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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再造家国:治体论与近世秩序的公共性和法度化

更新时间:2020-04-20 00:12:01
作者: 任锋  

   内容提要:近世政治思想研究呈现出传统本位与现代导向两个基本进路,两造之间的对话、论辩在现代语境下仍处于开放进行中。政学相维下的政治社会中心建构,或曰以公共性和法度化为中心的秩序演进可谓近世以降的一大“根本性议程”。围绕君主威权与共治发展起来的治道公共性,如何在纪纲法度中得以落实,与公法产生何种对应,是治体思考下秩序演进的核心动力。治体论传统在近世达到成熟阶段,其间,变革思想家侧重治道原理重构的理想型取向与经制事功学侧重治法演进的保守立国取向,开拓出了近世以降立国思维一显一隐的双重源流。保守立国思维,较之潜在而激昂的三代理想立国,更为自觉地探讨国家宪制构建。二者共同构成近世儒学政理的大义格局,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里凝练促成了一个极具综合意味的、前所未有的立国思维突破。晚清以来朱一新、章太炎、宋育仁、钱穆等人对于《明夷待访录》的多维评价,形成了源自治体传统的“正黄”。这一思想史上的“正黄”历程,为我们省察共和源起所依赖的精神质素和智识资源,提供了颇具透视性的思维视野。

   关 键 词:治体论;公共性;法度化;近世;立国思想家;《明夷待访录》

   项目基金: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治道传统中的公共理念及其现代转换研究”(项目编号:15BZZ01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任锋,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

   对于近世思想传统的研究,注定难以摆脱现代成见的种种缠绕及束缚,或许这本身就是历史生成与现代性确立的一体两面。而思想漂流的意义,端赖如何使此一过程活力沛然并释放出古今内在于传统之间的对话可能性。往者尚可追,来者犹能谏,这也是经史之教的古来宗旨吧!

   其间,围绕政治活动的诠释,无疑是现代性降临中土之后对传统影响至为剧烈的领域,也由此成为世界文明范围内的互动中心。何谓政治?传统政教礼法秩序的根基逐步坍塌,外埠舶来的诸种主义心智及背后的宗教信念渐渐风行,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精英于此一失衡转型中茂生长成,对现代立国之道的影响既深且巨。

   这一进程,在近世政治思想研究中即有鲜活展现。为了更均衡地把握其间的流变和议题,这里大体梳理了两个基本研究进路及居间形态,然后检讨主要问题并阐发牵涉的理论含义。本文并非对这一广袤研究领域的文献综述,而是致力于对其间具有范式意义之代表作品的检讨。处理对象主要聚焦宋学,部分延伸至明清儒学。一种在传统智慧浇灌下走向强韧成熟的现代政治心智,庶几由此而有再生之机。

  

   一、传统本位的政学溯源

   (一)平民化社会的政教重构与思想新声

   对于宋明以来政治思想的研究,能够将其置于传统政治社会脉络加以解释、剖析者,可以钱穆先生(1895―1990年)为代表。

   透过社会政治结构的内在演进来审视立国规模的传统演变,并在这一脉络中解读思想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其历史角色,这是钱穆审视宋明儒与近世思想文化的大着眼处。

   从钱穆论史着重的政学传统视野来看,唐宋之际社会政治结构的转变,尤其是门第与平民之张力,形成宋明儒兴起的宏观背景,而社会自由讲学浪潮下的宋学嬗变是思想文化之主干。

   钱穆先生在其通史叙述脉络中,指出中晚唐以后、宋代即近世早期以来,社会文化中心南移,社会阶级隔阂进一步消融,政治权进一步解放。社会政治形态的“平铺散漫”特征越发明显。平民化与门第化两个力量,经历中世世族演变后进一步推动社会结构趋向平等化,即此大势之蕴涵。门第等级一步步削平,社会政治结构中在政府与民众间进行有效联结的组织力量也需要重整。

   宋儒兴起,高唱华夷之防和尊王论,这是门第贵族社会退潮、宋朝政制集权后,于理论思想上正式倡导、收拾人心以定于一的一大进展。相对于士族贵族尚佛老、重诗赋的文章,新儒家尊儒崇经,推动古文运动。相比唐人重事功,新儒“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唐人的就事论事,转成宋儒的以理待事,“此乃平民学者之精神。彼辈要出来转移世道,而不为世道所转移。虽亦不离事功,却不纯从事功出发”①。由事人理,中国的现代精神也在此处撒播生机,即宋代言事功之学者,与理学家仍共享一套宋学天理观,此其特别精神。现代中国言意义理性、论事功实践,需在此处探求其精神根源。

   以义理指导事功、转移世道,且不再受身份门第束缚,平民始得出头,这一历史动力得赖于一种普遍性的精神义理更甚于传统学术。这是近世义理观兴起并盛行的社会政治脉络,包含了意义世界—实践世界的一个范式转移,即从一种新的信仰、教育理想来理解人的群己生活。

   从学术传统来看,近世儒家兴起继先秦诸子讲学,开启了中国第二次社会自由讲学的长期演进。宾四先生反复褒奖并称为“我民族永久之元气”“我民族国家数千年文化正统”②。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特别将范仲淹与胡瑗视作近世政学精神的肇始,认为二人分别代表了政治革新与文教重塑的新动向。③由此以下的宋儒事业,是在精神信念进行更新的基础上,致力于政教秩序重建。这一基本构划支配了宋学及其后续近世思想的发展。

   范仲淹、胡瑗的自觉兴起,始见社会民间精神之勃发,渐次展现于庙堂。宋明儒讲学的六百年,政府多不能主持教育、领导学术,而社会运力活力至显。近世讲学进一步摆脱政治依附,多属社会平民学者自由结合。与先秦诸子投奔诸侯巨室不同,更倾向社会下行。与汉唐儒相比,讲学内容不限于经学家法,更多以各人思想学术为宗旨,讲学方式更显流动性、随机性和公共性。④

   自思想本身看,钱穆指认宋学含有一种近乎宗教的精神气质,“凡内在有一种相互共同的信仰,向外有一种绵历不断的教育,而又有一种极诚挚、极恳切之精神,自发自动以从事于此者,自广义言之,皆可目之为宗教。宋明儒的秀才教,大体以大群全体为归宿,可谓一种‘新儒教’”,“可说是范仲淹诸人以来流行于一辈自负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中间的宗教”,“都带有一种严正的淑世主义”⑤。这个新的精神信念形态,致力于成就一个更为高明广大的理想境界,主张此世与超越相通、个体与群体相通、修身与治平相通,打成一片。源自社会民间的自觉精神衍生出一种共识性的信仰,其义理或曰天理观念彰显出近世精神魅力,背后则是一个大公中正以立人极的普遍性最高理念。

   “他们热心讲学的目的,固在开发民智,陶育人才。而其最终目的,则仍在改进政治,创造理想的世界(开发民智、陶育人才为第一步,改进政治为第二步,创造理想为第三步)。宋明儒理论上的世界,是‘万物与我一体’(张横渠之‘西铭’为其代表作,此即上古先秦相传之一种全体观念也)。”⑥这是我们理解近世儒学大传统精神的关键着眼处。

   钱穆将宋学划分为初期、中期和南渡三大阶段:初期宋学包括宋初三先生、范仲淹、欧阳修、李觏、王安石、刘敞、司马光与苏轼兄弟;中期宋学包括理学系统的北宋五子及其门人弟子;南渡宋学除了理学传承,还有浙东诸儒,及二家汇合产生的后学流裔。⑦

   此一划分,更多依据义理形态。其中,钱穆对于“经术派”(理想派)与“史学派”(经验务实派)两类不同思想气质的分析,贯穿政治与思想学术竞争,值得重视。司马光为先导的朔学是正统北方派,重史学、实务经验,不信王霸之别,主张延续汉唐法制、祖宗之法而渐进改良。⑧荆公新学、洛学重经术经世,强调王霸之辨,主张朝政的彻底变革,二者不同在于对治人、治法轻重关系之处理。宋明理学接近新学,高倡道统论,是近世“经术派”的主要代表。⑨

   初期宋学元气淋漓、广大多元,中期画龙点睛、趋向精微,南渡后理学上升、儒学内部论辩不减,宋学诸形态逐渐糅合趋一。其间,浙东诸儒仍能部分体现中古学术、初期宋学中的门第事功气质,遂与正统理学分庭抗礼,并影响后者发展,余响直至明清之际、清末民国。⑩

   宾四先生又透过与汉儒之对比,指出“远从孙泰山《春秋尊王发微》,经过王荆公的《周官新义》,而转出朱晦庵《论孟集注》与《学庸章句》来,这是宋学递转递进之三部曲”。宋学逐渐将重心置于针对佛老教义而讲经学,一直影响到明末刘宗周,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而非立国礼法政教为优先关切。“朱子的《中庸章句序》与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代替了西汉公羊学家之‘张三世’,而成为宋、明儒理想上达成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一条唯一大道。换言之,这都是一种‘以教统治’的精神。他们重在发明人类普遍的教义,更重于建立王朝一代的政制了。”(11)朱子评价浙东儒者,“永嘉诸人皆以道艺先觉自处”,明清之际颜元习斋对此辨析,“若在三代时,诸公原不敢称先觉。当两宋为禅宗、章句灭却孔子之道,全无一人不为程、朱惑者,而能别出手眼,或以经济,或以道艺,倡收人才,亦可谓先觉矣。今之士风更不如宋”(12)。经世道艺代表的三代周孔精神,在南宋浙东传统中仍得到有力承继,相对于理学兴起的浪潮却显得异类了。(13)

   明代儒学沿着朱陆异同精密考辨,却渐失博大气象。阳明开辟新脉,予理学传统以新机。明清之际天崩地解,儒学焕发磅礴广大的新精神。入清之后,于反抗功名理学中开启汉学之途,明道经世之宗旨直到晚清才再度浮现。(14)

   钱穆特别表彰宋学精神在政治上明道经世,尊师重相,致力于以三代理想精神改造现实,如张浚所云“废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专之”。在近世政治中先扬后抑,“此后元明清三朝,正向此项理论加以迎头之挫压”(15)。乾隆皇帝否定程颐的“天下治乱系宰相”论,申张“以天下治乱为己任尤大不可”,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中对此予以痛批,“夫不为相则为师,得君行道,以天下为己任,此宋明学者帜志也”,背后其实是近世以来社会政治发展大趋向的力量。(16)

   社会自由讲学的传统活力不能消歇,延至晚清,遂有巨变。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概括清末民初政局症结,君主制、中央集权制的溃败之外,社会政治中坚势力的不易形成被视为最重要缘由。(17)但钱穆认为这只是一时病态,“不得谓此乃代表我民族国家数千年文化政体而为其最后之结晶。若果如此,则中国文化亦万不能绵历此数千年之久,而早当于过去历史中烟消灰灭,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18)。长远来看,宋学滋养新士人群体,较为有力地应对了中唐以来越发平铺散漫的社会结构,在官与民、中央与地方之间沟通整合,扮演了中心角色。

   思想学术的兴起对政治演进发挥长期影响,这是钱穆论史加以强调的一条主线。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理想在秦汉以降士人政府的形成递进中扮演了类似角色。应对近世世变而兴的宋学,也由此形成自身的精神和智识特征,影响远至现代中国。

   稍早,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年)曾提出宋代乃近世开端说。(19)虽受西方历史分期意识的影响,内藤仍自觉试图从中国传统内部寻绎政治演变轨迹。与钱穆相似,内藤也将贵族世族的衰落看作近世历史一大特征。不同的是,后者更强调君主独裁取代贵族影响而主导近世发展。内藤的近世论述与其在清末民初的政论联系紧密。他将君主制向共和制的演变视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他的历史分析中,近世君主独裁在宋代出现,表明君权进一步摆脱贵族束缚,承载更多公共价值,朋党政治也从权势争斗演变为承担更多的政见竞争,这意味着平民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权益有进一步确保。君权上升有政治历史的正当性,而在明清时期由于诸多原因走向专制败坏,乃是同一过程的正反两面。

内藤的近世政治分析,除了强调君权上升,也辩证地注重另一条“潜运默移”的复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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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京)2019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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