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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侨明:转型中国与流动的社会工作:一个基于本土化实践的理论框架

更新时间:2020-04-21 01:35:10
作者: 李侨明  

   内容提要:置身于流动现代性之中的转型中国,是社会结构与人的关系快速变迁的阶段。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两种深刻的张力:一是本土性社会工作实践与普世性社会工作理论的空间张力;二是本应超前的社会工作理论却实际上滞后于社会工作实践的时间张力。发展新的理论与实践框架,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关键任务。流动的社会工作理论框架正是对流动的现代性与转型中国的实践性回应。在传统社会工作理论的结构基础上,流动的社会工作理论重新对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专业伦理、专业范式、专业边界(方法)进行塑造。

   关 键 词:时空张力/转型中国/流动的社会工作

   作者简介:李侨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社会学(社会工作方向)博士生、中级社工师、社工督导,研究方向:社会工作与社区营造、社工职业化,广州 510275

   齐格蒙·鲍曼在20世纪末提出了“流动的现代性”的概念以取代他之前提出并被广为接受的“后现代性”。他在2015年接受访谈时进一步强调,“后现代性”的主体模糊,即“没有表明我们是谁”,让他感到不安。他解释道,“‘后现代性’是一个误入歧途的概念,而且这是个纯消极的词。‘后现代性’告诉我们的是‘后现代跟在现代之后’,也就是说现代已经结束了……但实际上,我们依然……是彻彻底底的现代”。[1]因此他分别用“固态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分别取代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鲍曼强调的流动性(fluidity)是“变化”,“是液体和气体的特征……‘当液体和气体处于静止状态时,它们不能承受外来的剪应力或者切应力的作用’,因而‘受到这样一种外力的作用时,它们在外形上会处于一种连续的变化状态’”。[2]因而鲍曼提出的“流动的现代性”既有“变化”也有“主体性”的内涵。

   “流动的现代性”与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中所描述的能通过自我调节达至平衡的,以“变化为例外”的社会意涵相反,它所指涉的是不断地、不完美地变化着的社会。鲍曼以对现代性工具化的批判为核心,提出当代资本主义蔓延所产生全球化、个体化与消费主义三大社会现象。[3]我们可以从“现象描述、因果解释和本质分析这三个层面剖析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主要内涵及特征。在描述层面,指的是社会‘在流动’,即‘社会的解体’。其具体表现为:人的存在方式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人的思维方式由‘整体性’向‘碎片性’转变;人的行为方式由‘规范性’向‘非规范性’转变。在解释层面,‘流动的现代性’时期,资本具有逃逸性、政治具有消退性、文化具有多元性,三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在分析层面,‘流动的现代性’思想的深层结构是‘辩证的现代性’思想,它包括以矛盾性为核心、以个体性为基点、以批判性为动力三个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方面”。[4]简而言之,从固态的现代性与流动的现代性的变异过程去看,“流动的现代性”在宏观、中观与微观的三个层面表现为:权力的运作方式从权威转变为榜样;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则从结合转化为分离;主流的生活方式也从定居式转换为游牧式。[5]

   无论是鲍曼本人还是其他学者对于“流动的现代性”的阐释,都是将其放置在时间流逝和空间变迁的基础上,进而描述出它与传统社会逆向而行的突出特征:无形无序、灵活和个体化。鲍曼所说的社会的“液化”,即由“固态”社会转向“液态”社会,不只是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它同样也是当前的中国社会面临的难题和挑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熟人社会”走向了陌生人社会,治理方式从“总体支配”走向“技术治理”,[6]社会形态由“静态社会”逐渐转向“流动社会”。[7]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导致社会利益严重分化、社会矛盾加剧,形成了高频率、大规模、长时期、广空间的“流动”社会,“郡县国家”的静态社会治理经验与之严重不适应。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与其对应的社会基础结构之间发生了深刻的不适应”。①[8]这主要带来了三个方面的挑战,(1)政府职能难以匹配新事物的快速发展,规则导向的科层制难以满足问题导向的弹性治理现实需求;(2)“地区发展不均衡,地方改革冲击统一结构”;(3)“人口低序大流动,管理服务财政成本极高”。[9]根据相关研究,2017年的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44亿,约占总人数的18%,6个中国人中有1个是流动人口。其中,流动农民工约占1.7亿,流动儿童约3436万,占全国儿童的12.8%。②2017年的公共交通客运总量约847亿人次,货运总量约480亿吨,分别约是1978年的3340%和1503%。(3)(4)这些数据可以直接、具体地体现出社会的液态化和人的流动性转变。

   面对转型中国,作为行动主体的人也面临思想、文化、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转型。社会工作是关于人、关于行动的专业,无可避免地要面对个体(包括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在内)与社会结构关系的快速变迁。在这样一个具有无形无序、灵活多变、个体化突出社会特征的转型社会中,我们应当如何去回应因社会“液化”而不断涌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如何重塑新的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这是当下中国社会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正如Ferguson所强调的,当今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政策已经跟不上社会工作实践的变动了,我们需要用“移动的实践”(mobile practice)去回应现实。[10]他通过回顾英国儿童保护的发展历程,发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如单车、摩托车、汽车、移动电话、互联网等等的发明,时间和空间被压缩,人们不可避免地活在“移动的生活”当中,社会工作者的实践从原来“静态”的方式慢慢演化成了“移动”的过程。然而,“移动的生活”带来的社会工作者的家访、通勤(汽车对社工的身心以及社工与案主的互动作用)以及社会组织“寄居于流动性之中”(dwelling in mobility)的工作方式的动态、不可预期和不可控制的复杂实践特性却被传统的以“控制”与“限制”为主的静态的社工实务理论所忽略。

   这种“移动实践”带来的启发是,“流动的社会工作”应当被纳入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中心议题。根据Howe的观点,社会工作理论可以划分为支持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for social work)以及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 of social work)两种类型。[11]前者几乎可以涵盖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等一切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指的是可以作为社会工作实践基础的理论,是关于“如何解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不能直接作为指导实践者如何去实践的理论来源。后者则是可以直接作为社工实践的指南,可以说明社会工作的性质、目的、过程、方法,是关于“如何促进人与社会改变”的社会工作独有的理论。简而言之,前者可以理解为社工实践的本体论;而后者则是社工实践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具体的方法,分别对应社会工作伦理、社会工作范式与社会工作方法。如图1所示:

   因此,流动的社会工作可以从其专业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具体实务技术几个层面去重新解构与重组。流动的社会工作回应的是转型中国的流动社会状态,用流动的社会工作理论框架去消解传统的社会工作理论范式与机械化的专业方法。以下将从流动的“人与社会结构”关系、流动的专业伦理、流动的专业理论范式以及流动的专业边界等四个方面去分析。

  

   一、流动的“人与社会结构”关系

   流动的“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在社会工作的情境中直接体现为服务对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关系变迁。社会工作者不是宿命论者,社会工作中的“人”,与其所处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脉络是一体的。17—18世纪,由于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工业化造成了许多农民和工人流离失所,伊丽莎白女王在1601年就创立了济贫法(Poverty Law)。其主要的做法是救济年老体弱且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并强制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到习艺所学习工作技能。当时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人道主义的做法被劳工阶级所滥用,培养了他们好吃懒做的习性。因此,COS的建立是为了重新赋予穷人道德意涵(re-moralise the poor)以及与国家合作管理贫困救济。这种基于“科学慈善”的志愿工作深受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性人”假设的影响,把穷人及受压迫者(the poor and oppressed)分为“值得救助的”与“不值得救助的”两种类别。“值得救助的”指的是那些穷人当中最强势的且可以经暂时救济后自食其力的人。这种做法无疑暴露了慈善救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也使得慈善救助工作走向实证主义/科学,并通过个案(individual case)把贫困和苦难“个人化”。[12]在这种工作方式下,真正需要救助的穷人反而可能被拒绝,因此COS也被诟病为促进后来英国臭名昭著的“新济贫法”(1834年)实施的机构。因此,在此时期的社会工作呈现出趋向科学化、个体化的主要特征。从COS内部分裂出来的英国“新慈善”以及始于英国兴于美国的睦邻运动(Settlement movement)给社会工作带来了截然相反的影响。睦邻运动根植于人文主义,并将个人的问题归因于集体/社会的责任,提倡社会变革,给英、美的儿童保护立法、社区服务、贫困救济等方面都带来全新的气象。该时期的社会工作周旋于政治和宗教之间,聚焦于社会冲突的解决之道。然而,这种理想主义的“新慈善”并未能全面、持续地解决贫穷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粉碎了这种促进社会改革的尝试。战后,受到费边主义(Fabianism)的深刻影响,以英国为代表的福利国家理念兴起。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费边主义者拒绝革命的策略而主张渐进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社会自由主义,它更倾向于集体主义,强调互利共生(mutualism)。尽管社会工作与费边主义都主张通过社会变革回应社会需要,但社会工作还是处于理论与实践的分裂当中,进入了“治疗为王”的个体化时代。同时,社会工作也越来越变得“国家化”和专业主义。在美国体现为激进社会工作者与罗斯福新政密切合作救济;在英国则体现为社会工作被国家吸收,并逐渐边缘化。到了20世纪60—70年代,社会工作与民权运动相结合,社区发展与整合取向的社会工作逐渐与人权、福利权利等话语结合。80年代以后,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扩张的影响,欧美社会工作逐步呈现出市场化、技术化以及去政治化的态势;社会问题被个体化处理,政治经济脉络被忽略,使得社会工作者逐步沦为“堕落的天使”;[13]社会工作逐渐丧失了对弱势人群的道德关怀,也忽略了社工对促进社会公正的追求。[14]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模式同样陷入“技术化”“去政治化”以及“犬儒化”的困境,如“家综服务”等政府购买的社会服务。[15]由此可见,政府、社工与具有话语权的相关权威人士(如政治家、经济学家等)如何看待个人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深深地主导着“社会工作是什么”的界定,并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政治脉络的变化而体现出社会工作流动性的内涵,并且深深地刻画了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轨迹。

具体到社会工作实务的场域内,服务对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关系主要有两重意涵:第一,在客观层面,服务对象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关系是如何的?第二,在主观层面,社工如何看待这种关系。流动的社会工作认为,社会服务是社会福利制度、社工与服务对象的互动建构的,是相互影响的。这种理论假设落实到实践中,就转变为社工如何归因服务对象所遇到的困境。持功能主义立场的社工可能将问题归因为个体的“病态”;持诠释主义立场的社工可能归因为社工为个体与社会福利制度互动建构;持激烈人文主义的社工可能会看到个体遭受的意识与认知处境;持激烈结果主义的则可能会看到社会福利制度对个体的不公与压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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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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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兰州)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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