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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刚: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关系

更新时间:2020-04-21 22:10:54
作者: 张永刚  

   摘 要: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下的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应筑基于多民族文学之上,形成对多民族文学的阐释能力。为消除中国当代文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隔膜状态,应进一步重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理清它与中国当代文论的基本关系:(1)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当代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这是文学理论的生成逻辑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现实状态决定的;(2)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在完善中国文学观念、构建当代文学理论中不断优化、提升自身理论品位;(3)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当代文论的交往融会是新时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要重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发挥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积极影响,以进一步丰富完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理论,促进多民族文学不断发展。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论;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基本关系; 理论构建;

   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后现代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基本状态与价值”(项目编号:15XJA751004)阶段性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提下思考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与发展问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观点、方法融会在探究过程中,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实际状态,特别是它的多民族文学特质,使文论体现出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对中国文学整体发展产生更具针对性的阐释与引导作用。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与此相应,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应该是建基于多民族文学之上,同时对多民族文学具有阐释能力的文学理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得到真正重视,逐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部分;尽管这尚未达到理想的完满状态,但大势所趋,共识已成,成果渐多。与文学实践这种情形不同的是,在理论领域,少数民族文学并未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文学理论话语也并未涵盖少数民族文学,更未形成切合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规律和创作特点的基本范畴、理论逻辑与话语方式。可以说,直至今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仍然是隔膜的,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当然,并不是说我们缺少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此相反,今天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日渐丰富,它涵盖了所有族别文学,涉及了创作的多个环节。在观念上,它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要求,也及时地汲取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新成分,展示出阐释的敏锐性和实效性,在中国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研究格局中呈现出活跃的态势。但事实的另一种情形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成果很少进入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视野,两个本应紧密相连的领域在许多层面上往往分而治之,各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文学理论建设难以形成真正的中国文学特质,因为它或多或少忽视了少数民族具有差异的文学实践和相应的研究工作;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由于缺少更为有效的理论支撑而难以获得更深入的逻辑力量和更充沛的阐释活性,某些研究要么套用既成的精英化主流化文论视角与话语,要么借用当下西方文论中某些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式,其结果是大大耗散了研究的价值。基于此,我认为在深入思考中国文学观念和状态的时候,应进一步清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更加开阔的视野中促进中国新时代多民族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多民族文学发展,也才能进一步丰富完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理论形态。

  

   一、当代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

   文学理论产生于文学实践,从发展角度看,更离不开实践这个前提,只有植根于深厚的文学土壤,从中汲取新养分,解决新问题,文学理论才能保持健康的生长活力,形成有效的理论逻辑和话语力量。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联系的基本方式和主要纽带是文学现场的具体研究活动,它主要包括个体化的文学批评和相关专项研究等。文学研究总是在既有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探寻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释放出理论的阐释力量,同时又在现象中凝练出新的理论因素,使理论领域得到不断丰富。这是理论由来已久的一种生长方式,也可以说正是这个过程才使理论演进获得重要动力。诚如沃尔夫冈·伊瑟尔所说:“艺术作品为‘精神’注定要前进的方向给出了感官表达。美学变成了对表现的研究,将艺术看作是真理显现的媒介。”当然,在这种状态中,“与其说它关注的是艺术作品本身,不如说是作品之外的某样东西,艺术只是对这种东西起到指示作用。”1伊瑟尔在这里谈论的是“怎样做理论”的一种基本思维,“某样东西”即指理论因素,它在与艺术作品的交互作用中展示了阐释功能和自我丰富与完善功能。循此思路,具体到少数民族文学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基本关系之上,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理论生成的这种逻辑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文学理论建设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为它在这里展示了双重实践意义,即相对于少数民族文学而言它整合了实践,相对于当代文学理论而言它转化为一种实践,这正如卢卡契所说:“实践与当前的过程的结合改变着自身的内容、形式、价值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对当前的冲突加以意识并把这种冲突进行到底的工具。”2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正是这样,它不仅是当代文学理论与中国多民族文学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也是它的一种重要资源。

   在现实意义上,这是正在逐步明朗的中华文学观念决定的。中国文学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学,离开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的完整性和文学理论建设的合理性是不可设想的。今天,人们对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预期是多样的,但在核心问题上认识也有很明显的一致性,即努力追求中国社会主义文论新体系。因此“对中国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研究,让它重获生命力,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论新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主要目标;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新境界,努力使其在与中国社会实践、文艺实践紧密结合中实现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和具体化,加强其对文艺领域一切工作的指导能力与指导意义,是我国文论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汲取西方文论的最新成果,根据我国文艺实践与理论的现实需要,交往互鉴,有取有舍,使西方文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论的有益补充,是我国文论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3可以肯定,要实现中国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提下处理好多重关系,其中之一就是要结合中国实际,充分注意到中国文学的民族化特质。这种特质当然与多民族文学创作的历史过程相连,但更重要的是与多民族文学创作的当下状态相连,因为这是最具活性的成分。今天,这种活性成分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已经展示出巨大的研究价值,促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并非仅仅只是逻辑推演的必然,它的现实存在才更为重要。

   根据什么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是一个具有积极成果和鲜明特色的丰富存在,并潜藏着值得重视的文学理论构建资源因素呢?从宏观角度看,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一)族别文学研究齐全

   姑且不论由来已久的关于少数民族源远流长的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研究,仅就作家书面文学研究而言,今天每一个民族的作家文学都进入到研究视野之中,得到了不同层次的研究。像壮族、彝族、回族、蒙古族、藏族、哈尼族、白族等民族,其文学创作成果丰硕,文学及其相关现象研究丰富多彩,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塔塔尔族、珞巴族、赫哲族、独龙族、鄂伦春族、门巴族、裕固族、德昂族等民族,人口总数少,作家作品不多,但文学创作情况也同样进入到理论关注之中,如人口只有三千五百多人的塔塔尔族,早在1983年格拉吉丁·乌斯满就写出《新疆塔塔尔族文学概况》,由新疆社会科学院刊印面世;只有六千余人的独龙族,里介筇保·阿图在《刚刚起步的独龙族文学》中就分析了阿柏、李新明、李明元、迪新荣等独龙族文学作者在新时期创作的具有浓郁边地特色和强烈民族意识的文学作品4。迄今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已经形成浩大状态,有了可贵的成果。族别文学研究的丰富性正是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成就的重要体现之一。

   (二)文学要素研究充分

   目前,除少数民族文学观念、时代社会效应、文学史构成等民族文学发展整体研究外,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及各种相关文学现象研究已经丰富多样,它涵盖了题材、主题、形象、体裁、结构、语言及创作过程所有微观因素,还涉及了创作方法、艺术风格等宏观层面。这些研究往往归结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效应分析判断,其中的精粹之论,可以为中国文论的丰富完善提供许多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学原创因素。

   (三)观念演进研究深入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已有70年历史,其时代特征和民族意蕴不断增强,原因正在于研究的理论观念随时代不断演进而提升。整体看,近70年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总体观念实际上是基于三大背景之上形成的,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二是“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政体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三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国族观念以及各民族共同发展的政策导向。5这是十分恰切的总结。但在具体历史时段研究观念又有不同体现,譬如,20世纪90年代以前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都体现出明显的现代性倾向,创作主体和研究主体都以融入统一的民族国家整体为思想与艺术价值圭臬,并没有真正意义的身份意识和认同问题等带来的复杂情况。90年代以后,受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首先是少数民族文学范畴意识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文学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这种意识增强,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在理论视野中越来越突出,文化交融与价值选择变得十分复杂,其结果是加大了民族文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观念的变化,导致少数民族文学的内涵也有了新的理解和变化,其中利弊杂陈,意义多样。总的说来理论观念的演进及其相关研究的开展具有积极意义,它可以为我们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前提下构建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当代文学理论形态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具体材料。

  

   二、朝向理论形态的优化提升

   今天,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虽已蔚为大观,有许多可以称道的成果,但要在完善中国文学观念、构建当代文学理论中发挥更大作用,有赖于自身优化和理论品位进一步提升。文学评论与文学现象的具体研究只有既保持鲜活的即时性、在场感又沉潜于规律与逻辑,才能使研究对象和自身理论话语具备更大价值。在这方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可以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很大。

正如黑格尔所说:“本质的观点一般地讲来就是反思的观点”6,规律与逻辑的沉潜有赖于对研究状态的反思。实际上,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展开,对研究存在问题的反思就已开始,特别是新时期,反思的层面增多,针对性增强。1983年《民族文学研究》创刊号号召“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局面”,随即有学者针对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的薄弱表达了有价值的思考7。新世纪之交,就此进行审视、反思的学者更多,譬如,曹顺庆发现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有“三重话语霸权”8;李晓峰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缺失”9;刘大先从“文学共和”角度致力反思与重建,就研究方法、立场和理论命题进行思考,并论及民族文学学科建设10;李晓峰与刘大先合著《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倡导改变和推进研究内容与反思方式11;姚新勇认为当代民族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不足,具体体现为“三大症候”:一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宏观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性欠缺;二是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微观性考察空泛;三是有关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理论问题的思考存在着被动性、重复性和随意性12;罗庆春则认为民族文学批评的重大变革和转向正在发生13……这些思考说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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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文学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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