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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壮海:讲规范 求创新

更新时间:2020-04-24 10:55:36
作者: 沈壮海  

   沈壮海,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先后指导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及访问学者20余名。

  

   每一个准备进人学界、准备开始学术生涯的人,准备或立志将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的人,所应接受学术训练的重要内容便是学术规范的训练。学术规范的训练决定着一个学者能否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迈出稳健有力的步伐。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唐纳德·肯尼迪在其著作《学术责任》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就为学术生涯做准备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比高尚的学术行为更为重要的了。”高尚的学术行为,首先即遵守学术规范的学术行为。学术规范是学术发展的基石,是学术发展的生命线。把握住这个生命线,学者的学术生涯才会更辉煌,才可能产出理想的学术成果。这就是学术规范的意义所在。

  

   一、话语规范

   这里的“话语”,指基本的学术概念、范畴、术语。这是一个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基础,也是任何一项具体学术研究过程的基础。术语的创新,往往标志着学术的创新发展。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曾这样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在这一序言中,恩格斯也从术语革命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中所取得的新成果及其创新意义。

   那么,我们要遵守哪些话语规范呢?首先,要熟悉本学科、本学术领域的术语。术语的革命标志着学术创新发展的状况,术语的运用也标识着一个学者基本的学术背景、学科归属。每位研究者,都要熟悉本学科领域的基本话语,要熟悉本学科领域中的“学术普通话”“学术通用语”。其次,在同一研究中,同一术语,其内涵应当极为明确且一以贯之。要避免同一术语在同一研究成果中内涵不明、界定矛盾、意义不一等情况。再次,字面相同的学术术语,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其内涵也可能是不一样的,要仔细辨明,准确使用。例如“意识形态”“价值”“软实力”等。最后,在学术对话中,要了解对方所用术语的确切含义,不要望文生义,不要各说各话。

  

   二、选题规范

   不少人认为选题就是“选择题目”。其实,选题的真正含义更应理解为“选择问题”。选择问题是选题的基本规范。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创新的前提,不提出问题就不可能解答问题,更不可能实现创新。

   问题的选择,要体现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任何重大的理论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成果即重大的理论成果。从学术史来看,大凡学术繁荣昌盛之期,皆为学者们能够直面重大现实问题自由探索之时。

   在对问题的关注中,我们应当关注“新”问题、切准“真”问题、聚集“大”问题、重话‘“老”问题。一是“关注新问题”。在空前的社会变革中,新问题层出不穷。列宁曾经指出,在“异常剧烈的变化”面前,人们“自然而然地、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重新估计一切价值……的趋向。”当代中国同样如此。一系列的新问题,都可以也应当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二是“切准真问题”。我们选择的问题应当是真的,是深刻的、复杂的,是反复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是值得我们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反复与系统研究的。三是“聚焦大问题”。这里的“大问题”,指关键性的和基础性的问题。越是关键性、基础性的问题,它的意义越大,这是“聚焦大问题”的真正含义。四是“重话老问题”。老问题在新的情况下会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我们借助观察问题的新视角、新工具和新方法,在对老问题的重新审视中,也可以看出新的景象,得出新的结论。

   培养问题意识,一要深人实践,二要勤于积累。“积累是产生学科的‘问题’意识,提出学科研究‘间题’的基础。在研究中,我们往往为找不到或找不准研究的问题而苦恼,其实这正是理论上积累不足,经验上缺少发现的表现,实践告诉我们,研究的问题,是理论积累和经验发现碰撞的产物,忽视其中哪一方面,都无法找出研究社会的‘真问题’。”其间的道理也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讲的那样:“没有问题就没有知识,但是没有知识也就没有问题。这意味着知识始于知

   识与无知间的张力:没有知识就没有问题——没有无知就没有问题。”

  

   三、研读规范

   学术研究的过程,离不开对思想资料的研读。资料的研读过程,也需遵循相应的规范。

   遍览资料,即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遍览与自己研究主题相关的所有资料。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这是马克思对研究过程规范与规律的概括,也贯穿了马克思自己的所有研究过程——无论是置身怎样的研究处境之中。

   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定要以开阔的视野观察思考问题,发现、分析一切有关的研究资料和素材。辨别资料,即对海量的资料进行辨别。辨别资料的过程就是对思想、信息、知识进行“蒸馏提纯”的过程。这项工作越细致,我们所取得成果的质量就越能够经得起检验,“这蒸馏提纯越是彻底,制成品的纯净度越高。”我们要辨别所搜集到的资料是正面的资料还是反面的资料,是原创的资料还是模仿的资料,是充分的资料还是残缺的资料,是深刻的资料还是肤浅的资料,是可靠的资料还是有待验证的资料,是权威的资料还是普通的资料,是典型的资料还是一般的资料。有了对资料的诸如此类分析,哪些资料能够进入、运用到我们的研究成果中,哪些应当抛弃,这个分寸就会把握得非常好了。辨别资料的过程中,要避免“只选取那些能够佐证自己的先验假设的资料,而有意忽视那些不利于证明自己的先验假设的资料”,“要尽量通过不同资料的相互印证来进行甄别;对前人通过调查获得的实证数据,要注意其获取数据的手段是否科学,其获取数据的社会背景与本选题社会背景之间是否存在较大差异”。

   “消化资料”的过程,即将资料转化为自己“掌握了的东西”的过程。读书就像在知识的海洋里游泳,既要潜得下去,也要浮得上来,潜得下去就是要遍览,浮得上来就是要有自己的思考,要消化吸收。美国作家爱默生讲:“书籍使用得当时,它是最好的东西。将它滥用时候,则变成最坏的东西。怎样才叫作使用得当呢?那使用所有手段才可以达到的唯一目标究竟又是什么呢?它无非是要给人以启发。我宁可不读书,也不愿意任由书的引力把我拖出自己的轨道,以至于我从一个宇宙变成一颗卫星。世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活跃的心灵。”爱默生此论的鲜明用意,正是要提醒读书人应当带着自己的头脑、自己的思考去读书,要能够将书籍转化为真正“为我所有”“为我所用”的东西。

  

   四、方法规范

   运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和我们能够取得什么样的研究成果关系密切;方法创新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枢纽。苏联生理学家巴甫洛夫谓“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称研究工作中“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法。”梁启超甚至将西方近代以来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追溯到培根,归功于培根归纳法的提出与应用。方法创新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意味着,对一项研究成果,理解其研究方法,往往也是理解其成果内容的重要切人点。正因如此,马克思在邀请恩格斯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撰写书评时,特别提出书评应当“谈一下方法问题和内容上的新东西”。在自己为《资本论》法文版撰写的序言和跋中,马克思同样表达了他对自己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别关注,以及对其方法的理解和对其著作内容理解之间内在联系的关注。

   在遵循研究方法的规范方面,应当注意的是:其一,要有“方法意识”和“方法自觉”,切忌“无法而战”,也要避免随意杜撰所谓的研究方法。其二,要会“选方法”,要根据自己的选题选择运用最合适的研究方法。其三,要真正“用方法”,不能把研究方法像标签一样贴在那里。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一信中曾经严肃地批评过“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将“唯物主义”作为“一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当前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中,也有不少存在;在对其他研究方法的使用中,此类贴标签的现象也同样多有存在。此类现象,均应避免。

  

   五、论证规范

   论证的生命力在其科学性。科学论证的对立面是非科学的论证。非科学的论证有哪些?有学者归纳为四类,即惯常法(此法诉诸习惯、传统以及先人为主的印象或观念,认为过去总是或曾经如此的事情,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权威法(此法诉诸权威—个人、团体或典籍,认为某方面的权威所说的事情,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直觉法(此法诉诸直觉,认为不可否认的自明之理或事,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和推理法(此法强调推理或推论的可靠性,认为只要推理或推论是对的,所得的结论便是真实的或可信的)。陶德麟教授也曾撰文批评过一些不正确的论证方式。如他指出:“写论文决不排斥作者的感情,充满激情的作品常常更能掌握读者。但论文是不能靠感情做支柱的。‘理直气壮’是对的,但‘气壮’未必‘理直’。一篇论文即使写得气壮山河,但如果在逻辑上不能成立,一驳就倒,也还是没有力量。有的同志喜欢在论文里写上许多‘毋庸置疑’、‘我坚决相信’、‘这是无可辩驳的’之类的话,以为这样就能增加文章的力量,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另一种毛病是以引证代替论证。……有的论文提出某个论点时,除了引权威人士的语录为‘证’之外,自己并没有独立的论证,这就显得无力。从逻辑上说,这就是犯了‘以权威为据’的错误。”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遵循论证规范、增强论证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六、行文规范

   行文规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俗易懂”。只有通俗易懂,才有助于研究成果的传播、接受与应用转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在通俗易懂地表述自己的研究成果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马克思在《资本沦》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便曾坦言:“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在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撰写的跋中,马克思还曾专门引用同其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等刊发的对《资本论》的有关评论来回击德国庸俗经济学空谈家们对其著作文体和叙述方法的指责,借此再次申明其著作在叙述方面对“通俗易懂”的看重和追求。

   行文规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文简意丰”,文字要尽可能简洁,但表达的内容要尽可能丰富,“应该力争以较小的篇幅容纳较丰富的思想,注意文字的‘经济’。”在行文中,还要尽可能做到文字优美,“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总之,在行文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避免生涩,也应避免粗陋。

  

七、引用规范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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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史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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