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游:塑造党国之民: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党旗、国旗的政治运用

更新时间:2020-04-25 15:04:50
作者: 周游  
也有很多人被“洗脑”, 相信了这些意识形态, 如有人就在诗歌里歌颂国旗以示“党旗代表国”、“党国不分离”的象征意义 (2) 。在国民党的操纵下, 这样的论述铺天盖地, 充斥着各种报刊媒介, 对此, 我不想多费笔墨。这里我主要谈谈不一样的声音和行为。

   虽然国民党以国家权威赋予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国旗的“身份”, 但在一些人来看, 国旗仍是国民党旗帜。当时在中国公学上学的罗尔纲, 就认为党旗、国旗都是国民党的旗帜, 对校长胡适抵制党化不悬党旗、国旗的做法感到非常痛快 (3) 。对国民党以党旗为国旗的意图, 陈嘉庚一语道破:“以为中华民国是国民党造成, 应将青天白日党旗为国旗, 俾国民党功勋永存, 政权亦可永操。”所以, 他坚决反对 (4) 。因此, 对国民党强行要求悬挂党旗、国旗并将党旗、国旗植入社会各个空间的行为, 是许多人无法认同的。上文谈到胡适、马君武先后长校中国公学时都对这种党化的做法予以抵制。有些学校的做法就更为过激。上海松江华阳桥小学一位校长直接将校园里的党旗、国旗撕毁, 让学生读阅五色旗。自国民党北伐以来, 五色旗一直被国民党视为“反革命”的象征, 学生教本里也不能出现“五色 (国) 旗”的字眼, 因此该校长的行为也被视为“反革命”。 (5)

   对国民党制定的国旗, 也是许多政治力量和政治精英不能认同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期虽一度视国民党的旗帜为“革命”的象征 (6) , 但在国共合作破裂后立即将其视为“反革命”的象征 (7) 。这一认知一直持续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达成才改变。中国青年党自国民党北伐“易帜”起, 就坚决拥护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 视青白红旗为“赤化”的象征 (8)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依然如此。如曾琦1931年提倡第四共和运动, 仍坚称五色旗是“五族共和”的象征, 青白红旗是“一党专政”的象征 (9) 。章太炎在清末民初就认为三色旗是会党旗帜, 坚决反对孙中山以党旗为国旗。国民党北伐“易帜”, 章太炎以叛国视之 (10)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章仍认为国民党废五色旗、立青白红旗是背叛民国 (11) 。陈炯明一生拥护五色旗, 1933年在香港逝世时, 灵柩前就竖着五色旗 (12) 。对这些反对国民党党治的政党和人来说, 以国民党所谓的党旗、国旗塑造党国认同更无从谈起。

   由于国民政府的控制范围主要在城市, 无法有效控制广大乡村和边远地区, 因此, 除政府和教育机构外, 要求农民悬旗和向他们宣传旗帜意识形态就非常困难, 如1936年上海某区警所下乡强行要求农民购买党旗、国旗, 就因农民经济困难受阻 (13) 。这还是经济富庶离政治中心较近的长三角地区, 偏远乡村可想而知。各级中小学虽被要求悬挂党旗、国旗, 但因经费原因在经济落后地区悬挂党旗、国旗也不易, 如1933年安徽省教育厅就因偏远乡镇小学经费有限, 让各县暂从缓议 (14) 。当然, 党旗、国旗也进入到乡村, 如国民革命时期农会就悬有这些旗帜, 但大多数农民对党旗、国旗的认识有限, 有些地方会将这些旗帜作为求雨的工具 (1) , 也有的地方将国旗作为乡帜。 (2)

  

   结语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国民党进入党国一体的训政阶段, 试图控制国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这种背景下, 党国符号和仪式也开始随着国民党对社会控制的加强而进入公共和私人空间。人民的日常生活逐渐政治化。在南京国民政府初期, 国民党对党旗、国旗进行规范, 对党旗、国旗的意义进行重构和新解, 并利用国家机器将这些政治符号推广到全国, 通过悬挂旗帜、“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的党国仪式和讲述旗帜意义及历史等方式, 对人民进行身体的规训和意识形态上的“洗脑”, 希望人民通过认同这些政治符号来认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权。但是, 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的政党” (3) , 在大陆时期始终未能建立起一个“全能主义”的政府, 也根本无法对全国上下进行有效的统治, 因此, 将党旗、国旗推广到全国尤其是广大的乡村和边远地区也根本无法做到。而且, 认同的建构不是单向的灌输、自说自话或者暴力胁迫, 认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和在心理层面上的认可, 对政治和知识精英来说需要政治理念上的认可, 对政治力量而言需要利益上的趋同, 对人民而言则需要给予必要的生存安全保障, 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建构认同。显然, 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条件下, 国民党试图以党旗、国旗这些政治符号来建构政治认同的效果是有限的。

   另一方面, 随着民主运动的推进, 国民党被迫结束训政实施宪制“还政于民”, 在国家象征上被迫“去党国化”, 党国符号和仪式也被移出非党务机关。1947年4月19日, 国民党“中执会”发布训令:除国民党各级党部外, 各级政府、民意机关、社会团体和各级学校只悬挂国旗及孙中山像, 停止举行总理纪念周和恭读总理遗嘱 (4) 。但是, 国旗被赋予了强烈的国民党意识形态, 国旗的历史与国民党“革命建国”的历史被绑定在一起, 使国旗塑造国家认同的效果减弱。虽然在一些中外冲突事件中, 尤其是随着国难日亟, 国旗的民族主义意义会被凸显, 但国旗象征中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却时隐时现, 国民党也并未从国旗的象征意义中剥离掉自身的意识形态以及其“革命建国”的历史。政党的象征与国家的象征仍混同在一起, 这也是近代中国国家象征具有国家和政权 (政治力量) 的双重象征的共性所在。

  

   注释

  

   1 [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等:《权力与社会: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 王菲易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106页。

   2 林奎英等:《中国历代政治理论》, 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8年, 第1页。

   3 李学智:《民元国旗之争》, 《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 第46-50页;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king of the Republican Citizen:Political Ceremonies and Symbols in China, 1911-1929,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p.98-105;[日]丸田孝志:《国旗、领袖像:中共根据地的象征

   (1937-1949) 》, 刘晖译,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卷,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9年, 第323-341页;李军全:《“统一”与“独立”的双重思虑:中共根据地节庆中的国旗和党旗》, 《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第231-237页;[日]小野寺史郎:《大清臣民与民国国民之间?---以新政时期万寿圣节为中心的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5期;氏著《国旗、国歌与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 周俊宇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 第25-74、142-204页, 冯筱才:《形塑党国:1930年代浙江省电影教育运动》,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5期。

   4 (1) 《张之江呈国民政府》 (1928年7月14日) 府字第7229号, “国史馆”审编处编:《中华民国国旗与国歌史料》, 台北:“国史馆”, 2002年, 第1-3页。

   5 (2) 《中央党部颁布党国旗尺度比例》, 《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4日, 第7版。

   6 (3) 《中央执行委员会函》 (1928年10月12日) 府字第66号, “国史馆”审编处编:《中华民国国旗与国歌史料》, 第17-19页。

   7 (4) 参见[日]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与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 第181-182页。

   8 (5) 《党国旗使用条例草案》, 《训练特刊》1929年第2期, 第7-11页。

   9 (6) 《毁坏中国国民党总理遗像及党旗论罪办法》, 《立法院公报》1929年第7期, 第91页。

   10 (7) 《党国旗制造使用条例草案》 (附录八) 、《党国旗制造暂行条例草案》 (附录十四)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党旗和国旗》, 1929年, 第96-110、123-124页。

   11 (8) 《为据富阳执委会来呈转请规定党国旗使用范围由》, 《训练特刊》1929年第3期, 第26页。

   12 (9) 《党旗国旗之制造及使用办法》, 《中央党务月刊》1931年第36期, 第322-329页。

   13 (10) 《党旗国旗制造使用条例》, 《中央周报》1934年第328期, 第3-4页。

   14 (11) 《制售党国旗商店管理办法》, 《中央周报》1935年第359期, 第1-2页。

   15 (12) 《党国旗制销总局昨日成立》, 《申报》1935年11月21日, 第9版。

   16 (13) 《处置破旧党国旗办法》、《党国旗升降办法》, 《行政院公报》1937年第2卷第23期, 第417-418页。

   17 (1) 《本党部通令各级党部指示悬挂国旗党旗方法文》, 《生路》1927年第27、28期, 第43页。

   18 (2) 《党国旗悬挂之先后问题》, 《民国日报》 (上海) 1928年12月13日, 第2张第4版。

   19 (3) (5) 《中央执行委员会函》 (1929年4月29日) 府字5396号, 《国民政府训令》 (1929年5月3日) 第315号, “国史馆”审编处编:《中华民国国旗与国歌史料》, 第181-182页;第184-186页。

   20 (4) 《令各县党部为转知中央解释党国旗悬挂次序由》, 《训练特刊》1929年第3期, 第26页。

   21 (6) 管理:《国旗党旗的位置左右应以何者为标准》, 《民国日报》 (上海) 1929年6月11日, 第4张第2版。

   22 (7) 《呈据浦江县训练部转请解释党国旗悬挂次序由》, 《训练特刊》1929年第3期, 第25页。

   23 (8) (9) 《指令浙江省执行委员会训练部解释党国旗悬挂次序并无更改由》, 《通令各省市训练部为党国旗悬挂之秩序由》, 《中央训练部部务汇刊》1930年第四集, 第27页;第25页。

   24 (10) 《关于党国旗称呼或书写之先后次序》, 《中央党务月刊》1935年第79期, 第105页。

   25 (1) 李学智:《民元国旗之争》, 《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 第46页。

   26 (2) 冯自由:《中华民国旗之历史》, 载氏著《革命遗史》 (上) ,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4年, 第26页。

   27 (3) 参见Roger Schank, Gary Saul Morson, Tell Me a Story:Narrative and Intelligence (Evanstone: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30。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1023.html
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0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