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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毓: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左派青年的困顿与探求(1927—1932)

更新时间:2020-04-24 08:47:22
作者: 李志毓  

  

摘    要:

   大革命失败后,大量非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青年也遭到杀戮。劫后余生者,仍在继续探索革命的道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激进化有其自身的主体诉求,并非政党“操纵”的结果。国民党对激进青年的镇压,更助长了国民党内和整个社会中腐败势力的蔓延,促使有血气的青年纷纷向共产党靠近,最终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从青年主体的角度研究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左派青年对个人出路与国家社会前途的探索,将有助于理解中国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关键词:国民党左派; 革命; 青年; 民众运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青年惨遭杀戮,劫后余生者亦流离失所,陷于彷徨苦闷之中。“训政”体制下的国民党虽竭力压制激进思想与民众运动,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人们对形形色色左翼思想的探求,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大量聚集在都市中走投无路的、贫困的知识青年,在精神上痛感压抑、愤懑,渴望新的革命理论与行动。有学者认为,“五四”后中国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学运的逐步政治化,先是激进化,继而革命化,最终丧失了自主性,遭到政党把持,而学运的政治化,“当然是一个坏现象”1。然而,若深入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情境,仔细考察当时中国的内外环境、青年的生存处境和心灵感受,则会发现,知识青年的激进化是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能否正视青年的激进化并有效吸收、领导激进知识青年,将他们变为政党的群众基础,将直接影响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

   以往人们研究中国革命与激进知识青年,多关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与左翼文学运动。事实上,在大革命后的几年中,在共产党之外,还有大量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思想者和行动者,还有广阔的、有待被开掘的左翼思想与行动的空间。例如许多坚持留在国民党左派阵营中的知识青年,既反对“清党”后的国民党,也不认同中共的工农武装割据,同时又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要求改革腐败政治,渴望探寻国家与社会的出路。从青年主体的角度,探讨大革命失败后知识青年的分化,研究追随国民党左派的青年,关注他们的苦闷及其对个人生涯和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探索,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官方压制激进青年和民众运动的政策无效,什么样的青年容易为国民党左派的路线所吸引等问题,呈现中国革命的多重光谱。

   一

   大革命失败后的困顿迷茫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党”,对左翼青年的残酷迫害在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展开,举国哗然。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在致方君璧的信中说:“蒋一面购买流氓殴打九江、南昌、重庆的党部,一面唆使部下枪毙从事农工运动的同志,近日越做越凶,竟然派人到四川残杀民众,死者千余。在上海又强行缴收工人纠察队之枪械,死伤数百。翌日市民为示威巡行,蒋又令兵开机关枪扫杀千余。真不相信,我们革命军的枪炮,竟然用来杀戮为革命努力的民众。……张作霖、吴佩孚所不为的,他竟为之。”2

   天津《大公报》1927年4月29日发表社论,为全国青年“请求保障”:“今宁汉分裂,且已动杀,此后因军事之变迁,地方势力每一变更,即须流血寻仇报复,必无已时……呜呼!吾人诚厌闻所谓左右国共之争,而实不能不代吾全国青年请求保障。夫不论左右国共,除其中少数奸猾野心之徒外,彼一般青年之从事其间者,宁非为救国救民来乎?纵心思幼稚,局量偏浅,手段凌杂,而指导者之过也。至不在党之学生,亦甚多矣。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3

   “清党”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几万具青年的尸体4。被杀害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还有许多“纯粹的国民党左派”。因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民党的身份是公开的,共产党的身份是秘密的。那些“反赤”的人,并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左派5。黄埔军校的左派学生甘竹溪致函汪精卫说:广州“四·一五”事变,“被捕学生至千余人之多,而遭枪毙者,皆左派同志。”国民党左派青年极为狼狈,“欲进而加入C.P.,又为C.P.所忌,谓为投机;欲退而加入右派,于事不可能,且深非所愿。……因此人心动摇,群各鸟散。能归、有家者则归家,不能归、无家者,则落于赣鄂之间,潜匿不敢出”6。中山舰舰长、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也致函汪精卫说:九江警备司令部枪决了26人,其中仅有五六人是共产党员,“余皆为本党左派同志及无辜牵涉者”,请求汪迅速颁布命令,今后各地“捕获人犯”,须由人民团体参加会审,以免一再滥杀无辜。7

   宁汉分裂后,南京、广州的革命青年群趋于武汉寻找出路,然而短短三个月之后,武汉也“分共”了。大革命失败了,原有的革命机关纷纷解体,从这些机关中抛出的革命青年,顿时陷入流离失所。他们很多都是旧礼教的叛徒,是逃离家庭投身革命的,此时既无家可归,又无路可走8。宁汉合流后,左派领袖汪精卫为表示不与腐化势力妥协,宣布下野。曾仲鸣在致方君璧家书中说:“旧官僚及政客大活动……四兄此次下野,最大原因是不愿与一般无聊及腐化份子同污合流。此去甚宜,因不去,则许多革命青年都以为要据要津,与反革命、不革命者妥协也。”9

   1927年10—11月间,汪精卫与一些反对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群集广东,喊出“左派团结起来”的口号,试图联合左派军人张发奎,重建广东政权,10月29日经香港到广州,曾仲鸣对方君璧说:“是左派势力大有可为。”1011月7日,顾孟馀、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等反对南京的国民党中执委员同船赴港,返粤筹商党务。广州特别市党部机关刊物《党声》出版“迎汪专号”,发表宣言,号召国民党左派青年继续革命。宣言说:自国共分裂后,少数革命的国民党青年在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挣扎,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流浪的流浪,“匹马单人,孤军奋斗,领导无人。痛念革命前途,血泪为之齐下”,如今汪回粤的意义,就是要领导国民党左派,重振革命的大本营。11

   然而1927年12月11日中共的广州起义,粉碎了汪派的计划,并让他们背上了“引共”和“灰色共产党”的声名。起义被镇压后,白色恐怖开始变本加厉地反攻倒算。1927年底到1928年春天,恐怖的气氛笼罩了各地。左派青年既无组织庇护,又无革命理论以理解当前革命的挫折并展望未来,暴露于赤裸裸的空虚、绝望与恐惧之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左派青年杨玉清,在日记中写道:

   很悲惨的消息传来,使我食不下咽……未必革命终是骗我们的吗?……我此后的生活委实难办,我瞻念我的前途,无任惶悚!(1927年12月18日)

   报载何羽道被枪决,追回往昔,斯心不胜黯然。……林可彝同时被枪决。据我所知,林也不是共产党……杀人的人,口口声声是要杀尽共产党,而处处死的都不是共产党,国民党的前途将奈何!(1928年1月7日)

   今天是孙总理逝世三周年纪念……我们的总理,简直成了野心家谋私利的一座偶像……(革命同志)被反革命者施以残酷的手段而抑郁、而逃、而死了!反革命者又摆起革命的架子,带上革命的花冠。(1928年3月12日)

   这两天很忧愤,直若重病烦扰我、摧残我一般,我的全身,起了万丈的波涛,把我搅乱的不堪。我做了许多梦,白昼间和黑夜间,茫茫大地,寻不出我的出路来。我好比走到悬崖绝壁,一片峰峦横亘在我的前面。……无路可走比走荆棘之路的痛苦更加十倍,这种的痛苦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也不是局外人可以想象得到的。(1928年3月29日)12

  

   二

   对改组派从追随到幻灭

   1927年12月,戴季陶在中山大学做了题为“青年之路”的系列演讲,后编为《青年之路》在上海出版。他从人生观、世界观、到现实政策阐发,系统解释了国民党的青年政策。他要求青年“虚心平气”回到学校,从学问中寻找自己和国家的出路。他说:“只要青年们的言行沉静着,现在社会上固然少了若干纷纠,同时在将来社会便多了许多生气。”他希望那些搞政治的人,不要再发那“错误而又自私自利的民众狂”——把青年当作争权夺利的工具;他要求青年有爱人、爱国、爱民的心胸,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恢复中华民族的固有道德,纠正新文化运动提倡个人主义所导致的革命青年虚无、放纵的弊病。13

   戴季陶对青年问题的理解,体现了一些国民党人重建中国社会伦理秩序与文明传统的责任感,但他们试图压制而非召唤青年的政治热情,无视青年的主体状态,无视青年是有着独立思想与情感的“人”,而非政客的“工具”。青年的激进化,并非受了共产党的煽动,而是有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和青年对国家、对社会的热忱。正因为缺乏对于青年“主体性”的理解,尽管南京的国民党理论家试图以传统道德纠正现代个人主义的弊病,但是,关于传统道德如何能真正落实到个人的身心感受中、使主体自觉地扩大、成长,体认到个体与民族、国家、乃至人类命运的联系,学会在更广阔的世界中理解生命的意义,这些复杂的问题,他们都缺少深入的思考与设计。这使得他们所提倡的传统道德悬在半空中,成为一套空洞的意识形态,无法吸收青年心中“真红”的热情,也不会得到热血青年的真心拥护。

   在当时的社会上和国民党中,有许多左倾的青年,陈璧君的亲戚陈春圃(1925年曾保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就是这样一个青年。曾仲鸣曾在致方君璧函中抱怨:“春极亲共,而又挂着国民党招牌,太不老实。我以为既觉得共产理论对,而中国革命必须经过阶级斗争、红色恐怖,不如老老实实的说‘我加入共产党了’。而现今一般人偏不如是,暗为共产党尽力,明仍冒国民党名义……”14杨玉清日记中也写道:“据我晓得的,在京闲住的革命青年不在少数。广州不能容,武汉杀得一塌糊涂,各地都呈现着恐怖和高压的现象。名义是革命的区域,实际上依然是反动势力布满了整个中国。新青年没有出路自然是不消说的,就是稍有气节的旧人,也只有仰屋兴嗟!革命的领袖人们,政府的当局,不注意这些地方,每天只是坐在屋子里面高谈滥调有什么益处呢?”15

   既“亲共”而又留在国民党中,反映出他们想在共产党与反动的南京当局之间开辟出一条革命的道路。忧愤已极的杨玉清,选择了这一条路,决心“尽匹夫之责”,改造国民党。他虽痛感政治的黑暗、国民党的支离破碎、党员的普遍懈怠堕落,似乎无论怎样努力,都是白费心力,“仍欲于党务有所尽力”。他在日记中写道:“烦恼是无用,忧愤是无用……不能消极的死,还只有积极的干!虽然是黑暗包围了四周,自己仍然要将一线之光明保持着,照耀着自己,照耀着人家,尽自己的力量去照遍黑暗。结局还是总理的一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51928年5月,杨玉清由范予遂推荐,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训育科工作。在1928—1929两年中,为国民党起草了《训育人员须知》《青年运动方案大纲》《三民主义要略》《中国革命史略》等一些条例和小册子。

同情革命的散文家孙福熙,曾在《贡献》杂志上介绍过一位国民党左派的青年,名叫陈春然。他由鞋店学徒出身,自学考入了上海公学大学部,爱好文学,常在《南华文艺》、《艺风》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出版过小说、散文和诗集,因读孙中山的著作受到感动而加入了国民党。“清党”后,他悲哀地感到国民党“已经成为死尸”,但它的主义和政纲政策还是中国所需要的,因此决心成为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孙福熙笔下的陈春然,是一位笔挺、英俊、思想浓厚而行为严峻的“近来不可多得的青年”。文中说:在一个思考成了最缺乏的德性、失望成了最时髦的衣衫、诚实的人格外吃亏的年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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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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