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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游:塑造党国之民: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党旗、国旗的政治运用

更新时间:2020-04-25 15:04:50
作者: 周游  
以及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确定党旗和国旗等党旗、国旗的历史故事 (8) 。讲述这些党旗、国旗历史的用意, 在以官方权威型叙述的形式, 将国民党“革命建国”的历史与党旗、国旗的历史连接在一起, 使党旗、国旗成为承载国民党“革命建国”历史记忆的象征物。

   该宣传册在将党旗、国旗的历史与国民党“革命建国”的历史绑定后, 还对旗帜颜色、图案和式样的象征意义进行重构和新解。对党旗中“青天白日”的象征意义, 国民党表示:日光代表人生一切精神上物质上幸福的源泉, 在日光下人是自由平等的, 正所谓“光明正照, 自由平等”。国民党还以太阳为天体的中心比拟三民主义是人类政治思想的中心。国民党对党旗象征意义的阐释, 意在强调自身的历史使命, 即“领导中华民族率同全人类去为极乐世界而奋斗” (9) 。国旗的红、青、白三色在自由、平等、博爱的象征意义上, 还被国民党分别赋予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新意, 使国旗成为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象征。国民党还赋予党旗、国旗“以党治国”的象征意义, 强调这也是1924年制定党旗国旗式样的用意 (1) 。被国民党重构后的党旗国旗的象征意义, 正如该宣传册中所言“党旗总示解放人类之义, 国旗则显示革命的目的与方法。其所含意义, 实尽括三民主义与革命方略” (2) 。通过对党旗、国旗象征意义的阐释, 国民党将三民主义、以党治国等意识形态浓缩于党旗、国旗的象征意义之中, 使党旗、国旗成为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象征。

   旗帜新意的赋予总与特殊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随着“新生活运动”的开展, 国旗又被国民党赋予了更多新意。1935年7月15日, 蒋介石在成都“孙中山扩大纪念周”演讲中, 重点阐释了国旗意义与“新生活运动”的要旨, 蒋表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是我们中华民族自黄帝以来, 一脉相传的总生命的表征, 亦是我们中华民国自黄帝以来, 列祖列宗, 以及我们总理和一般革命先烈灵魂之所托, 也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共同的信仰之所集, 所以我们要尊敬祖先, 爱护国家, 就要尊敬国旗, 爱护国旗, 尊敬国旗爱护国旗, 就是尊敬祖先, 爱护国家, 我们一看到国旗, 就等于看到我们的国家和祖先, 以及自总理以下一般为革命牺牲的先烈, 就要肃然起敬, 奋然兴起, 要在我们手里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我们祖先五千年来的民族生命和文化, 救起我们的国家, 复兴我们的民族, 使国旗永远飘扬于世界”。 (3)

   虽然国民党对国旗象征“中华民族”的提法在《党旗与国旗》宣传册中已有提及 (4) , 但那只是在国族 (或民族国家) 象征的层面上谈爱旗爱国, 并没有像上文中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追述和道统的建构。在蒋介石这段讲话里, 国旗的意义已不限于中华民国 (或国民党政权) 的象征, 而是自黄帝以来中华民族五千年“生命和文化”的象征。蒋介石将中国人的“祖先” (黄帝等) 与孙中山、革命先烈和国民党进行连接, 赋予了国民党继承中华民族正统的合法性。这些国旗象征意义的扩大背后, 是将国民党作为整个中华民族正统的代表, 其背后是在暗示国民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者和革命先烈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这与国民党在政统上将孙中山建构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之后连接“孙—蒋”, 将蒋介石建构成为孙中山未竟之业的继承者 (5) ;在道统上建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孙中山这个谱系 (6) , 有着相似的政治暗示和用意, 都意在建构国民党的政治合法性, 将国民党及其政权建构为中华民族的代表。

   谶纬是传统中国的儒家神学, 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国民党也利用党旗、国旗的象征意义附会谶纬之说, 以示自身统治是顺天应人的“天命”所归。在1926年国民党北伐时, 国民党就发明“明代”的青天白日石刻, 昭示北伐的正义性和必胜性 (7)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国民党仍利用谶纬以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据汉口《中山日报》1928年5月20日载, 河南太康县有只母鸡下了一颗奇怪的蛋, 鸡蛋中央圆形凸起, 圆边射出十二道光芒, 与国旗图式几乎一样。在广东恩平, 有人在市面购得一只螃蟹, 煮熟后蟹背显现“统一天下”四字。对这些民间流传, 该作者指出:不能说是事实, 但许多祥瑞都是民众心理的表现, 是民众希望的反映。作者表示民众谁不想在“青天白日”下快乐生活, 谁不想早日脱离军政时期实现“统一天下”的太平时期?与其说民众传播祥瑞是迷信, 倒不如说是民众借祥瑞来表达自己的祈望。 (8)

  

   三以党旗、国旗行党化及党国之民的塑造

  

   作为意识形态很强的党旗、国旗, 国民党对其政治教化、凝聚党心的功用是深知的, 如在1925年5月国民党浙江全体会议上, 就决议以青天白日旗之“青白”二色以化国人, 使国民党的主义印入国民心脑 (1) 。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国民党积极地将党旗、国旗作为传播党国意识形态、塑造党国之民的政治符号, 并努力将其推广到全国。国民党以党旗、国旗进行政治教化, 一方面让人民悬挂党旗、国旗, 将党旗、国旗植入社会各个空间, 将“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这种党国仪式植入到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议程中, 使人民在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时感受到“党国”的在场;一方面通过党旗、国旗教育, 将含有党国意识形态的党旗、国旗象征意义和历史灌输给人民, 希望人民通过认同党旗、国旗来认同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政权。

   在国民党北伐前, 悬挂党旗、国旗和“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的仪式主要见于国民党统治辖区内和其主导的活动中。北伐开始后, 国民党以武力为后盾, 要求各地人民悬挂自己的旗帜, 以示认同党治, 青天白日 (满地红) 旗也随着国民党北伐飘扬全国, “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的仪式也在范围上得到扩展, 但仍限于国民党主导的政治仪式中。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国民党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 开始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和对人民的规训, 人民的日常生活日益政治化, 并悬党旗、国旗和“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的党国仪式进入人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国民党在1928年拟定的《党国旗制造使用条例草案》中, 就规定“任何团体或机关, 均须设备党国旗于会议厅礼堂及集会场所” (2) 。1934年“中常会”修订的《党旗国旗制造使用条例》再次强调, “党政军警各机关各团体学校等均须悬挂党旗国旗于会议厅礼堂及集会场所之正面” (3) 。学校是政治教化的重点, 各级公私立学校教室里都必须悬挂党旗、国旗和孙中山像, 各种毕业证、结业证上也印有这些政治符号 (4) 。但是, 对国民党以党旗、国旗进行党化的行为也有学校抵制, 如胡适、马君武在中国公学长校期间就提倡学术自由, 反对党化, 不设党义教程, 不挂党旗、国旗, 任何活动议程中不设“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礼”、恭读总理遗嘱等仪式 (5) 。对马君武的做法, 上海国民党党部予以声讨和施压 (6) 。结果学校校董会罢免了马君武中国公学校长一职。

   城市的商户也被要求在节庆日一律悬挂标准的党旗、国旗。“新生活运动”开始后国民政府加强管控, 如1935年上海市政府制定的悬旗办法中, 就让公安局各分局随时检查市民悬旗情况, 如有市民不购买标准的党旗、国旗悬挂, 对初犯者由该管辖分局传唤申斥, 并将户主姓名报告公安局, 再犯者由分局报公安局予以处罚 (7) 。乡民也在被要求之列。据报道, 1936年上海某区警所为推销党旗、国旗, 派警员下乡挨户强迫农民购买, 并以拘罚威胁 (8) 。教会也在被党化行列, 1928年中国青年会“纪念耶诞”拒悬国旗, 就遭到上海市党部的刁难 (9) 。娱乐场所也不能幸免, 如各戏院被要求悬挂党旗、国旗 (10) , 各影院放映前被强行植入放映党旗、国旗和孙中山像等内容 (11) 。即便是结婚这样的私人行为, 也被要求悬挂党旗、国旗和孙中山像于礼堂。 (12)

   国民政府在将党旗、国旗植入各公私空间后, “向党旗国旗行三鞠躬礼”的党国仪式也自然被植入到各种活动的议程中, 不论国家纪念日、官员宣示就职等政治活动的仪式中, 还是学生集会、民间婚丧嫁娶等非政治性的日常生活中, 都安排有此种仪式 (1) 。添加这一仪式的目的, 就是要通过不断重复的身体行为, 对人体记忆进行训练, 加深人民的党国记忆 (2) , 进而塑造人民对党国的认同。

   党旗、国旗教育也是政治教化的一种形式。明了党旗、国旗的历史、意义和礼节等被国民政府视为人民的“义务” (3) , 这意味着党旗、国旗教育也带有强制性。1933年蒋介石在南昌举行的“国庆纪念会”演讲中, 就强调教育界尤其小学教员, 在开学第一天就要告诉学生国旗、党旗是总理和革命先烈灵魂的寄托之处, 对国旗、党旗敬礼, 是因为总理和革命先烈的灵魂在上面。蒋介石表示“满地红”代表鲜血, 是先烈创造革命建立民国为国为民牺牲的血迹。蒋还强调要对学生讲爱旗爱国的意义, 要培养爱国爱党的学生 (4) 。蒋介石所讲的以党旗、国旗塑造人民的党国意识, 其实是将党旗、国旗的官方解释讲给人民, 以建构他们对国民党意识形态及其政权的认同。

   正如蒋介石在讲话中强调, 教育部门和教材编写者将党旗、国旗教育内容普遍植入教材中, 如世界书局1933年发行的供初级小学第二年使用的《社会课本》, “党旗、国旗的认识和讲述”就被放在“公民知识”第一项。在教授程序上, 先让学生了解党旗、国旗旗式、意义及人民对其应有的态度等, 然后由老师讲解党旗、国旗制作的历史 (5) 。用于公民训练的小册子前两课内容都是以党旗、国旗来培养学生爱国爱群的意识 (6)。党旗教育的用意不必多说。国旗教育虽有塑造现代国民的目的, 但国旗教育的内容却以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建国”故事为主, 这种教育内容的设置, 表现出国旗教育仍具有党化教育性质。

   国民政府还通过其他途径宣传党旗、国旗意识形态, 将党旗、国旗历史及意义编印成册发售就是一种。1929年中央宣传部编印的《党旗和国旗》宣传册, 初版印5万多册分发海内外, 后因各方不断索要又多次再版 (7) 。每到国家纪念日举国悬旗之时, 国民政府也借机编印党旗、国旗历史故事赠送或低价出售, 如1929年国庆日上海特别市宣传部就编印《党国旗浅说》随《民国日报》附送。小册子分党旗、国旗历史、意义、制造、使用和礼节五部分 (8) 。这种将国庆日举国悬旗与“识旗”的结合, 更有利于党旗、国旗意识形态的宣传。

   演讲是近代中国常见的传播信息、进行民众启蒙和动员的一种方式, 在各种群体集会中多设有演讲环节。演讲也是传播党旗、国旗意识形态的一种途径。抗战前蒋介石多次以党旗、国旗作为演讲内容讲述党旗国旗历史及意义 (9) 。政府官员和精英也如此。在1936年元旦党旗、国旗制销总局成立开幕式上, 总局主席张子廉、中央宣传部代表潘公展都对党旗、国旗历史及意义进行了强调 (10) 。甚至在上海劳动大学附属医院的“总理纪念周”上, 也有演讲国旗、党旗历史的内容。 (11)

   国民政府还通过报刊传播党旗、国旗意识形态。现代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 使携带党旗、国旗意识形态的文本加倍复制, 极大地促进了党旗、国旗意识形态的扩散。不论是官方发布的各种规范党旗、国旗的文件, 还是演讲者的讲稿、各种对旗帜意识形态介绍和阐释的文本, 都会被报纸杂志刊载并相互转发, 让更多的人阅读知晓。有的报刊为照顾文化程度较低人群阅读, 为文本加上注音字母, 如1931年《民众旬刊》就摘录了《党旗与国旗》宣传册中“国旗的意义”和“党旗的意义”两篇, 加注音字母刊载。 (1)

国民党通过国家机器和其他途径将党旗、国旗及其意识形态向全国推广, 确实让更多民众了解到了这些政治符号的式样及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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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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