定下来。小野寺史郎也注意到, 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与五色旗的最大差别在于由官方来赋予其权威、历史和样式的解释 (4) 。权威的解释应有权威的文本。为纪念孙中山“奉安大典”, 1929年中央宣传部编印了《党旗和国旗》宣传册, 系统建构了党旗、国旗的历史和象征意义, 作为宣传孙中山政治观点的丛刊之一 (5) 。这也是来自官方最全面的关于党旗、国旗历史和意义的文本。

对于党旗、国旗的价值, 该宣传册强调“大部份不在其组成形体的物质, 而在乎所附寄的中国国民革命史和所象征的三民主义” (6) 。旗帜中“所附寄的中国国民革命史”是指党旗、国旗承载有国民党“革命建国”的历史, “所象征的三民主义”是指党旗、国旗是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象征。对于前者, 该宣传册在叙述党旗、国旗历史的开篇就指出, 党旗、国旗都是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旗帜, 因此党旗、国旗的历史与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的历史密不可分 (7) 。在对党旗、国旗历史的叙述中, 该书详细讲述了“本党先烈”陆皓东制作党旗、1906年同盟会制作国旗、国旗在清末历次起义中的运用、为国旗牺牲的无数革命烈士、民初国旗之争、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再定国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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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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