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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长安:中国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当代传承

更新时间:2020-04-20 00:09:40
作者: 方长安  

   内容提要: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始,“诗教”作为儒教传统失去了昔日的正统位置,在意识形态和话语系统中隐身。但它并没有消失,现代诗人传承了其政治伦理情怀和精神,以新文化启蒙和社会革命动员为诉求,解构《诗经》的经学本质,使古代诗教失去赖以进行的底本,为新文化启蒙和新诗出场清理场地,从而建构具有现代诗教特点的诗学体系。然而,在反传统语境中,现代诗教只能以现代文化启蒙、社会革命动员这种间接身份参与新诗建构,致使现代诗人未能处理好民族传统与西方诗歌经验、新诗创作与民族历史书写等关系,压缩了现代新诗参与人格培养和文化建设的空间。今天,我们应站在民族文化自信的立场,重新研究诗教传统,发掘其精髓,阐释其价值,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以历史担当意识探索并建构当代的诗教文化。

   关 键 词:诗教传统;现代转化;新诗建构;当代诗教文化

   项目基金: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917-1949)”(16ZDA186)阶段性成果。

   中国新诗发生于“五四”前后,其生成、发展与现代文化传播、开启民智、社会革命动员等始终联系在一起。新诗的传播教育与其自身发展密切相关,而诗歌的传播教育问题,就是传统意义的诗教问题。由于“诗教”作为一种诗学传统、教育传统,自“五四”开始就遭受质疑和否定,因此诗教传统与新诗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遮蔽状态。两千多年的诗教传统在现代诗歌发展史中的命运如何,现代新诗建构究竟承续哪些具体的中国传统诗教观,以《诗经》为底本的中国古代诗教传统在当下是否仍具有积极意义,对之该如何进行传承和创新,这些问题在以往多被忽略,值得展开深入研讨。

  

   一、诗教传统及其现代转化

   “诗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核心概念,“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①这表明“诗教”概念出自孔子,其核心是“温柔敦厚”。历史地看,诗教是他为中华民族开创的一种诗歌教育传统,并深刻影响中国诗歌的发展走向。

   诗教由“诗”和“教”组合而成,其意是以“诗”为“教”。

   在孔子看来,《诗经》所书写的内容、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可以通过阐释而传播,以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通过人们的广泛参与实现对社会政治、伦理的建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虽是情感表达的结晶,却具有“兴”、“观”、“群”、“怨”等特点,能“事父”、“事君”,具有维系人际秩序的政治功能。不仅如此,在《论语·为政》里,孔子称《诗经》“思无邪”;②在《论语·八佾》中认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③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④在《论语·雍也》里,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⑤所以,“不学诗,无以言。”⑥这些是孔子的《诗经》观,也是其诗教观。孔子之后的儒者,诸如孟子、荀子、郑玄、孔颖达、朱熹等,不断注疏、阐述并践行这些理念,在中国诗歌教育史、文化史上形成“诗教”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

   所谓诗教传统,简言之,就是孔子以降,以《诗经》为底本,以孔子的《诗经》思想为原则,延续两千多年的教诗、传诗以言志的文化传播、生产机制,是在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维系社会结构稳定的文化传统,其内容包括诗教实施主体、诗教原则、诗教方式、诗教目的,以及诗教性质等。诗教实施主体,由春秋战国以降两千多年里以儒者为主体的不同阶层成员构成,多数人默默无闻,也包括赫赫有名的经学大儒,诸如孔门弟子、孟子、荀子、孔安国、董仲舒、司马迁、毛苌、卫宏、郑玄、孔颖达、程颐、程颢、朱熹、王阳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康有为,等等。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阐释者、传播者,其人生和思想构成了两千多年来诗教的重要内容。《毛诗大序》承袭了孔子的诗教思想,认为“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突出《诗经》的讽谏教化作用,但应“发乎情,止乎礼义”,⑦即以“礼义”为其限度。郑玄注释《周礼》、《仪礼》、《礼记》,将“礼”引入诗教,在《诗谱序》中认为“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⑧将《毛诗大序》的讽谏说发展成美刺讽谏说。唐孔颖达领衔编纂《毛诗正义》,突出“温柔敦厚”思想,指出“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情性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⑨《礼记·经解》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故云‘深于《诗》者也’。”⑩将“温柔敦厚”定位为诗教核心,要求以“义理”教化民众,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中国社会的人格建构和诗歌发展。朱熹虽然也倡导温柔敦厚之教,但重点则在“思无邪”。朱自清认为:“朱子可似乎是第一个人,明白地以‘思无邪’为《诗》教。”“《诗》虽有参差,而为教则一。经过这样补充和解释,《诗》教的理论便圆成了。”(11)孔国安、朱熹等人对“兴观群怨”等也有特别的理解:“兴”,孔安国注为“引譬连类”,朱熹概括为“感发志意”;(12)“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即“观”的对象是风俗,它“不只是单纯理智上的冷静观察,而是带有情感好恶特征的”;(13)“群”,则指《诗经》具有组织社会、“使群体生活和谐协调”(14)的功能,强调艺术通过情感抒写以感染人群的特点;“怨”,孔安国注为“刺上政也”,就是在仁的前提下,对不良社会现象,“发牢骚”。(15)显然,“温柔敦厚”、“思无邪”、“兴观群怨”、“止乎礼义”、美刺讽谏等,是被历代儒者反复倡导的最重要的诗教原则。

   诗教是借《诗经》言志,其方式是赋诗、教诗和引诗。按萧华荣的解释,赋诗偶为新作,多为吟诵《诗经》中的篇章;教诗就是教授《诗经》,阐述《诗经》之义;引诗基本上是引用《诗经》中的诗句。(16)赋诗、教诗、引诗就是以《诗经》为底本言说己志。孔子在《论语·泰伯》中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7)在《论语·季氏》中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18)在《论语·子路》中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19)可见,从起源上说,诗教就是要以礼义教人,规范人的言说,培育君子人格。诗教的本质就是政教。在先秦的政治外交生活中,人们往往以赋诗述政治目的,这在《诗大序》中表述得很清楚:“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20)诗教旨在维系社会伦理秩序,具有政治道德教化功能。张少康概括说:“孔子的文学思想以‘诗教’为核心,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21)这种思想贯穿中国诗教史,不只是对《诗经》的阐释,其他种类的文学也渗透这种政教思想。特别是宋代以后,“温柔敦厚”说也用于文之教,杨时在《龟山集》中认为“为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气”,(22)“文以载道”应运而生,朱自清甚至认为宋以后“‘文以载道’说不但代替了《诗》教,而且代替了六艺之教。”(23)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文以载道”的覆盖面,不过,宋以后,诗教的含义确实泛化了,其“诗”不再仅仅指《诗经》,而是指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诗歌作品,诗教的外延更为广大,凡是以诗歌作品为底本对人进行教育,传扬“温柔敦厚”、“思无邪”等观念,以礼义规范人的言行维护政治伦理秩序,使社会机体得以有序运行的行为,都属于诗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诗教不断演变成为中国诗歌创作与传播的一大特点,并最终沉淀成为中国诗歌和教育的重要传统。

   然而,“五四”前后,绵延的诗教传统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失去传延的固有土壤。在“五四”激进反传统的语境里,孔孟之道被认为是妨碍中国社会转型、进步的深层文化原因,吴虞、鲁迅、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郭沫若等无不撰文批判儒家文化;(24)鲁迅甚至说中国书“多是僵尸的乐观”,劝告青年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25)然而,诗教观念经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实践,却被沉淀、铭刻在中国历史深处,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26)所有这些构成中国文化教育最深沉的精神形式,且与诗歌创作密切相关,深刻影响中国的君子人格构造和审美谱系。这些不是轻易就能推翻的。

   晚清以前,诗教传统以儒家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身份参与文化和诗歌建设,作为君子人格培育、诗歌创作和批评的核心原则而存在。“五四”以后,传统文化被批判与否定,失去正统的文化身份和位置。诗教从一代人的显在意识中消失,然而这“并不蕴涵他们已经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遗产隔绝”,(27)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于在传统构架崩溃以后尚能生存、游离的、中国传统的一些价值之意义的承认与欣赏,是在未明言的意识层次(implicit level of consciousness)中进行的”。(28)这表明诗教传统在向西方学习的整体性反传统语境里虽未被明言,但在主体意识活动深处还是得到承认与欣赏——诗教隐身于诗人意识系统深处,完成身份转变,不再以原来正统、显在的方式直接发声。被迫隐身但并未退场,作为“不死的民族魂”,(29)诗教精神仍隐性存在,并一直产生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

传统诗教“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之间的联系”,(30)具有强烈的政治伦理教化功能,这使得读诗、写诗和吟诗与天下安危始终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诗歌长期以来在文学谱系居中心位置的原因。两千多年的诗教历史可谓是治国平天下观念的阐释构建史,或者说经一代又一代人阐释、践行,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成为传统士大夫意识深处挥之不去的情结,甚至是他们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部分。“五四”前后,历史进程发生了根本改变:随着西学东渐,人们在观念层不再认为,通过古典诗歌学习能培养出理想的人格结构;不再相信,《诗经》是救国救民的圣经,(31)读诗、吟诗不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有效途径;甚至完全相反,他们开始大力声讨儒家文化,“对‘文以载道,和儒家诗教大加鞭笞”(32)。于是,西方经典取代了中国的四书五经,新式学堂取代了私塾,现代纸媒传播取代了歌楼酒肆的吟唱——传统诗教赖以展开的底本被解构,诗教实施的旧式通道被堵塞,这无疑是文化的大变革、大变局。然而,两千年来诗教的核心——政治伦理文化、入世治世的政治情怀——早已内化为中国读书人的文化精血,其精神并未因新文化运动而改变。有学者说过:任何精神传统,“绝对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一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是这个动态的过程受到冲击以后,它可能变成潜流;有的时候在思想界被边缘化,但它总是在发展的过程中;甚至有的时候断绝了,但它的影响力在各个不同的社会层级中是存在的。”(33)“‘重教化’所包含的实用功能观念仍存留于现代诗人的意识之中,而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34)吴虞、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等激烈地反对儒家正统文化,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却始终激荡着诗教传统所置重的“治国”、“平天下”等政治情怀。鲁迅激烈反传统,其动力是“我以我血荐轩辕”;(35)郭沫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荡,“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化而为诗,(36)民族之忧是其创作爆发的驱动力;闻一多无论写诗还是论诗,其心始终在国运民生;戴望舒抗战后不再写《雨巷》、《我的记忆》之类的作品,而是另起炉灶写下《狱中题壁》;穆旦为民族解放弃文从军,写下《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艾青奔赴延安,将诗歌与抗战救亡直接联在一起;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以诗歌介入现实政治……现代诗人身上炽烈的救国情怀与两千多年来儒家诗教传统所主张的入世观念、政治理想无法分开,或者说这就是传统诗教之政治伦理情怀在现代新文化语境中的全新表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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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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