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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拓 汪家锐: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理论:吉登斯的世界主义思想探析

更新时间:2020-04-23 10:56:17
作者: 蔡拓   汪家锐  

   内容摘要:在反思和承接古典社会理论家现代性思想基础上,吉登斯重构现代性理论框架,提出现代性的全球化维度,由此奠定其世界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点,发展出全球世界主义秩序这一宏大理论图景。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理论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从社会日常生活和个体的转型、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位以及全球治理的变革三个层面进行把握。吉登斯的世界主义思想典型地体现了一种 “乌托邦现实主义”态度,在今天具有难得的政策启示意义,当然也不可避免存在不足。

   关键词:吉登斯;全球世界主义秩序;世界主义;现代性;全球化;

   作者简介:蔡拓,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汪家锐,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主义思想研究”(项目号:16ZDA095);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主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项目号:15ZDA28)的阶段性成果。

   安东尼·吉登斯是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超越左与右”和“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他的思想体系庞大,涉及多个学术领域和研究层次,而 “世界主义”就是其学术思想的关键词之一。尽管尚未出版过大量成体系的世界主义研究著作,但 “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世界性的”“全球世界主义秩序”“全球世界主义社会”等相关概念和观点频繁出现于吉登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著作,并占据显要地位。不仅如此,吉登斯更自称“世界主义者”。

   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国内外学界有关吉登斯学术思想的研究文献虽汗牛充栋,其中却鲜有对其世界主义思想进行专门和系统探讨,或从世界主义视角研究其学术思想。大多数学者是将世界主义作为吉登斯阐述现代性、激进政治、第三条道路以及全球化等学术思想的附带性表述,但由此带来的弊端就是难以发现其世界主义思想的整体图景。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缺憾,但同时也体现出本文写作的必要性。

   本文认为,从超越民族国家视角通观吉登斯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诸多著作,实际上他已构建起一个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的 “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理论,反映出他对人类社会现实状况、变革路径以及未来前景的认知和理解。这一理论十分宏大,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总体立基于现代性的全球化维度,因而在系统阐述该理论之前,须对吉登斯的现代性和现代性的全球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所解释。故此,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简要叙述吉登斯如何在反思和承接古典社会理论思想基础上重构现代性理论并提出现代性的全球化维度;第二、三、四部分则从三个层面分别论述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的主要内容,即社会与个体的转型、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位以及全球治理的变革;最后一部分为结论。

  

   一、对现代性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现代性是吉登斯持续关注的话题,在其学术思想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而他对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反思则起到一种基础性作用。 鉴于现代性思想在吉登斯世界主义思想构建中的重要性,再加上他深刻认识到古典社会理论思想家所言之现代社会就是民族国家, 因而回顾其对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反思显然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他的世界主义思想。如吉登斯所述,他是在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现代性的,所谓现代性就是指现代社会,这涉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等多个方面。 因而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这三位建立现代社会理论基本框架的思想家自然就成为吉登斯进行学术反思和承接的对象。 20世纪70年代,在充分阅读和思考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著作基础上,吉登斯出版了以 《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为代表的系列著作,其中系统梳理了欧洲三大古典社会思想传统。 吉登斯对三位思想家的现代性理论进行了高度概括,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传统,现代世界的主要变革性力量是资本主义;而对涂尔干来说,现代制度的性质则可被归结为工业主义;在韦伯理解的意义上,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可归结为 “理性化”范式。

   吉登斯发现三位思想家都试图寻求对现代社会进行某种单一的化约论阐述,他们只注意到 “某种单一的驾驭社会巨变的动力” 且彼此之间相互排斥,从而将复杂的现代社会化约为某种单一维度。因而在这一阶段,吉登斯主要梳理和分析三大古典社会理论传统,承接古典社会理论思想家对民族国家和现代社会起源的思考和反思,为他此后完整提出现代性的四重制度性维度以及现代性的全球化维度奠定学术基础。

   进入20世纪末,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社会科学作出了回应,后现代理论即是一例。与后现代理论的观点不同,吉登斯认为,我们并未进入所谓的后现代社会,而是进入了一种高度纯粹的现代社会或者叫晚期现代性社会。所谓高度现代性的世界,其核心在于它导入了先前年代不甚了解且后果严重的风险,世界正在变为一种风险社会。在此背景下,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和张力开始凸显,那些滥觞于现代性上升和扩展时期的古典现代性理论的缺陷暴露无遗。这就为吉登斯反思和重构现代性理论提供了机遇。在高度现代性时代,吉登斯认为应当用多维制度的方式来研究现代性。正如他所言,“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是多维的,每一个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以 《民族—国家与暴力》为起点,在承接古典社会理论家三种现代性传统基础上,吉登斯开始系统思考民族国家与现代性并着力重建现代性理论。在此书中,他初步提出了现代性的四个制度维度,即与阶级相关联的 “私有财产”、与多元政治相关联的 “监控”、与军事工业化情境中的武装力量相关联的 “军事暴力”以及与人造环境相关联的 “特性的转变”。但这只是吉登斯重构现代性理论范式的初步尝试,许多地方仍不成熟。

   1990年吉登斯出版 《现代性的后果》,其中他高度凝练自己早先的学术思想,在此基础上再次完整地提出现代性的四个基本制度性维度:“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军事力量”以及 “监控”, 并且这四者之间相互联系。不仅如此,他借助于其所构建的时空理论将现代性与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指出 “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相应地全球化也应具有四重制度性维度,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世界军事秩序以及国际劳动分工 。而正是 “现代性的全球化”构成了吉登斯世界主义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理论前提,原因在于:正是这四个主要维度构成了当下这个形态可能有待改善的 “全球世界主义”社会;吉登斯提出的现代性的具有严重后果的风险 (包括经济增长机制的崩溃、极权的增长、核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以及生态破坏和灾难)、对现代性风险的全球性治理、世界主义民主等观念均是对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的延伸和发展。吉登斯将全球化定义为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是有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在他看来,所谓全球化,其本质即是现代性的全球化,而正是现代性的全球化为世界性联系提供了制度性基础。在高度现代性的时代,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造成的影响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根据吉登斯的分析,这种影响使得这个时代的社会愈发明显地表现出世界主义特征,并导向一种日益崛起的 “全球世界主义秩序”或 “全球世界主义社会”的未来。

  

   二、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社会与个体转型

   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的第一个层面涉及相对微观的日常生活中发生的转型,它也构成这一不断崛起的世界主义社会的一部分。 吉登斯使用了一系列概念来分析现代性及其全球化对西方社会生活和个人领域的深刻影响。

   其一,由时空重组和抽离化机制导致的现代性的全球化和极端化,使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发生转型并提高了个体的反思性。在高度现代性社会,每个人虽然过着地方性的生活并且身体也处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情景中,但是地点的转换以及来自远处的影响已经深刻地进入到当地生活中,当下的这个世界已经被大大改变。这个时代, “没有人能 ‘逃避’由现代性所导致的转型”, 远距离外所发生的事变借助于信息媒体等经验传递手段传达至每个地方的个体。不仅如此,由于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在现代性的全球化进程中,风险也被导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因而,“人类就某些方面而言变成为 ‘我们’,面对的是没有 ‘他人’存在的问题和机遇。” 个体主动或被动地向整个世界开放,自我和社会体系在全球性背景下相互渗透、交互联结,传统的控制作用愈渐丧失,个体生活多样性愈发明显。现代性的全球化不断塑造着自我认同 ,但自我认同并非一味为外在影响所决定,而是成为一种反思性地组织起来的活动。这意味着在与专家知识接触后,个体具备了对风险的考虑和能够依据新的知识信息对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进行阶段性修正的敏感性,而这在吉登斯看来正是自我认同结构化以及个体反思性的核心特征。 随着反思性的提高,个体通过 “生活政治”不断塑造着现代性的制度本身和全球化。

   其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公共制度和日常生活都在远离传统,并且世界上其他一些仍然维持传统的社会也在变得去传统化,吉登斯认为这就是正在出现的全球社会的核心与关键。但传统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传统的消失,恰恰相反,传统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并以不同于之前的存在方式而繁荣发展,吉登斯认为这可能正是传统的未来。这样一种后传统社会 “不是一个民族的社会,而是一种全球世界主义秩序;也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社会,在许多方面都有坚持和恢复传统的动力和压力。”这就意味着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传统的消逝,原教旨主义的出现就是例证。吉登斯认为我们必须在后传统社会背景中审视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在全球化的、文化上具有世界主义特征的高度现代性社会中,传统被迫开放,必须为自身的存在提供理由。因而它是受全球化影响而产生,起源于许多 “正在被围攻的传统”。 因而在吉登斯的理解中,原教旨主义是 “用传统方式维护的传统”,它 “倾向于强化既有教义的纯洁性,不仅因为它希望把自己的传统与其他传统分开,而且因为它否认了与公共空间中不同观点的对话性接触联系在一起的真理模式。” 因而,“原教旨主义就是对世界的和平与持续所依赖的对话的拒绝,而且从无歧见和异议。” 这就意味着它很有可能伴随着暴力,并很容易成为全球世界主义秩序的敌人。在吉登斯眼中,原教旨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冲突正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成为当今全球世界的一条条断层线 。

   面对此番情景,自称 “世界主义者”的吉登斯明确表述立场:应当欢迎并接受文化复杂性,坚持对话民主,反对任何类型的原教旨主义,不论 “他人”是谁,应当形成一种彼此宽容的相处关系。 由于全球化、反思性以及传统化进程使得各种传统相互碰撞并创造出大量急需填满的 “对话空间”,而在这些空间中既有可能实现对话也有可能导致原教旨主义的进入,为避免原教旨主义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吉登斯认为应当积极倡导对话民主。“对话民主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那里有发达的交往自主权,这种交往构成对话,并通过对话形成政策和行为。” 对话民主不同于理想的讲话场所,也并不一定要求达成共识,它 “仅仅意味着公共场合的对话提供了与他人在一种彼此宽容的关系中相处的手段———不管 ‘他人’是个人还是由宗教信仰者组成的全球社群。”显然,对话民主反对包括宗教原教旨主义在内的各种类型的原教旨主义,它旨在建立一种积极信任的能力,保持“必要的沉默”,从而使个人或团体与他者继续共存。正如吉登斯所说,对话民主主要不是关心增加权利或代表利益,而是推进文化世界主义。吉登斯相信,如果用普遍价值引导宽容和对话,以热情和激情驱动世界主义道德, 那么最终世界主义观将取得胜利。

  

三、全球世界主义秩序: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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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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