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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光:疫情下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思考

更新时间:2020-04-24 10:52:26
作者: 曾光  

   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莫干山讲堂,来谈谈我认识的问题。因为公共卫生于各位、于我是不一样的。对我而言,公共卫生是我终身的事业,我为它奋斗了40多年了。我认为公共卫生问题不仅涉及的概念问题,更涉及到实践的问题,包括涉及到具体的公共卫生事件,以与社会发展相关的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大讲堂提出了对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思考。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触及到了一个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由传染病、世界大流行引起的对人类经济、社会、文化甚至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冲击。我们现在来讨论大流行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非常特殊。因为传染病大流行,以人类的经验,比如对欧美各国而言,他们只是一百年以前有过一次应对传染病大流行的经验,即从1918年—1919年流感大流行。全世界死亡人数达五千万人以上,对社会冲击非常大。从那以后,世界上再没有这么大的流行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公共卫生的事业,特别是欧美各国率先在传染病防治中取得了一些成绩,较为突出的是在改进卫生习惯、安全饮水、疫苗接种和抗生素的使用方面等,他们是老师,我们是学生,我们先是跟着苏联,以后跟着西方公共卫生的进步而进步。

  

   一开始我们中国学习苏联的传染病防治模式,后来不止是传染病的问题,学习西方预防慢性病,涉及到人类的行为和健康素养。公共卫生概念越来越大,以至到最后,最初的传染病大流行问题已经不在公共卫生应对的主流之中,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旁枝,当做疾病史读,很多人对它不重视。

   中国这次能在全世界一枝独秀,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能够取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的阶段性胜利,原因在哪?为什么我们的“老师”打败仗?其实,我们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就是我们开展的领域,以及工作的深度、理论体系建设,都是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

   为什么中国在这次能够做得比欧美国家这些“老师”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一仗对欧美国家可以说是一百多年以来第一仗,我们是第三仗。第一仗是2003年SARS,那是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对世界当然也是。因此,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国际卫生条例》,要求各国必须报告一切可能对世界公共卫生造成了威胁的事件,比如说传染病流行和其他公共卫生重要的事件。但是实际上2003年SARS主战场是在中国,起点是中国,收尾也是在中国,虽然是传出到境外,但是比如在新加坡、美国、加拿大主要是华人社区,所以那时候没有成为世界大流行,但是对中国是刻骨铭心的。在中国的防治中,从现场流行病调查到防治对策,形成了一套成功的经验。

   举个例子来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首都SARS防疫指挥部门的建立,创建了联防联控的机制,建立一个决策者和专家直接对话的平台,即共同研判的一个指挥体系。而且采取的方法是把所有的病人按病情的轻重,都要集中收治。收治的过程中,如果容量不够,北京建立了小汤山医院。当时我参加了这一过程,提出封闭人民医院,把病人向远郊区转移的建议。在此以前,我们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的一支队伍,从广州率先研究疾病自然史,那时候确定了SARS潜伏期没有传染性,这一结论让我有一个机会,给中央政治局做报告时宣传。当时是卫生部让我去国家提出对策建议。主要建议是,中国的SARS防治,不应该是以高科技研究为主,应该是采取公共卫生对策: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为主。

   我非常感到荣幸的是,遇到一系列英明的决策者。所以中国能从一开始比较混乱的局面,到打翻身仗。这个仗是世界卫生组织都不敢相信的,我们没有病例了,他还不太相信。后来派十几个组到中国调查,才认识了中国发挥了体制的优势,从一开始的乱到治,这么快实现了,这是中国打的第一仗。

   我们打的第二仗是2009年,新流感大流行H1N1,那个大流行,恐怕对很多人的印象不如SARS深,但是那次可以称之为一次世界流行。涉及到起源于北美,波及各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那时候就出来发号施令了,引领世界各国从一级升到六级。中国因为接受了SARS刻骨铭心的教训,所以非常认真地应对。后来我我和清华大学的薛兰教授共同对中国的应对做过一次总结。我们发现这次中国在前三个月围堵甲流的时候,连续3个月发病曲线,成为了一条压低的直线,我建议称为中国平台,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即使流感那么难防控,在三个月内几乎让它抬不起头来,显示了中国的能力。但是这时候欧美国家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有一位优秀的美国疾控中心专家和我一起工作了8年。他的办公室跟我对门,设在我这儿,他讲:“你看你们白忙活了这么多天,我们美国没有忙活,结果是一样的。”

   当时中国三个月研制出了疫苗。后来世界各国先后进入缓疫阶段,即放弃围堵了,中国为最后一个。那位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占便宜了,我当时讲这既是一次实战,也是为更大的传染病流行做了一次全面的大演习。这样看来当前这仗,我们中国是打的第三仗,可对于欧美国家是第一仗。他们在公共卫生很多领域上都先进,但就是对传染病引起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上,恰恰是过去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而且他们这些预案各方面来讲警惕性也不够,因为一开始他们还是跟对待甲流一样,觉得可以不戴口罩,可以不隔离,看着中国搞这个,认为我们中国搞过头了。我觉得这就是公共卫生实战经验,中国有了。所以恰恰我们的“老师”缺乏这方面的实战经验,这次就体现出来了。中国有实战经验的话,还体现在几个关键方面:

   第一,国家体制、举国体制的优势。在SARS期间就是这样,为什么七天七夜能够建成小汤山医院?专家一提出这样的建议,政府立即采纳,地方七天建医院,军医从全国调进来进驻,北京解彻底决了病人收治的问题,SARS危机就转危为安了。

   第二,中国的老百姓。也不只是中国,东方国家都受儒家的影响,老百姓自古以来就有忠君爱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做正面宣传,凡是忠君爱国都是正面的,奸臣都是不爱国的,或者说是不忠君的。这种传统文化引导老百姓服从,响应政府的号召。SARS和这次也如此,有了历史文化传统,还有多年的精神文明教育,老百姓才会配合得这么好!

   第三,刚才说了,经验有利于我们打赢第三仗。其实第三仗一开始,但是我们SARS的经验在武汉没有用上。SARS之后一度国家加强了公共卫生建设,但是这种建设主要是盖房子,给疾控中心盖了楼、买设备,我们也搞预案,这些都是进步,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共卫生的困难。。公共卫生方面最大的进步,就现场流行病培训的发展。这个培训在SARS以前2001年就开始建立了,那时候也是以美国为老师,美国疾控中心从1951年就开始办了,这种培训不只是培训实战的经验,也成为维持美国疾控中心骨干晋升的一种渠道。经过这么严格培训的人,将来CDC各单位的领导就是他们。美国为了维护这支队伍,都是授以军衔的,每星期穿一天海军的军服,还享受一部分美军的部队待遇,所以美国CDC的人员维持稳定,是先把这支核心队伍维持稳定了,这些好的条件我们都不具备。

   但是,我参与创建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培训以及坚持了19年。比如这次在全国的流行病调查,有几百个学员参加。我培训的全国各地的是在现场,我1月9号到了武汉以后,我见过18个毕业生,都是在前线的。遗憾但是媒体很少对公共卫生队伍做报道,只宣传临床大夫做了什么。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新冠病毒感染潜伏期就有传染性,是谁调查出来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全世界都隔离14天,是谁调查测量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谁调查发现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谁去追踪密切接触者?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工作者!因此,他们应该跟临床医生同样受到社会尊重,可是公共卫生往往不在媒体的视野之内,不被社会重点关注。我觉得公共卫生一贯是受委屈的,甚至国家疾控中心在早期做了那么多好事还被攻击,这次也体现出来了。为什么钟南山说公共卫生地位低?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做了好事,还不被社会理解。但是,我们的能力和表现当前的确比2003年SARS时有了明显进步了。

   第二个进步,分离病原体,研制核酸检验试剂。国家疾控中心把病原体拿到,而且是迅速的搞出基因序列,向全世界公布。中国为什么在世界上腰杆硬、敢说话?因为有中国经验,其他国家得以跟进。关键信息都是从中国这来的,这是我们对世界很大的贡献。与此对比,在SARS期间,疾病首先在中国流行,病毒是外国人分离鉴定的,我们陷入尴尬境地。到2003年5月份,我们才搞出诊断试剂,可以说SAR S之仗是在没有诊断试剂的情况下打的。现在我们率先研制了核酸诊断试剂,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工作立功了。

   第三个进步,临床救治也都进步了,诊疗方案从第一版到第七版,循序渐进,中西医结合,挽救了大量的生命。排出医疗队,向各国传授经验,为全世界服务。

   但是为什么早期明确人传人还遇到了困难?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认识新发的疾病不容易,需要科学探索过程。从一开始就完全控制没有先例,最初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也很难控制到中国的程度。推迟了大流行就是贡献。对1100万人口的武汉封城已经是天下奇迹了。很多国家连几例输入病例都控制不住,不要说对疾病早期探索了。

   另外,我们也有体制上的问题。滋生了地方保护主义,有人不希望这些问题公开,不希望中央知道,怕影响城市的荣誉,怕影响卫生城市,怕这怕那,希望自己悄悄解决。这种情况在公共卫生发展中早就是弊病,在现在体现出来了。我管过全国传染病疫情17年,我和传染病瞒报漏报斗争了17年。《传染病防治法》是在卫生行政系统领导下去执法,卫生行政领导和地方政府领导如果违法《传染病法》谁也管了不了,受不了惩罚,我觉得需要从体制上改进的大是大非问题。

   有了三大进步,又存在这些问题,这就可以解释早期的科学认识有难度。但是,无论如何,中国能够这么早期的认识、发现人类历史上的绝对少有的新发传染病,其他国家的确很难做到。生物医学技术这么发达的国家,早获得了信息,早知道传过去了,为什么还控制不了?自己都做不到,何谈对中国苛求?真正律己的是我们的自己。也许按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中国可以得95分甚至是99分,但是一个好学生总在反思为什么没有得100分?想的不是说95分怎么答对,他总想着为什么丢分,有很多好学生都有这样的想法,我认为这是第二个问题。

   在这种特殊的公共卫生问题上,我们得胜了,千万别冲昏头脑,不要认为中国公共卫生比其他国家领先,绝不是!传染病大流行涉及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中国打的是第三次仗,有了经验。跟自己打前两次仗比,有了很大进步。可以说,对这个新冠肺炎大流行,生物医学再进步,国家GDP再发达,也平衡不了早期无作为的的失误。失去了早期控制的机会,做任何事情都平衡不过来的,所以这是欧美各个国家现在疫情严重的问题根源,不但下手晚了,而且策略也有问题。我想我说的话已经比较多了,时间留给其他嘉宾,或者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再说。

  

   主持人:谢谢曾光教授,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既肯定了我们的进步,也直面问题讲了很多。刚才华生教授也讲得很好,下面用10—15分钟的时间。因为华生有一些问题跟曾光对话讨论,请华生教授做跟曾光做一些深入的讨论。

华生:因为曾光教授长期从事传染病流行病学的研究,而且从事实践,跟西方交流特别多。这一次他又两次作为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成员,到武汉去过,而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是想借很难得的机会,给他提一些问题。他刚才说的我都是很赞成的,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在第一阶段有特别的成功之处,这个特别的成功之处有自己的原因,也有其他的原因。我想另外找机会再跟曾光教授交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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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莫干山中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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