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权论”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
在西方知识界认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6本著作中，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赫然在列。马汉的这本书于1890年在美国出版，从那时起，这本书作为“海权论”至少对三个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个是美国。当时美国作为新崛起的国家，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保守的孤立主义和向海外积极进取之间犹豫彷徨，马汉的著作使得美国朝野上下一致认识到：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美国保持强大的经济发展势头和海外商业利益有着决定性作用。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强大的海军护航保证了美军生力军向欧洲战场的输送，两次形成对劲敌德国的东西夹击的战略态势，从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美国海军取得了中途岛海战的决定性胜利，从而决定了日本惨败的命运。今天某些美国人认为：应该感谢马汉，是他在一百多年前为美国的繁荣强大指明了方向。
第二个是日本。这个天然的海洋国家在沉睡了千年之后，在西方国家冲击下于“明治维新”时毅然选择了“脱亚入欧”，马汉的“海权论”对于当时的日本就像一个下决心准备做强盗的人突然捡到一把快刀。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出版立即被译成日文，日本上至天皇和皇太子，下到政府官员、三军军官和学校师生，都争相传阅，很快举国上下统一了发展强大海军的意志，励精图治发展出一支强大的舰队，并且在马汉“制海权”理论指导下，制定了同中国清王朝作战的战略计划。随后赢得了同中国的“甲午海战”和同俄国的“对马海战”，一举成为20世纪初的世界海军强国。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海军建设，而在于外交政策的侵略性和冒险性。
也许受马汉“海权论”影响最大的是当时的欧洲。德国在俾斯麦主政时，并不追求海外殖民扩张，并同英国保持着友好关系。当时欧洲列强之间主导性矛盾是英国和俄国在世界范围的全方位争夺。威廉二世读到马汉的著作后，振奋无比，一改只注重陆权的军事传统，大力发展海军，争夺世界霸权。这一发展海军的政策威胁到了英国赖以生存的海上生命线，挑战了英国的“海军双强标准”，由此促使英国和俄国一揽子解决了它们之间的分歧，英国终于把德国作为头号敌人。
上述例子足以说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已经深深地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二、“海权论”诞生的溯源和条件
马汉的“海权论”首先来源于历史实践。古希腊的历史实际上已经把马汉“海权论”的基本原则演绎了一遍。传说中《荷马史诗》的特洛伊远征，实际上是古代的一次登陆作战，阿伽美浓率领的希腊同盟掌握着绝对的制海权。历史上第一次海军会战是科林斯人和科西拉人之间的战争，约发生在公元前664年。科林斯城邦商业贸易和海上运输非常发达，他们的舰队镇压海盗，为陆上和海上通商提供各种条件和保护，陆上和海上贸易的丰厚收入使科林斯变得富强起来。某种意义上看，古希腊的科林斯城邦是近现代海洋强国的一个最早的胚胎。
环状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岛屿密集分布的地理特征为古希腊时代海权实践提供了天然的条件，这种地理环境下产生了欧亚间的大规模海上贸易。原始的航海技术恰到好处地同不太远的海洋贸易距离相适应，这是古代亚洲文明所不具备的地理条件。希腊半岛同小亚细亚地区的贸易引发了欧亚民族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冲突，主要是希腊的生活方式对波斯的生活秩序、政治管理形成了冲击，从而导致了绵延百年的希波战争爆发。人类的海权意识和海权实践在这场战争中发育成熟。
在马拉松会战中，波斯大军中的菲尼基舰队在海上的机动，给在陆上疲于奔命的希腊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促使他们决心改变传统陆军建设，把大量军费投入到史无前例的海军建设中。当波斯大军再次入侵希腊并占领了雅典时，雅典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全歼了波斯海军，迫使波斯陆军仓皇退出希腊半岛。此战在历史上第一次显示了海权对陆权的绝对优势。一位西方海军史权威写道：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因海上会战而改变了世界的进程。然而希波战争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第一次提供了商业繁荣与海上霸权相辅相成的经典模式和以此为基础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全面繁荣。因此可以比较一下，美国本质上是古代雅典的当代复制品，它的全面繁荣强盛也是建立在发达的商业与海上霸权相结合的前提上的。
罗马国家在最初的扩张中，势力到达了海岸，在同迦太基争夺地中海霸权的过程中，改变单纯的陆权主义传统，陆权与海权并重，创建了强大的海军，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彻底摧毁了迦太基海军，夺得地中海的制海权。在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利德尔•哈特看来，在决定两国命运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由西班牙翻越阿尔卑斯山向意大利北部的进军，是“间接战略路线”的杰作，但马汉却认为，正是罗马的海权优势才迫使汉尼拔放弃从海上进攻意大利半岛的捷径，绕道阿尔卑斯山远征。罗马人利用海上力量优势，持续以重兵攻击、骚扰汉尼拔后方漫长的交通线，陷迦太基大军于前线同后方严重脱节的困境，最终为罗马赢得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胜利。
由此可见，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古代史已经透露了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而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在古代，海权与陆权相比并没有多少优势”（见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附带说一下，有人把罗马战胜迦太基当作陆权国家战胜海权国家的重要举证，事实正相反，罗马在同迦太基冲突前是纯粹的陆权国家，罗马在新建的海军打败迦太基海军后才牢牢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使汉尼拔几次辉煌的胜利化为乌有，并使罗马最终获得陆上会战的决定性胜利。罗马战胜迦太基恰恰证明了海权对陆权的优势。
马汉的“海权论”有其悠久的思想来源。公元前4世纪，色诺芬就指出：“控制海洋对决定陆战结局会起重要作用。”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章的标题中就强调“海上势力的重要性”。他还认为全亚哥斯的国王阿伽美浓，“如果他没有一个强大海军的话，除海岸附近的几个岛屿外，他不会统治着其他任何岛屿的”。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舒费尔特、戴维等人已提出类似“海权论”的一些观点，只是马汉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进一步阐述了以往的观念。所以，“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马汉的“海权论”并非横空出世的东西，而是人类对海权问题思考的进一步延伸和深化。
人类的海权意识产生一般具有以下几个条件，缺一则不可。首先是人类文明状态处于弱肉强食的水准，战争暴力乃是解决争端的最后手段的状况；二是国民经济很大比重依赖于海外贸易；三是国家出现了海上生命线问题。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岭号”上的宣传册子说得很明白，美国为什么要保持全球军事存在？因为美国商业利益全球存在。古希腊世界如此，近现代世界也是如此，历史表象千变万化，历史原则千年不变。
三、析马汉“海权论”的帝国主义解读
长期以来，马汉的“海权论”被视为帝国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理由是这一理论被他的祖国、正准备进行海外扩张的美国所接受，同时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被疯狂进行着全世界范围殖民扩张和争夺商业势力范围的欧洲列强奉若神明。因此，马汉的“海权论”客观上成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工具，变得面目可憎。但是，我们如果像过去那样对马汉的理论除了憎恨就是厌恶、除了批判就是全盘否定，而不认真地将其“海权论”中的“合理内核”剥离出来为我所用，那就太幼稚了，我们就会因缺乏应有的历史气度而变得冥顽不灵。
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约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行为盛行，导致世界上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马汉此刻对海权的思考虽然是学术性的历史总结，但对压迫者来说，“海权论”是福音，而对被压迫者来说则是丧钟。不过要把这种罪名加在马汉的头上是肯定不公平的，世界各民族不平等是历史造成的，马汉的“海权论”一度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并不是马汉的责任，而是历史或时代的责任。就像《孙子兵法》虽为历代帝王所推崇，但沦为封建统治的“工具”的责任却不能让孙武来担当一样。
马汉希望自己的祖国成为强大的海权国家并无过错，也谈不上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因为马汉生活在要么成为强者吃掉弱者、要么成为弱者被强者吃掉、没有既不吃别人也不被别人吃掉的第三条道路可选择的“霍布斯时代”。“海权论”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在海洋空间的继续和延伸，它的道义和伦理基础显然有悖于人类的理想境界，但康德的理想彼岸还没有出现，人们只能留在“霍布斯船长”的船上，当处于这种残酷的生存环境时，选择做强者无可指责。要指责的是这种环境和这种环境的制造者，也就是人类自己！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问题，马汉的“海权论”除了它被帝国主义时代所“绑架”外，还具有多元内涵。从军事史来看，他发现了海权对陆权在战略和战术上具有优势的普遍规律，而两次世界大战完全证实了这点。从文明发展史来看，崇尚海权的文明相对来说是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文明，它们在历史上一直充当着历史的火车头角色。我们还会发现：海洋国家的繁荣富强总是同它们的海军力量的强大成正比的，这似乎是地中海文明自古以来的普遍规律。强大的海军保障国家财富的积累，而财富丰足反过来保证了海军的强大。两者互相支撑形成良性循环。这种商业与海军的良性互动模式并非仅仅发生在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是贯穿了古希腊的科林斯到今天的美国，是历史提供的且被反复证明的繁荣富强最佳模式。
这样一种生活模式早在二百多年前就被哲学家康德预言，全世界各民族迟早会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支配这种生活方式的是商业理性，而商业理性被康德认定是战争的天敌，是人类通往永久和平的必然途径。人类数千年的战争冲突就是为了寻找到商业理性支配下的生活方式，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预先安排好的。
四、海权与民主政治
海权是一种文明浓缩的象征物，当然与该文明中的政治现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近年来个别中国学人对海权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发表了截然相反的意见，有人说两者存在着关联，有的认为两者无必然之联系。如果根据“起源即本质”的思路考察，古希腊最早发展海权的科林斯、雅典都是工商业发达之城邦，都属于贵族民主政治体制。迦太基和罗马成为强大海权国家时，也属于贵族民主政治。中世纪威尼斯的海权也是建立在“大议会”基础上，这是一种介于民主政治和寡头政治之间的体制，而近现代的海上强国如荷兰、英国和美国，也都属于民主政治体制。海权同民主政治结合的现象难道是巧合？
从历史的宏观而论，近现代西方海权的崛起是和近现代西方民主主义传播同步发生的。19世纪以来，传统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是被西方的海权和民主主义彻底摧毁的。“洋务运动”在收获了西方海军的同时，也收获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点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就看得很清楚，尽管这种收获不尽如人意。
从历史的微观而论，日本学者猪口邦子认为：海战似乎对民主政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希波战争时期，在决定希腊命运的萨拉米斯海战中，战船由国家提供，这样，无产平民就可作为水手超越经济上的制约，加入到反对外来侵略的战斗中去。海战使无产平民获得了接触政治的机会。有记录表明，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舵手、水手长、造船工是比名门富豪更为重要的国家栋梁。同样，由无产平民为主的英国舰队，在１５８８年的阿尔马达海战中，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从而揭开了近代民主主义序幕。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凡是由穷人参加的决定国家命运的海战均为民主主义发展的重要的结构性背景。
在像海权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这些问题研究上，国内学术界轻率下结论的多于静下心来研究的。其实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起步于军事改革。军事则集中体现在北洋海军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哺育了推翻清朝封建制度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可以说：以近代海军建设为特征的军事现代化构成了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的结构性背景。同样日本的海军近代化也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结构性背景。可以肯定地说，在某些国家和特定情况下，海权与民主政治有着必然的联系，只是中国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远未开始而已。
五、海权之于中国
海权代表着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是与中国儒家文化天然对立的文明。从文明的不同方面对比一下就很清楚。儒家是一种伦理主义文明，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义轻利”。古希腊社会则是崇尚海上抢劫的海盗。人们见面时的招呼语是“最近做海盗吗？”回答者毫无羞耻感觉。儒家重孝道，“父母在，不远游”。古希腊城邦人们为进行海外贸易而必须在海上冒险，数月甚至数年不归。中国是小农经济社会，财富积累勉强维持政府管理体制，甚至因种种原因，财富不足以维持这种管理，更支撑不住一支耗资巨大的海军，也没有必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可见这两种文明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从道德规范到行为准则、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是格格不入的。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西方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商业—军事复合体”，从中世纪的胚胎一直发育壮大到今天。再说得远一点，雅典和科林斯是欧洲最初的“商业—军事复合体”。但中国古代社会把商业和军事的结合看成是小农经济社会的洪水猛兽，这从明末清初朝廷对东南福建沿海的武装海商集团的禁海措施可以感觉出来。
就像中原农耕地区不能长久地维持战略性骑兵部队一样，同样不能维持耗资巨大的海军。海洋贸易经济是长久支撑强大海军的基础和原动力。晚清的“洋务运动”把这一历史的秘密通过甲午海战告诉了迟钝的中国人。中国人一百多年来受到来自海上的西方和模仿西方的日本的侵略，从甲午战争直到现在没有制海权可言。除了国内政治因素外，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原始农耕经济同现代海军之间的互相排斥以及两者的严重不兼容。马汉的“海权论”告诉人们，强大的海军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自由主义原则的海上贸易社会经济结构基础上的。
苏联强大海军的昙花一现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现象。根据马汉提出的海权国家应该具备的几个条件看，苏联基本是处于欧亚内陆的心脏地带，所有的地理条件都不适宜成为海权国家。除了远东勉强有一个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外，其海军要从波罗的海绕一个巨大的圈子才能到达世界海洋重要地区。1905年对马海峡一战把俄罗斯海权的天然弱点彻底暴露了出来。苏联海军在冷战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顶峰，但同样因为苏东集团的社会经济不是建立在海洋贸易基础上，而是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因而不能长久地维持一支强大的海军。苏联解体后，显赫一时的海军一落千丈，作为海军主力作战兵器的航空母舰居然被当废铁卖出，这和中国古代强大海军呈现短暂辉煌的性质是一样的。由此可见，古今内陆政治集权体制下的经济制度不足以长期支撑强大的海权，即便称雄一时，终究昙花一现。
今天，历史的秘密已在不知不觉中在中国展开。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向型经济”已经快速向“外向型经济”转换，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外贸易经济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占重大比例。粮食、石油等关系国计民生的物资已依赖进口，有点类似工业革命时的英国和19世纪末的美国。英国在1830年被称为“世界加工厂”，我国目前也有成为“世界加工厂”的趋向。海洋交通线或国家海上生命线的问题已经凸现出来，建立强大海军的必要性已经历史地显示出来了。原来这些问题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是不可思议和无法想像的。仅仅十年的时间，海权意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迅速萌发，并发展到今天的社会普遍呼声。于是我们进一步发现，现代海权是国家向现代化转型时的必要选择，也是一个古老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必然现象，同时也是国家政治发展的需要。
在面对内陆的高山黄土数千年之后，中国已经转过身来面对海洋。历史的海权实践已留给我们太多的教训，供我们去汲取。在我们历史性地走向海权的时刻，应该意识到，当代文明国家的海权建设不应该把对国家海外利益的保护发展成对外部国家的侵略和控制，甚至发展成帝国主义运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现代海权建设应该在国际法规定的范围和人类普遍遵从的道义原则许可的前提下保护本土以外的国家利益。中国强大的海权之剑不会也不应该架在别人的脖子上，但要把别人架上来的剑隔开。
现代海权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传统路径和新辟路径的岔口徘徊，造成这种徘徊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个史无前例的新因素，这个新因素有可能将现代海权观念导向崭新的思路，既然未来每个国家的生存依赖全球经济一体化体系，那么所有国家的军事努力、包括海权战略都将殊途同归，指向同一个目标———维护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那是个划时代的时刻，它将意味着人类已不可逆转地走向永久和平，也意味着马汉的“海权论”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