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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乐天:道德的力量——来自1950年代初期海宁农村的启迪

更新时间:2020-04-22 18:17:50
作者: 张乐天  

   摘    要:

   本文以浙江省海宁县1950年代初期的生产自救与生产建设为例, 描述了海宁县新政权如何通过“德行”赢得民心, 通过“德治”建设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通过道德批判树立起贫苦农民们的主体性意识与“劳动创造世界”观念以及通过大生产运动组织农村干部开展农田水利、防病除虫等等, 揭示了道德重建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给当下的扶贫工作提供了启迪。

   关键词:德行; 德治; 主体性; 大生产运动;

  

   1949年5月17日, 接管海宁的山东南下干部们乘一只木船从湖州出发, 傍晚到达海宁县长安镇。三天以后, 海宁县人民政府在盐官正式成立, 海宁和平解放, 古镇盐官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在旧基地上建设新中国谈何容易?!新政权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迫在眉捷, 灾荒、贫困与饥饿更让南下干部们焦虑。曾经, 武器的力量所向披靡;现在, 新政权却不得不寻找新的力量战胜灾荒, 引导贫困的农民们走出饥饿!

  

   一、灾荒与贫困

  

   杭嘉湖平原水道交错, 气候温和, 土地肥沃, 盛产粮食、蚕丝。20世纪30年代, 在国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蚕丝价格大跌, 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杭州湾沿线受到日本兵的烧杀抢掠, 农民纷纷逃难, 农村经济受到重创, 农民生活贫困。

   20世纪40年代后期, 频繁的天灾使贫困的村落雪上加霜。1948年, “旱灾、虫灾交相肆虐, 全县粮食普遍减产, 米行存货告罄, 城乡居民面临断饮之虞。城北乡聚集百余人到乡公所要饭吃, 次日乡民代表、米商等多人又到县政府向县长请愿。后由县物价评议委员会采取凭身份证限量购粮的办法暂予解决, 每人一次限购一市斤, 郭店每人只能购五升, 每隔十天供应一次, 为缺米而发生的惨剧屡见不鲜。”[1]P591949年, 海宁全县相继遭受地方病、水灾、虫灾的威胁。1月, 长山村洑家兜血吸虫病流行, 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绝户。6月至7月, 全县最高降雨量达到542毫米, 成灾5.3万亩。该年年终全县各区初步调查显示, “今年稻子减收数目很大, 原因是招了蝗虫”, 如袁花镇的一等田减收35%, 二等田减收50%, 三等减收60%。此外, 络麻减产一半, 蚕豆、小麦减产四成。 (1)

   1950年4月, 风雹袭击袁花、硖石、斜桥、两仓等区的38个村……, 春花、桑叶受损, 不少草屋被风吹倒。水稻螟害24万亩, 螟害率达27.7%, 损失粮食万余吨。9月, 盐官地区沿海塘一带高地旱象非常严重, 小河皆已干涸。1951年5月中旬至6月上旬, 海宁全县发生旱灾, 受灾面积达9万亩。6月到7月, 全县大部分地区又遭遇夏涝, 受涝面积超过16万亩。低洼地区水深达一尺以上, 一些地方几乎可以平地行舟。全县水稻、棉花、络麻、瓜及蔬菜损失惨重, 鱼塘中饲养的鱼大量外逃, 住宅、仓库等损失不计其数计。 (2) 1952年, 海宁县春荒依然十分严重, 袁花、盐官、硖石等区的各乡断粮户占20%, 缺粮户占40%。

   灾荒与贫困使许多农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1950年4月, 海宁县盐官区区公所的干部调查了农民的生活情况, 留下了一份“盐官区公所一九五〇年工作的总结、汇报”, 其中记下了部分村的情况, 这里简要摘录部分内容。长乐村断粮14户, 其中两人卖儿女。闸口村共十五组, 目前断粮33户。淮里村的钱阿根、钱振松在外面讨饭, 王正权、施老太婆等家吃糠度日, 姚纪兴全家4口在吃野菜等死, 与他们同样的人还有几户。封家村第十组师子桥的邵二毛, 全家7口人, 只有土地2亩。儿子邵晋权从小在杭州学生意, 1949年3月间失业回家, 因历年无积蓄, 生活异常困难。邵二毛因父子争吵而轻身自缢, 邵晋权解释说:“父亲年纪大, 麦粥吃不下去, 引起厌生之念。”安乐村226户, 没有吃的占35%, 仅10~15天粮食的占25%。盐官镇13个村, 142组, 共7457人, 一般的情况没有饭吃。256户1028人翻树根卖柴换粮食, 5人讨饭。 (1)

   海宁解放了, 许多海宁农民仍挣扎在贫困线上…… (2)

  

   二、道德、权威与“生产建设” (3)

  

   1950年6月, 海宁县主要领导在“海宁县第三届第二次海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说, “生产救灾是我们今年主要的任务, 革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 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生产。在全国来说:整个的战争快结束了, 今后的任务便是生产建设, 为了克服目前国家财经困难, 渡过春荒, 更必须加强生产。” (4)

   “主要的任务”提出来了, 但是, 新政权面临的困难却远远不是当今贫困县的领导们可能想象的。当时, 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伺机破坏, 地方恶霸、土匪还在横行, 少数地主在暗中作梗, 这一切随时都会以“突发事件”的方式干扰新政权的工作。更麻烦的是, 浙北地区有句俗话“好铁不打钉, 好男不当兵”。“兵”在农民们的心目中象征着坏人, “兵”字甚至暗含着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解放军也是兵, 更是“外人 (5) ”。因此, 刚刚解放的时候, 许多农民都对“新来的兵”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老人们更不允许年轻人轻易与解放军接触。

   怎么办?新政权首先需要赢得民众, 站稳脚跟;其次需要建设一支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因为“生产建设”任务确定以后, 干部决定一切!

   如何去做?阅读解放初期浙北农村的故事, 体验故事中所包含的精神,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三个重要概念:德行、德治、勤政。

   其一, 德行。

   浙北的农民们历经日本兵的烧杀、国民党兵的横行,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 解放军战士给他们留下的是截然不同的形象。

   1988年, 我们初次到陈家场开展田野工作, 年近70的陈玉莲向我们描绘了她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战士的情景。那一天, 她正在河边的石栋上洗尿布, 1岁多的儿子在她脚边玩耍。突然看见走来两个背着枪的军人, 她紧张极了, 正想站起来逃跑, 两张笑嘻嘻的娃娃脸吸引了她。两个解放军战士主动与她打招呼, 此刻, 她一下子轻松了, 脑海里浮现出两个字:“好人”。以后, 她总是自豪地说:“我的直觉是很灵的。”

   在2008年的深度访谈中, 联民村一带还有不少人讲述了他们对解放军印象。联民村周福章家就在老沪杭公路北侧, 1949年, 一部分解放军战士曾住在他家里。解放军自己带来粮食与蔬菜, 晚上打地铺睡在泥地上, 态度和蔼, 官兵平等。与日本兵、国民党兵相比, 他对解放军有了好感, 主动参与一些工作, 不久就担任了塘南村村长。 (1) 沈张宝是丁桥乡农民, 1949年经乡农会主任介绍“出来工作”, 后来长期担任红江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他在回忆中反复说拥护解放军, 解放军来到海宁农村, 老百姓“很欢喜”。他说:解放军“来之后到老百姓家里不进去的, 他们来之后, 睡啊, 不进去的。睡在马路边, 老百姓那, 他们怕进去后影响他们, 他们很受欢迎, 他们很懂道理的”。 (2)

   2014年, 我们与盐官镇87岁的施顺荣老人谈起当年第一次见到解放军的情景, 他告诉我们, 当年他是自卫队队员, 在盐官列队欢迎解放军的到来。解放军与其他军队不一样, “那时候解放军看不出是解放军”, “他们跟乡下人一样”。“我们去欢迎他们, 我们又不认识, 跟自己人一样。还是毛主席教育得好, 不来欺负老百姓”。他还不断称赞毛主席的政策好, 解放军不打扰镇里的居民, 都住到乡下去, 住在乡下的庙里。

   诸如此类的小事何以可能令人印象深刻, 以至于数十年后仍可津津乐道?恰恰因为这些小事给浙北农民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解放军的战士道德化行为颠覆了世代流传的旧观念, 引导农民们去接受解放军, 认同新政权。而政治认同是贯彻领导意志的前提, 政治认同程度越高, 领导的效率也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说, 南下干部、战士们的道德化行为与生产救灾、生产建设具有不可忽略的关联。

   其二, 德治。

   海宁县刚刚解放的时候, 随军南下的干部只有66人, 再加上后来派来的一些人员, 全县外来干部也仅有200多人。新政权不得不利用地方人员开展救灾与生产建设。由于根本没有时间考察、审查, 解放初期的农村干部队伍鱼龙混杂, 所以, 新政权地方治理的最重要任务是“组织建设”。1990年, 我们访问了原海宁县红江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沈张宝先生, 他在谈到当年的组织建设时说, “在土地改革时期, 共产党像一把抖动着的筛子, 土改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像筛子上的沙粒, 随时会被筛子筛掉。”海宁县委办公室1958年的一份材料印证了他的“筛子说”。该材料中说, 据土地改革结束时统计, 在土地改革过程中, 全县“经过土改斗争锻炼的好干部里被提拔为乡干部的计有1 079人, 其中乡长47人、副乡长31人、乡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1 001人;提拔为村干部的有5 556人, 其中雇农62人、贫农3 109人、中农2 203人、其他182人。” (1) 土地改革中提拔的干部如此之多, 说明运动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干部被“筛”掉了。

   那么, 什么样的干部会被“筛”掉呢?干部治理的准则是什么呢?毫无疑问, “硬指标”被排在最重要的位置, 包括“历史问题”、阶级成分, 但干部的道德状况也一直受到高度关注。在当年留下的各种农村基层档案中, 可以看到许多批评农村干部的文字, 一些小事都被提高到思想道德的高度。例如, 在一份土改总结报告中, 工作队批评部分乡村干部喜欢出风头, 只想“做大官”, “你看不起我, 我看不起你”。“村干部有事只找区长、指导员, 好像没有乡政府一样。”有的做工作自以为是, 自搞一套, 错了不检讨, 只骂下面“你们懂得个啥”。部分乡村干部“爱面子思想浓厚”, 有的反映说, “如果干部不要我当了, 那我出门也不出去了, 没脸到街上去了”。 (2)

   我们把以道德甄别干部的方式称为组织建设中的“德治”, 当年, 组织对于基层干部的道德要求几乎接近完美!祝会乡的张觉天是土改前参加工作的干部。他出身下中农, 积极破除迷信、减租减息, 在土地改革中做了大量工作。他初小毕业, 聪明能干, 是联新村里“有文化的人”, 在祝会地区小有名气, “走过会龙桥街上, 个个都会打招呼”。1953年, 他被推荐到盐官供销社工作。也在这一年, 张觉天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盐官区党组织的调查、考察, 大家觉得张觉天同志基本上已符合共产党的标准, 并把他纳入培养发展的对象。

一切似乎都十分顺利, 张觉天也心情舒畅。1953年底, 盐官区召开干部大会, 张觉天从供销社里拿了一些香烟去卖给参加会议的干部们。买烟付钱, 递烟寒暄, 两天的会议很快就过去了。第三天, 张觉天到供销社里去结账, 从一个布袋里拿出卖烟的钱, 一算, 竟然缺了好几元。他一下就不知所措。“缺钱, 一定是有人没有给钱!”他这么想着, 但是, 怎么也想不出谁会不给钱。这是一个现金十分稀缺的年代, 他不知道怎么才能最快地填上缺口。这是一个充满着革命气氛的年代,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有人很快向党组织做了汇报, 盐官区党组织也雷厉风行, 专门讨论了张觉天的问题。张觉天的个人表现受到了质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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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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