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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欢 高奇琦:加强重大传染性疾病治理的国际合作

更新时间:2020-04-24 10:36:55
作者: 杜欢   高奇琦  

   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上强调:“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病毒无国界,而抗击肆虐的疫情更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合作。人类在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事件,不仅威胁全人类的健康,甚至引发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持续动荡。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要加强合作、携手应对,同时也要系统总结国际社会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增进有益共识、减少无谓纷争,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变革。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中国抗疫的成功经验也需要同国际社会的有益经验相互借鉴,共同提升人类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治理效能。

  

   优化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从历史上看,高传染性、高死亡率的重大传染性疾病引发的国际性灾难并不乏其例,例如中世纪欧洲遭遇的“黑死病”、百年前爆发的“大流感”等。这些典型案例实际上也代表了人类在治理流行性传染病的历史上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在前现代化时期,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卫生条件很差、医疗水平极低和流动性有限的状况,因此一场局部地区的鼠疫便可以造成欧洲1/3人口死亡。而人类应对“黑死病”的唯一方法,便是所谓的“群体免疫”,相当于坐以待毙。到了20世纪初期,人类的生存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医疗水平仍然不高。因此在“大流感”几度肆虐之时,人们既没有掌握病毒的状况,也未能有效遏制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

   “大流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一战结束的步伐,而自此开始,世界各国也开始探索和构建新的国际体系和全球化格局。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的历史发展,反映了世界各国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强烈共识,同时也表明人类社会加强合作的共同决心。在应对重大传染病的问题上,世界各国逐渐形成了清晰的共识:病毒传播不分国界,但是由于各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并不均衡,因此只有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才能够有效应对传染病风险。二战之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卫生合作机制逐步建立起来,一是成立了功能更加健全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二是达成了《国际卫生条例》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三是在全球、地区和国家等层面形成了各种卫生合作机制。

   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导的国际卫生合作机制,在重大传染病的防控方面长期发挥着积极作用。在防控层面上,该组织一方面不断增强对传染病的监测、评估和反应能力,另一方面也协助各国加强卫生防疫体系的建设和疫苗药物的研发,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好的基础条件。而在疫情发生后,该机制也能够及时进行评估和预警,协调各国共同防范疫情的国际传播,并对疫情中心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卫生援助。正是由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优化,尽管21世纪以来“非典”“禽流感”和“埃博拉”等各种新型传染病一再发生,但是再也没有酿成“黑死病”那样的恶果。归根结底,在全球化的今天,只有不断优化针对重大传染病的国际卫生合作机制,才能够为世界范围内的疫情防控与治理提供坚实的保障。

  

   反思国际卫生合作中的不足

   国际卫生合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对重大传染病的防控和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发挥需要建立在三种前提之上:一是研发先进生物医药对致病病毒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抵抗;二是世界各国对突发疫情能够进行快速有效的集体反应并共同遏制传染源的国际传播;三是各国的医疗物资能够承担传染病患的治疗负担并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有效调配。但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上述三个前提都因为一些国家“致命的自负”而遭到瓦解,从而导致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肆虐。

   首先,先进的医疗卫生水平使人们放松了对新型传染性疾病的警惕。但实际上人类目前仅消除了天花这一种病毒,还有许多重大传染性疾病仍然无法根除而只能控制。尤其当人们在面对全新的新冠病毒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严重传染性。其次,美国、英国等未能及时开展有效的国内防控。尽管世卫组织不断发出警告和呼吁,但一些国家迟迟不肯开展国内动员和积极防控,导致国际合作行动迟缓。再次,西方国家的偏见导致合作抗疫困难重重。在全球抗击疫情中,一些西方国家却基于意识形态偏见而不断攻击其他国家,致使国际社会无法开展有效的合作抗疫。

  

   中国经验的国际化传播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这是人类进入全球化时期以来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在世界各国抗击疫情的实践中,中国率先实现了局面的扭转,并且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经验。例如,在具体手段上,果断的“封城”举措、方舱医院的启用、集中收治医院的建设、全面的病毒检测、彻底的隔离措施、严格的佩戴口罩规定等,都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就治理体系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核心作用、全国防疫一盘棋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防疫机制、以人民为中心和全民动员的群众路线、人民军队的坚强柱石作用以及强大的医疗物资制造能力等因素,共同构成了中国高效的抗疫模式。

   同时也要看到,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具体国情,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也会结合自身经验采取相应措施。例如,新加坡、韩国等亚洲国家较早开展了疫情防控,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验乃是各个国家不同经验中的一种,同时也需要融入国际合作抗击疫情的全球实践之中,与更多的国家达成务实合作与抗疫共识,由此才能够形成有效的国际传播。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能将本国防控同国际合作联系起来,促进各种经验的相互借鉴与交融,最终形成针对重大传染病的全球防控和治理体系。

   国际社会在重大传染病的防治方面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加强和优化国际卫生合作机制,乃是遏制突发传染病全球蔓延、促进国际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关键所在。任何违背这种经验的盲目自信、傲慢自负与刻板偏见,不仅会破坏世界各国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大局,而且最终会为自身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面对当前复杂的疫情形势,中国的成功经验应当融入更加广泛的国际经验之中,一方面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与携手合作,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国际卫生合作机制的有效运行,从而帮助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早日赢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共同胜利。从长远来看,人类面临的重大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仍将长期存在,只有深刻总结国际和国内抗击疫情的经验与教训,不断优化国际合作机制和提升全球治理体系效能,才能真正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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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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