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管健:跨民族友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积极路径

更新时间:2020-04-20 00:13:29
作者: 管健  
拓展性跨民族友谊通过改善感知到的内、外群体对于群际接触的规范,进而增加跨民族友谊的数量。因此,同伴榜样在其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根据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因接触或拓展接触外群体成员而改变对整个外群体态度需要引入群体成员身份显著性,如个体感知到对方成员在其群体的地位显著则会强化积极功能。成员身份越显著,积极效应就越容易从人际层面泛化到群际层面,其效应也更显著。

  

   三、跨民族友谊的理论假说与研究路径

   跨民族友谊的理论取向主要集中于接触假说和群际接触假说,拓展性接触假说,以及自我拓展性假说。

   一是接触假说与群际接触取向。Allport的接触假说(Contact Hypothesis) 认为,在具有共同目标、合作、地位平等以及他人支持的最佳条件下, 与外群体成员接触可以产生对该群体更积极的态度、改善群际关系,具有跨文化与跨群体的一致性。Jakubiak 和 Feeney 也证明,积极性接触是改善关系、避免冲突的有效手段,其原因在于增强彼此的认知依赖性,跨民族友谊恰好满足接触假说的关键条件。基于此,Pettigrew 将该理论进一步发展为群际接触理论(Intergroup Contact Theory) ,确证了跨民族友谊在减少群际焦虑、偏见等负面影响以及促进自我表露、共情等积极影响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伴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频繁接触,民族聚居成为常态,有力地促进了多民族的空间融合、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

   二是拓展性接触假说取向。拓展性接触假说 (Extended Contact Hypothesis)在接触假说的基础 上,从社会规范影响的角度,补充了拓展性群际接触对于对外群体态度、行为意愿与实际行为的影响。该假说认为,只要了解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具有亲密关系就会对外群体产生更加积极的态度。对于跨民族友谊关系的双方而言,个人特点比其群体身份特点更为突出。但对于旁观者而言,由于缺乏对个性化信息的关注,多将外群体成员的特点视为其所在群体共有特点,更易将跨民族友谊关系的亲密程度作为衡量群际关系的指标,促进族际间的相互认同与共同文化发展,增强共同身份,如国家公民意识。

   三是自我拓展性取向。自我拓展性理论(Self-Expansion Theory) 认为,在亲密关系中,人们会认为自身和对方的各方面开始重叠,所具有的同一概念、事物同时属于自身与对方。Aron 等将自我拓展性理论进一步发展,认为人们寻求亲密的友谊是为了通过增加物质资源、社会资源、社会观点以及社会身份来提高其潜在效能。跨民族友谊促进个体将外群体朋友的特点纳入到自我概念中,在友谊对象能够作为其所在外群体的典型情况下,更进一步将友谊对象所在的外群体也纳入到自我概念中,从而对该外群体的态度、行为意愿、认知以及实际行动等更接近于对内群体成员的倾向。将他人纳入自我可以将有效的积极态度泛化到整个外群体,通过“去身份化”(decategori-zation)淡化个体身份,强化统一共性,进而产生群际合作、群际帮助和共同积极行为。例如,为实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展开脱贫攻坚战以来,我国有效降低了民族地区的贫困率,一些 “直过性”民族更是在共同繁荣发展中实现历史性飞跃。

   从跨民族友谊的研究路径上看,对跨民族友谊的测量多采用自我报告法,由被试报告个人跨民族友谊的有无、数量,也有研究通过测量跨民族友谊在所有友谊中的比例以控制个体社交水平或社会文化的影响,更有研究还附加了对关系或接触频率的等级评价。Echols和Graham将跨民族友谊进行操作化定义,让被试提名愿意与之结伴外出的同班同学,再根据班级中所有同学的提名建立社交网络,并对单方面的主动提名、双方面的相互提名赋予不同的分值。除此之外,在较小的社会情境中,通过对所有被试提名的友谊对象来构建实际的双向交互社交网络。但是,研究测量的指标多为当下的跨民族友谊,较少测量过去的 动态性的跨民族友谊。在Dhont等人的研究中,通过结合对跨民族友谊的自我报告、观察者报告、观 察者自我报告,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了自我报告法的信度,但也揭示出观察者的报告虽然受群体规范影响比自我报告弱,但却受观察者自我报告的跨民族友谊的影响,同时自身的社交水平也会影响观察者的报告。对于跨民族友谊质量的测量多采用MFQ友谊问卷(McGill Friendship Question-naire,MFQ) ,以亲密度、信赖度、安全感等情感为指标。还有部分研究采用接触假说提出的平等地位、共同目标、亲密陪伴等为指标。但因跨民族友谊的情感关系属性,难以对其进行客观化测量。在施测过程中,较少有研究为被试对友谊进行定义,造成被试以自身标准报告友谊,同时更侧重与其共同进行某些活动层面,缺乏对情感、认知等方 面的关注。

   从拓展性跨民族友谊的研究路径上看,相较于个体可以控制的跨民族友谊,拓展性跨民族友谊是受他人影响而个体难以控制的,更适合作为实验研究中认知方面的控制条件。在实验研究中,多以不同的方式告知被试关于内群体其他成员的跨民族友谊的信息,如视频媒体、故事以及研究报告等,要求被试描写自己的跨民族友谊经历并匿名交流。与群体讨论的效果相比,这种方式能有效控制自我表露和社会赞许方面的影响。对于拓展性跨民族友谊的测量指标多为具有跨民族友谊的内群体成员在内群体中的数量或占比。在 Munniksma 等的研究中,通过对友谊提名信息的收 集,建构社交网络。

  

   四、依托跨民族友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共同内群体认同(common ingroup identity) 命题不仅旨在解决当代社会存留的各种因分别、分离、分裂而产生的社会性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铸牢共同体的心理认同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可借助于共同内群体认同的包容性力量,改善群际关系,将离散的分类融合到更高级别的分类水平中,建构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并形成共同感与 一体感。共同内群体认同可以通过改变感知到的群际边界,把不同的群体归属于一个更加广泛的上位群体,将内群体、外群体都纳入到一个整体中。如果将共同体的边界泛化到整个社会或国家就成为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跨民族友谊可以增强对外群体成员的积极评价,平等地位的接触和感知觉线索也可以显著减少群际差异,环境和社会规范可以助推并发展共同的内群体认同, 友谊与合作的交互作用可以提供更多的群际互动 机会,促进产生同一群体表征,即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借助包容性力量改善群际关系,通过融合共同分类纳入到更高级别的分类水平中,形成共同感和一体意识。“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是在现实中提出的建构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对于包摄水平更高的上位群体即共同体认同,是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该认同可以从两个路径出发: 一是文化认同的路径,即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这是共同体认同的文化面向; 二是政治认同的路径,即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这是共同体认同的政治面向,也可看作是国家认同。无论何种共同体认同,有效路径必然通过高质量的跨民族友谊达成。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在历史悠久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空间交错杂居、经济互通有无、情感相互依赖、文化兼收并蓄,为多元一体格局自觉意识提供了重要基础。

   跨民族友谊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群际接触,对内外群体、群际关系以及个体自身都具有积极影响,成为促进群际和谐的积极路径,而且对个别他民族朋友的积极态度可以辐射到整个外民族。尤其是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56个民族如何能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提高群际接触数量固然重要,但提高群际接触质量,尤其是建立在牢固的跨民族友谊基础上的群际接触更为重要,同时也是历史的必然,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促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与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必须强化跨民族友谊的质量,形成合则俱荣、 分则俱损的理念,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信 任、相互扶持,努力打造休戚相关、互利共赢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但是,跨民族友谊作为研究 的范式和视角,在铸牢共同体意识过程中仍有许多尚待挖掘和深化的内容。

   一是跨民族友谊的边界仍需明晰。多数关于跨民族友谊的研究对群体定义较为模糊,目前尚未发现对友谊建立后的不同群体进行的细化研究。当前研究普遍根据友谊建立时已存在的不同身份来进行群体划分,群体多为混居的多数族裔与少数族裔之间,各群体间关系相对比较和睦,且经过长期的聚居,并且社会文化背景基本相同。不同的群际关系可影响个体的跨民族友谊、拓展性跨民族友谊以及对外群体的态度等,而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生活环境相对隔绝或相互间存在矛盾的群体所进行的研究较少。另外,对群体的定义相对模糊,因此在研究中对于目标群体态度的测量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度泛化,对于目标群体不同身份进行控制的研究也为数不足。由此,对于跨民族友谊的概念细化和边界厘清仍需进一步加强。

   二是复杂变量需要进一步清晰化。对于跨民族友谊以及拓展性跨民族友谊的测量多为独立性测量,仅有少数研究与跨群体接触等反映群际关系的变量相结合,多数研究仅以较宏观的社会群体构成比例、较微观的社会情境中各群体比例、多样性指标等作为背景信息,因而跨民族友谊中的相关变量的影响仍需进一步有效梳理。

   三是文化性和本土性需要观照。在不同的文化中,群体规范对个体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个体的友谊数量、质量有差别,个体对于自身在内群体中的代表性和身份显著性的感知也不同,感知到的外群体友谊对象的代表性、外群体的同质性也可能与该群体的集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文化有关,因此对内群体其他成员的影响也有差别,多数研究对于个体水平的变量控制仍显不足,未来的研究仍需加以控制。

   四是纵向研究亟待推进。关于跨民族友谊的研究多为横断研究,难以进行因果推断,比如既可能是跨民族友谊改善了对外群体态度,也可能是因为对外群体态度积极的个体更易于建立跨民族友谊,下一步应通过纵向研究和实验研究对横断研究提出的模型进行检验,要结合使用多种方法以互相补足才能对这一领域有更多的贡献。

   五是动态性机制期待挖掘。以往的跨民族友谊研究中存在不同群际接触相对简单、浅显且持续时间较短的情况,对彼此文化、群体的了解也仅限于简单环境,缺少更加深入、全面的认识。这一点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下一步的突破点,跨民族友谊应在现实的动态情境中加以测量和深化。但是,目前对于跨群体友谊的发展过程(如建立、持续时间、动态发展等)摄入性不够,尤其是当前在我国推进嵌入式社区建设中,民族群体如何在就业、流动、社区嵌入中自然交融,形成动态的跨群体友谊,促进共同体特征增强,强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与共同利益的这些亟待解决的现实性问题都需要跨民族友谊给出理论探究和实践路径的具体回答。

   注:参考文献从略。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0931.html
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