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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英刚:佛光下的朝廷:中古政治史的宗教面

更新时间:2020-04-25 15:02:53
作者: 孙英刚  

  

摘    要:

   中古时代,佛教的传入带来了新的文化基因。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再造,也对当时中土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佛光照耀之下,中古政治史呈现出纷繁复杂的面相,而这些面相,是我们理解中古时代知识、信仰与政治世界内在逻辑的基础。佛教对中古政治的参与,并非仅仅是特定政治人物、集团与特定僧人、寺院的互相利用,而有其自身信仰的逻辑——其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期盼、对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理念,乃至对统治合法性的论述,都植根于自身的知识和思想之中。佛教将政治秩序置于一个神圣而又和谐的参照系之内,把神圣的宇宙秩序扩展到人的领域,从而赋予统治者一种类似必然性、确定性和永久性的东西。中古政治的起伏、逻辑和理念,需要回到中古去理解,回到宗教光芒笼罩下的人心去理解。

   关键词:中古; 佛教; 政治史; 转轮王; 意识形态;

  

   中古时代见证了佛教的传入,3—9世纪的中国文明乃至东亚文明,在佛光的照耀之下,带有强烈的宗教属性。如果不深入探究佛教的基本逻辑,不把大量的宗教信息补入中古政治史料,中古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起伏只不过是在世俗世界里演绎——这并不是完整的历史画面。尽管有学者强调直到唐代中后期,人们仍然是二元心性的心灵结构——不论你如何标榜自己的世俗性,却摆脱不了神性的光芒1,但恢复中古政治史的宗教面,仍是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研究方向。

  

   一

   历史书写:宗教文献与世俗文献

   在很多情况下,历史记载和历史记忆,可能并不是对过去真相的重现,而更多的是对讲述过程和形式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简单地组织和讲述过去发生的事,而是一个讲述者有意或者无意地重组画面、灌输特定认识和意识的过程。看似客观的历史书写,一旦形诸文字,仍然要借助文学的手法,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起承转合,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书写者自身的知识、意识和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某种程度上的重新讲述(representation)。这种重新讲述是一个再造(reproduction)的过程,一般通过裁剪、扭曲、隐藏、突出等方法,构建出自己想要的历史画面。有时候不需要“说谎”,只需讲述想让观众知道的片段——即便这些片段都是真实的——隐藏不想让他们知道的情节,整个画面的效果就截然相反。不同的书写者,因其立场、观念的不同,呈现出的画面就会有很大差异2。持官方立场的历史记载,难免会受到当时政治倾向、局势、权力结构和正当性的影响;而宗教精英在重现同一历史画面时,其取材、剪裁、突出的重点更加体现出其宗教立场,因此,他们呈现出的画面就与官方记载有显著的差异。从文本生成的过程和学术价值来说,两种文献并无优劣高低之别。在一个佛教昌盛的时代,只使用世俗文献甚至只使用官修史书来推断历史情景——哪怕是只研究政治史——都可能造成致命的缺陷。

   直到8世纪,佛教高僧们的重要关怀,不仅仅在于现实世界之外,而且也期望用佛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将自己的信仰推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他们讨论佛法和王权之间的关系,强调佛教和转轮王之间的彼此护持,憧憬弥勒下生带来的美好世界。很多高僧投身相关政治理论和实践之中,持续对政治的起伏和走向产生影响。玄奘翻译的《十一面神咒心经》,经过窥基的弟子、也就是玄奘再传弟子慧沼(648—714)的注疏(《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3获得推广。十一面观音和护国思想紧密相连,这一带有强烈密教色彩的信仰和理念,不止停留在理论的层次,甚至被用来解决实际面临的政治军事危机。神功元年(697),为讨伐契丹,武则天诏高僧法藏(643—712)依经教请法,建十一面观音道场,摧伏怨敌。因为军事的胜利,这次十一面观音强大的护持威力给武周君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武则天为此甚至改年号为神功4。慧沼除了给玄奘的《十一面神咒心经》进行注疏,而且还配合义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著《金光明最胜王经疏》,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强调佛法和王权之间的关系。《金光明最胜王经疏》的核心理念,是讲述佛法和转轮王之间彼此护持的关系;而《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具体地将修持十一面观音的功德与转轮王思想以及国家的利益连结在一起,这代表着当时主流佛教僧团对于十一面观音信仰的看法5。

   毫无疑问,佛教不但强烈地影响着中古时代的精神世界,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佛教信仰的普及甚至让素食成为隋唐长安城市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蜂蜜的生产销售成为重要的商业内容),在政治起伏上,也毫无疑问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其关键之处,除了佛教提供了系统的政治解释(比如有关王权的“新”理论),还在于佛教对宇宙秩序和超自然力量的“驾驭”为军国命运提供了“保障”,甚至在于这些积极参与政治军事运作的高僧,比如玄奘、慧沼、法藏、义净们,若忽略其僧人的身份,其本身就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在政治理论、宣传造势、朝廷礼仪乃至政治斗争中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佛教僧人与僧团,本身就是当时政治势力结构中的一极。

   信仰世界与政治世界本处在同一场域中,但是目前中古政治史的研究,往往无意识地将宗教信仰的板块,排除在整个历史画面的拼图之外。如果我们去读两唐书,除了几个邪恶的政治和尚和玄奘、一行少数僧人之外,完全找不到任何的有关佛教强烈影响了政治史的印象。可以说,佛教在隋唐政治史上的痕迹被几乎完全抹去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跟佛教有关,但是在以两唐书为代表的官修史书中,佛教几乎踪迹难寻。这跟中古时代佛教昌盛甚至在儒释道三教中占据上风的历史图景完全不符。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源于佛教自唐中后期退出官方意识形态舞台和主流意识形态,以及道学的兴起带来的对宗教信仰成分的摒弃;另一方面也源于现代学术不断重复形成的论述模式。历史记忆往往经过后世文本的不断重构,加上近代以来学者的反复申说,形成了许多固定的逻辑和表述6。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我们抛开这些“常识”,深究某些细节,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图景。

   在佛光照耀之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许多政治事件、军国运数都不可避免地跟特定僧人、僧团或者寺院存在密切的关联。从佛图澄、昙无谶到昙延、玄奘、慧范、德感,从同泰寺、永宁寺到大兴善寺、普光寺、大安国寺,佛教对政治的影响无所不在。隋唐长安城的天际线被佛塔装点着,俯视着在城中发生的、兴衰起落的政治剧。许多看似和佛教无关的画面,其实背后也隐藏着佛教的因素。笔者尝用最“老套”的一个话题说明佛教文献对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即发生在贞观十七年的李承乾被废事件——立储废储之争,或者说继承政治问题,本就是贞观朝后期的一条政治主线。官修史书有关李承乾的记载,一个主要基调,是“承乾之愚,圣父不能移也”7。在这些经过政治操弄的文献中,李承乾被描述成一个漫游无度、性格乖戾、精神错乱、道德败坏的人物。《旧唐书》花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他跟太常乐人称心的关系,暗示其同性恋倾向,并将李承乾跟太宗关系的破裂归结于此8。从官方记载的李承乾的诸多细节上,我们可以读出历史书写时书写者有意无意灌输某种倾向的痕迹。但是在道宣等高僧的笔下——基于宗教的热情而非政治的考虑,他们对官方的政治结论似乎并不完全买账——李承乾却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面貌。这一点也再次说明,宗教书写,往往并不完全屈服于世俗政治的压力9。

   道宣使用大量的笔墨记载了李承乾对佛教尤其是长安普光寺的资助与干预。李承乾和普光寺的关系,反映了当时的基本政治权力格局和佛教僧团的一些特点。权势熏天的太子、亲王势力在隋代及唐代前期左右着政治的走向,使几乎每一次的权力传承都伴随着党派斗争乃至流血政变。这种政治权力结构反映到佛教界,就产生了特定的僧团或者寺院跟某一个政治人物存在特殊关系的情形。普光寺作为李承乾在宗教信仰领域权力的延伸,在贞观朝前期崛起为重要的佛教中心,但是其兴也因政治,衰也因政治,在李承乾政治上倒台之后,迅速走向衰落,彰显了隋唐时代佛教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寺院地位的升降,与其供养者的政治起伏紧密相联10。

   其实对佛教的忽略,并不只是政治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其他领域的研究同样如此。比如目前有关唐宋思想转型的主要研究著作中,我们完全看不到佛教的影子。在这些研究中,佛教似乎不是唐宋思想世界的一部分,佛教知识人完全是无声的11。如果把最为辉煌的佛教知识、信仰体系及其成就排除在历史画面之外,就会拼出一个平庸的盛世。思想世界的高度,往往被后世的学者截取少数几个精英的喃喃自语和痛苦呻吟加以界定。即便如此,佛教知识人在宇宙观、哲学、逻辑、政治理论乃至相关的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而唐宋的思想转型,缺了都市佛教的衰落与佛教网络破碎这一重要源头,很可能只是真实历史画面的部分轮廓而已。同样的,如果忽略了佛教与商业网络的关系,中古时代的经济史也就显得不那么完整。发生在同一场域的事情,人为地将世俗的部分和宗教的部分割裂开,从逻辑和方法论上都存在无法解释之处,这很可能也是中古政治史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

   身份界定:僧人僧团与人群划分

   中古时代佛教僧侣在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他们的这些角色因为受到自身佛教僧侣身份的影响,反而遮蔽了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因为佛教僧侣强烈的宗教信仰属性,他们往往将政治运作于信仰的舞台,用灵验、感通、仪式、咒术、宇宙观等包装,有别于传统政治运作模式。研究者也往往将佛教僧侣的政治活动,跟传统的政治运作划分开,似乎两者并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场域。另一方面,后世的史料再造也遮蔽了佛教僧侣在政治起伏中的形象和角色,比如义净,在武则天倒台之后,其在武则天政治宣传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逐渐被抹去,以致宋代的赵明诚读到唐碑《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的碑侧内容,才发现武则天“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尊号,正是由义净所奠定的,不由得感叹:“余尝谓义净方外之人,而区区为武后称述符命,可笑也。”12

   其实在中古时代的许多高僧,本身就是重要的知识人。他们中有的精通阴阳术数,有的精通诗词歌赋,有的擅长商业组织,有的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纵横捭阖,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当时重要的历史记录者。道宣(596—667)13、道世(?—682)等佛教高僧撰写了大量记录南北朝后期到唐代前期历史事件的文字,比如《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等,内容丰富。这些历史书写,有的时候带有较强的宗教色彩,用现代理性主义的观念看,属于荒诞不经的内容。但正是如此,此类文献反而有别于经过政治审查的官修史书,保存了大量的被传统政治史研究所忽略的信息。他们在进行书写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文学创作”,“文学”的帽子是我们后来用现代学科追加上去的,只不过他们对故事情节的再现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本身知识背景和社会角色的影响。

   中古时代,佛教僧侣不但是宗教教徒,而且还是知识分子、政治人物。佛教寺院构成了中古社会的一部分,佛教知识分子应该被视为知识精英的一部分。将中古政治史与信仰世界分开的做法,实际上割裂了本属同一历史语境的两个重要层面。中古时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大特色,是思想世界和知识世界依然深受宗教意识的影响14,物质文明和思想世界都在佛光的照耀之下。宗教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尤其是政治宣传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权力政治结构在佛教信仰世界的反映,产生了佛教寺院、特定学派、特定僧团与特定政治集团存在密切关联性的情况,寺院和僧团地位的升降,与政治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相关,组成了当时信仰与政治世界复杂图景的一部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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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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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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