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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耀桐:新中国的国家治理和70年的发展

更新时间:2020-04-25 08:23:20
作者: 许耀桐 (进入专栏)  
邓小平强调要抓好各行各业的管理,特别重视经济管理、企业管理、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邓小平指出:“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4]153他还要求,一定要“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4]150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引领着国家治理走上实现管理科学化的道路。

   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当代中国国家治理进入新阶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个《决定》中,总计24次提到了“治理”,包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小区治理”“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式”“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第三方治理”等重要提法。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涵盖了各领域、各部门,是全方位、多层次、系统化的全面治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新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赋予的新任务。习近平指出:“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但是“相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5]我们只有斗志昂扬地跨入新阶段的国家治理,更好地发挥国家治理的多种要素和优势,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新中国国家治理经历的从统治型、管制型、管理型到治理型的发展和转型,体现了历史的进步、转折和改革发展。与统治型、管制型和管理型的国家治理比起来,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具有新颖的、丰富的理论内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进入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新阶段,现在使用的国家治理这个概念,有了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家治理包含了古今中外各种国家制度环境下采取各种方式的国家治理;狭义的国家治理,则是专指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或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可简称为国家治理。

   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习近平明确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6]在习近平阐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思想中,包含着两个方面重要的涵义:其一,国家治理不能割断与本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内在联系,也不能割断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和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要善于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即便是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还需要包含以往的统治型、管制型和管理型的国家治理的合理因素。例如,我们仍然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统治职能,防范我国局部地区可能发生的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暴力恐怖事件,也要坚持那些适当的、必需的管制措施和大量的、成熟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其二,对国外的治理理论和经验做法,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要排斥拒绝,应很好地吸收借鉴,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了新的治理思潮,形成新的治理理念,倡导主体多元、协同共治,达到国家、市场、社会、公民之间的相互合作和包容,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就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鲜明特点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是在适合中国基本国情基础上形成的一套科学有效的治理体系。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既要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从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5]他又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更加注重治理能力建设,增强按制度办事、依法办事意识,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5]从这些论述中,可以提炼出“党的领导”“国家制度体系”“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关键词,它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核心元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定。这些核心元素和基本规定,构成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鲜明特点,概括地说就是,“两导”(党的领导、国家主导)、“三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四治”(法治、德治、共治、自治)。

   ——“两导”:党的领导、国家主导。在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中,必须坚持并加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7]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国运昌盛之所在,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当然,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指党必须处在国家的全面领导的位势上发挥作用。全面领导指的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而全国其他组织、单位、团体和公民,必须在政治上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但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等于党要去包办和代替一切,必须保证其他机构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党的领导,不妨碍党同其他组织、单位、团体和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关系,也不妨碍各自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理自己的事务。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中,还必须凸显政府的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其《决定》中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这说明,中国的各级政府必须在国家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即发挥政府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龙头牵引作用,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绝不能把政府等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群团组织,更不能将其淡化、边缘化。

   ——“三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中,习近平特别强调治理的制度化问题。他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实质上就是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习近平指出:“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6]只有在制度建设上做足功夫,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才会日臻完善。

   规范化,是指通过发布和实施一系列关于治理的标准、规则和要求等,以达到治理过程中的统一,获得治理的最佳秩序和最佳效益。程序化,是指治理工作要按照一定的步骤、流程实施,有着严密的、内在的合理性安排。规范化和程序化是制度化的结果表现。制度化是治理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治理体系规范化、有序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说,治理的制度化必然伴随治理的规范化、标准化,治理的制度化也必然要求治理的程序化、有序化。

   ——“四治”:法治、德治、共治、自治。法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必须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基本方式。自古以来,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治的状况如何,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强盛。建设法治中国,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建设法治中国,必须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进一步深化立法、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推进立法、司法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明确行政执法主体,合理分解执法职权,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还要推进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德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不但实行依法治国,而且要求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都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教化人们思想、维护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补充、不可或缺。只有法治、没有德治,或只有德治、没有法治,都不可能治理好国家。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8]弘扬德治精神、实施德治方略,以道德滋润法治,才能强化道德对法治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才能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才能更好地促进法治的发展。

   共治,即共同治理,也称合作治理、协同治理、多元治理。共治是当今时代治理所呈现出的最显著的特征。共治,要求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组织与公民个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共同参与,形成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通过由上至下、由下至上的双向或多向的互动过程,既包括政府组织的合作机制,也包括非政府间组织的合作机制,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实施共治,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重心所在。

   自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既需要共治,也需要自治。国家治理并不是全能的,无限制地将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基层领域去,违背了社会的运行规律,会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破坏。但是,社会也不能缺乏治理,否则就会处于失序的混乱状态,这就需要采用自治的治理模式,由相关的社会主体担负起治理的职责。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索农村和城市社区群众自治,现已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施自治,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

   参考文献:

   [1][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M].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N].人民日报,2016-07-0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J].求是,2014(1).

   [6]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N].人民日报,2014-02-18.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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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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