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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大明混一图》上的两个印度

更新时间:2020-04-23 10:09:12
作者: 姚大力  
仍按原汉字标出。

   从上面的对照不难看出,满文注记实际上是对原有汉字注记的读音转写。其中只有两处微误。一是“干支不南”的“干”被转写为“千”(chiyan),想必这是所据汉字注记已误“干”为“千”的缘故。这一错误同样发生在前述罗洪先的“西南海夷总图”里。另外,地名表的最后一项里的汉字“坛”,满文转写为nan。对此目前尚找不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大明混一图》岛状印度的最西边,还多出了一个地名,满文写作Jy-ba-la-do。勘阅今图,它显然是与印度半岛隔阿曼湾相望的阿拉伯半岛东南角上al-Jibal al-Akhdar(the mountain of Akhdar)山脉的译音。该地名读为al-jibal at-aqdar,若省略定冠词成分al-/ at,读音变成jibal-aqdar,与满文记音最近。多亏此条满文注记,我们才弄明白罗洪先《西南海夷总图》中岛状印度的“痴入兰州”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很可能是从“痴八兰丹”一名中至少抄错了两个字的结果。“痴八兰丹”音近ji-ba-la[n]-da[n],表明“海夷总图”所依据的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在岛状印度确实有十六条、而不止十五条地名注记。朝鲜“疆理图”或许在转绘过程中放弃了其中那条看似荒诞不经的注记。

  

   (三)

   《大明混一图》既已完整地保留了朝鲜“疆理图”里的岛屿状印度,那它在新增加的树干形南亚半岛(见图4)上所标注的,又是一些什么样的地名呢?

   (带小写字母的方框内的地名已经考订,今地见图1“‘大明图’注记”标注相应字母的所在地;不含字母之方框内的地名无可考)

   在总共三十七处陆上地名里,留有满文注记者共二十一处。另有十六处满文贴签已脱落;但在露出的汉字注记中,能完整辨识的似只剩下七处地名。其中较有勘定把握的不过两条。一曰高思。该地被标示在次大陆最北端,当即瞻部十六大洲之一的迦尸国(Kāśi)旧地,都城在婆罗痆斯,今名瓦腊纳西(Benaras)。其二为南部岛端之“加失”,此系Kishm的译音,波斯湾内的最大岛屿。今名卡伊斯岛,系出于葡萄牙人对该名的读法(Keshm>Queixome);宋元译为“记施”、“怯失”。

   其他还有几条,其比定多带不太严格的猜想性质,故不一定可靠。

   “马哈撒里马那耶”,不知是否古代古吉拉特的首府śrīmālapaṭana,或称śrīmāla,亦以Bhinmal知名。马哈(<mahā)者,大也。此城距Abu山之西五十英里。

   “马的你耶”,将“你”字的声母置换为l-,则该地名的读音颇与Madhurā相近。城在今北方邦Mathura西南五英里处的Maholi。唐译“秣菟罗”。若然,则它就是“混一疆理图”原已画在印度洋以北大陆上的“麻的剌”。因信息来源不同,汉语译音也不一样,可能出现个别重复标注的情况亦不难理解。

   “没只里”,或即唐宋时的“没巽”或“没巡”,是为波斯语对阿曼的称呼Al-Mazūn之音译,一说亦可指阿曼湾北岸的港(今名Sūr)。按汉语方音多 -l、-n相混的义例,ma-zu-n恰可音译为“没只里”。

   此外,在印度半岛以南的大岛上,在满文贴签脱落处可以勉强辨认的汉字,或为“北阿拉”(末字“拉”尤其模糊)。若然,它应当就是Piagalla之译音。是为古代斯里兰卡北部的一个重要通商港,《岛夷志略》译为“明家罗”。

   贴有满文注记的地名中,目前大致可予勘同者,约有十二三条:

   Na-ma:即Rāmpur,唐译“蓝摩”,在今北方邦巴斯提县。

   Ma-ke:汉译“摩揭”,即“摩揭陀”(Magadha)。按,“揭”字的南部方音仍保留着中古时的入声尾辅音-t,故不一定非要用“陀”字来音写源词的末音节-dha不可。该古国的位置,大体在今比哈尔邦的巴特那(Patna)和加雅(Gayā)地方。

   Ju-ba-la:即今Jibalpur,译言山城。其地在中央邦。

   Te-na-la:今代纳利(Tenāli),即唐时之驮那羯磔迦,其国都在今Dhāranikotta。此名后一半-kotta,泰米尔语译言山地、地带。是则Tenāli与Dhārani,仅为 -n- 与-l-/-r-倒错之同名也。

   Wai-ja-la:似在印度半岛东南隅,Madurai以东海岸上的Vēdālai。它与马八儿所指,几为同地。不过马八儿是一个地区,而Wai-ja-la则为该地区内一个居民点。

   Ma-ga-da-la:疑即印度半岛西南的Mahendra,今图写作Mahe;地在科泽科德(Calicut)西北。该城在《海录》中记为“马英”,盖为Mahendra略称Mahen之音译。而Mahe或即Mahedra略称;若是,则Ma-ga-da-la即Mahedra音写也。

   A-giya-se-wei:颇疑此名为A-giya-de-wei之误写,殆因汉字转写将“迭”误写为“失”字所致。是则其地即印度西岸果阿的Anjidiv岛,明译“阿者刁”。div即diva/ dipa,梵文原义为半岛,后亦用指近海岛屿,明代多音写为“迭微”。深入大洋之中的岛礁,则称为“溜”。

   Cun-du-ma:即Chandapur,明译“缠打兀儿”,在今果阿地区。

   Ma-lu-wa:即今马尔文(Mālvan);“郑和航海图”译为“麻楼”。与这个地名的对音密合者,另有Malava之地,唐译“摩腊婆”,其地在坎贝海湾东北。唯据“郑和航海图”,麻楼在坎贝海湾(图上写作“坎八叶”)之南。故此处之Ma-lu-wa,以马尔文当之更为适宜。

   Ku-shi-ga-ni-cyi:我以为该词实际上含有两个地名,分别是Ku-shi与Ga-ni-cyi。Ku-shi即古吉拉特邦的Kutch海湾,又作Kachchh湾,“郑和航海图”写作“客实”。而Ga-ni-cyi则是与之隔阿拉伯海相望的,位于阿曼东部海岸线上,在历史上曾取代位于其南面不远的,成为该地区最重要的商港。它在17世纪中叶完全衰落。取而代之的则是比它更靠北的Muscat(详下)。该地的汉译古名称作“加剌哈”或“伽力吉”。后者与这个地名的满文转写形式最为接近。

   Su-gu:应为今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畔的Sukkur。

   Ma-su-ko:的音译,今名Muscat,地在阿曼东岸。

   A-dan:即今也门首都亚丁,明译“阿丹”。

   以上这些大体可以比定的地名,似乎已足以让我们放心地认定,《大明混一图》编绘者的心里,确实是把那一长条树干状的陆地当作南亚次大陆来看待的。这些注记在现代地图上的地理位置,除亚丁未予标识外,均见图1中“‘大明图’注记”所示。

   不过,画在半岛上的地名中有些已越出该地域范围,向西延伸到波斯湾(卡伊斯岛)、阿曼(Kalhāt、Muscat),甚至更远至红海南口的亚丁港。它表明这批地理信息来自往返于印度洋、特别是阿拉伯海域的航海家。把它们以“打包”方式一古脑接收下来的地图编绘者,缺乏能力对它们进行精细的再分辨,将其中不属于古代印度半岛的地点剔除出去。

   不仅有些不该画在半岛上的地点被误置于其中,即使应当画在半岛内的那些地点,也有很多与其实际地望全不相符合。已能辨认的那些地点,大部分应位于(或超出)半岛西岸,但从地图呈现的面目来看,注记占多数的地方是在半岛东岸。西岸地点被误置于东部者,可能不少。尤其突出的是,书写在半岛下段东半部分的九条可予考释的注记里,有七个应当移置到西岸、甚或更西。由此可见,尽管《大明混一图》编绘者所拥有的关于南亚半岛的地理信息已相当翔实,他甚至对半岛的形状也已有所了解,并在这一点上明显优长于画出《声教广被图》的李泽民以及“混一疆理图”编绘者,但是他对半岛上各种地理要素之间在“大地轮廓”中的种种相对位置,仍然缺少比较准确的综合认识与整体把握。

  

   (四)

   然则《大明混一图》的编制者,到底知道《声教广被图》上的那个大岛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已在《大明混一图》上另行呈现的南亚次大陆半岛吗?从他将这个大岛原原本本地描摹到《大明混一图》上的事实来看,他似乎不知道这一点。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在《大明混一图》里一笔画出“两个印度”呢?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制图者中间只要有人对当日南海稍有所知,一见到李泽民图所绘大岛中的若干地名,诸如“干支不南”“马八儿”“俱蓝”“伽益”之类,就不会不想到它们与印度之间的某种关联。不仅如此,南海航线上最著名的这些港口或地方,都未曾出现在《大明混一图》新增的古印度半岛上。与其以或然性缺失视之,不如认为它是出于故意的安排。新增半岛上现在可以确知其所指为何的那些地名,与岛状印度上的地名几乎没有重复。这似乎暗示出,地图编绘者在图中半岛上有意识地规避了已被标注于岛状印度的所有地理要素。也就是说,他们对《大明混一图》里或许出现“两个印度”的可能性,至少有一种含混不清的感觉。

   既然如此,明图编绘者又为何不把李图写入岛屿状印度范围内的那些地名,统统搬到明图新增出来的半岛上去呢?它最可能是由下述局限性所致。

   东传到当日中国的那些伊斯兰的世界地图本身就带有某种不足。前现代穆斯林世界的数学和天文学所达到的高度发达的水准,与完全可能在此基础上充分发展起来的地理及星球制图的实际状况相比,存在很大的反差。这可能与穆斯林地理学家不太注重用图绘方式来呈现复杂的地理信息有密切关系。文献记载中著名的“玛蒙世界大地图”或许属于特例,现存的伊斯兰古地图都是随附在大篇幅文字中的插图。而其中的世界地图则比各种分区地图显得更加简略。“就那些从叙述文本中发现的地图制品而言,似乎可以说它们起到的只是附属于文本叙述的发蒙或图解的功能”。因此大量复杂详尽的已知地理信息,并没有被反映在这些简略的世界地图上。曾经有学者以为,“穆斯林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遵循着不同的传统绘制世界地图、区域地图,以及航海图(sea-carts),直到他们的中世纪制图技术在现代被替代为止”。但对于作者提到的印度洋穆斯林航海者制作海图的“地方性技术”,实际上缺乏能使人认可的坚实证据。因而也有学者主张,中世纪航行印度洋的穆斯林水手并不使用真正意义上的海图。

因此完全可以想见,在传入中国的世界地图上,并没有详细地标出古印度半岛沿岸各地的主要地名。《大明混一图》的描摹者虽然据此稍可了解这一地段的海陆轮廓线,但他还必须把来源于印度洋航海经验的许多地理信息自行整合到半岛空间之中。由于制图者对印度洋还只有很不充分的知识,他或许无法确定,李泽民“广被图”上的岛屿状印度是否绝对画错了位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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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复旦学报 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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