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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和大学时代

更新时间:2020-04-17 00:31:09
作者: 辛德勇  

   前些天,在涵芬楼书店和热心读者见面,交流过程中有小朋友问起我硕士和博士毕业论文的情况,我一高兴,就干脆从自己的学士学位论文讲了起来。交流么,和年轻人谈话,就谈谈年轻时候的事儿。谁还没年轻过。

   其实,想起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有一段时间了。

   过新年,一看2018那个“8”字,就想到了难忘的1978。比这个1978年再早二十年,是1958年。当时举国狂乱,大跃进,大炼钢铁,爸妈却忙里偷闲开了一会儿小差,于是造就了我。

   生不逢时。即使是在漫山遍野大豆高粱的东北,在1959年秋天那个收获的季节,也是没吃的。饿的妈妈两腿浮肿,眼睛里往外直冒金星,可我咬住奶头就不放,天生一副饕餮相。她难受,我当时虽然还没记性,但吃不饱,肯定也不是个滋味。

   口腹之饥并没有持续很久,但直到1978年的春天,一直都处在精神的饥渴和压抑之中。我生日在8月。这时我十八周岁过了,十九周岁还没到,和现在的高中毕业生年龄基本相仿,可接受的基础教育,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幼儿园没上过,刚上小学没几天,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我中学也就毕业了。所谓“十年动乱”全体验,一天也没拉下。形势最混乱的时候,父母送我到乡下的亲戚处住了将近一年,完全没有上课,也没有书读,成了地地道道的野孩子。再加上我生性不愿趋附于权势,常常为同学打抱不平惹恼老师,心不顺,就干脆休学回家帮妈妈做家务。这样从小学到中学,不算因“文革”动乱而避居乡下的一年,其他正式请假脱离教室的时间累计还有两年左右,初二整整一个学年就是这样在家里度过的。中小学的学校教育到底给了我多少正面的东西,实在是天知道的事情。

   1977年夏天,在海拉尔市高中毕业,先是留在原来的中学“寄居”过几天,接着“上山”到大兴安岭林区做过几天林业采伐方面的零活儿,后来又回到海拉尔市当过几天初中的“临时工”教员。边陲小地方,天下大事,预先也什么消息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冻雷一声震天响,国家正式宣布要恢复高考了,这才知道,可以去考大学,一辈子读书,一辈子求知问学。入学考试,是在1977年底天寒地冻的时节,进入校园学习,则是1978年的春天。现在,正好是我们七七级大学生进入大学校园四十周年。正因为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年头,我才想到了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

   上大学本来是想学中文的,实在不行也去学个历史。爸爸希望我去学财经,妈妈希望我学医,哥哥鼓励我学建筑。因为数理化成绩一向都很好,中学的老师大多数希望我去学理科。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报的中文或历史。没想到大学十年没招生,官员们竟然搞不清学科分类,把我招到哈尔滨师范学院(我们入学后才改名为“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习地理学,结果一上来就是高等数学,还有物理、化学、生物。乍一看,都是让人伤心泪下的科目。系主任堂堂正正地向我们这些本来是报文科的新生宣布:地理学在张大帅的时候是理科,国民政府的时候是理科,满洲国的时候也是理科,光复后还是理科,新中国依然是理科,直到“文革”,一直都是理科!

   学文的心不死,大一一年,把课外时间,都给了中国古典文学。

   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当然不是很轻松的事情。为了保持旺盛的精力,首先拼命锻炼身体。一年到头,最基本的体育活动,是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跑步五千米;晚上图书馆归来,先练半个小时哑铃操,再到水房浇上三盆冷水。四年如一日,雷打不动,就这么过来了。其他的锻炼,还有很多,譬如夏天游泳,每天至少在一个小时左右,不论冬夏一周有四五天要打一小时左右的排球。等等。

   即使是这样,脑子还是很累。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生性拙朴,对文学其实缺乏感觉。正在这时,我上铺的老大哥假期过后从杭州老家返校,带来一套杭州大学地理系的研究生考题,其中包括陈桥驿先生的历史地理学试题。一看这,既有古代文史知识,又能将就正在学的专业地理学,对自己比较适合,自己也许能行。于是,就选择了历史地理学,作为自己努力的专业。

   反正从上小学就是一直以自学为主,围绕着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将来的研究需要找书来读就是了。

   先是古代汉语。本来想学古诗文时最先学的就是这门知识,已经有相当基础。进一步做的,只是到历史系偷着听一小段时间“历史文选”课老师讲的《左传》,收益实在不大,听听也就算了。

   其次是中国通史,找书自己读,这个也简单。但考虑到学历史必须了解一定的考古学知识,这个没老师教,自己读书实在有些困难,便想到历史系去听听课。

   现在大学的小朋友们不知道有自己有多么幸福。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转系转专业,可以读双学位,可以随意选修自己喜欢的课程,更能够随便旁听任何一个老师的课程。我那个时候,校园里到处张贴有“组织”的告示,严禁那些不安心“专业思想”的同学到外系听课,干扰“正常的教学秩序”。听个课,也得像做贼一样。

   哈尔滨师大历史系当时并没有专职的考古学教师,请来讲课的,是黑龙江省考古队的张太湘先生。张先生好像是毕业于西北大学,人很爽快,也很热情,听了我的想法,告诉我不要声张,坐到后排没人注意的角落偷着听就是了,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私下向他提出来。这样我就系统地听完了张先生讲的考古学概论。这是我在大学期间唯一听过的一门历史系的课程,后来写作的本科毕业论文,也与这门课程的内容有很密切的联系。

   在学习必备基础知识的同时,我也就自己所知所能,努力搜集、阅读一些中国地理学和中国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著述。历史地理学的著述,很多看不懂,只能看个大概,但为了将来更好地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地理问题,对中国自然地理知识的学习,还是投入很大精力,例如,《地理学报》上发表的有关中国自然地理的重要论文,不仅都已阅读,而且基本上都做过笔记。

   大致就是从我选择历史地理学专业时起,开始尝试与历史地理学界一些能够招收研究生的前辈联系。先后写信求教的先生,包括史念海、谭其骧、侯仁之、石泉等人。其中史念海先生先后给我写过十几封信,一一解答我提出的问题,这给我以很大的鼓励。

   最后报考研究生时决定投入史念海先生门下,除了筱苏(史念海先生字筱苏)师对我的帮助和鼓励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首先在外语方面。我读本科,只学过日语,英语虽然大二时起就一直在自学,但语言能力很差,到现在也没学会。按照招生简章的说明,当时只有史念海先生对考生的语种要求不限于英语,日语也行(读研究生以后才知道,招生简章都是行政部门随便写的,其实只要和导师联系,通常随便哪一门外语都行)。

   其次是研究的方法。读过筱苏师的论文集《河山集》以后,我觉得自己没有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文史基础知识欠缺太多,要想像谭其骧先生那样深入考辨很具体的古代地理问题,是根本做不到的,而筱苏师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大的历史地理格局,侧重大区域研究,这种方法,对我是比较合适的;这样的方法,也是当时我所喜欢的。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考研究生和大学本科差不多,只注重名校,这和我们当年有很大不同。我们更注重名师,而且注重在名师中选择对自己最合适的老师。

   由于已经确定要以历史地理学作为自己一生从事的专业,到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我就决定写一篇历史地理学内容的文章,来作为初步的练习,而具体怎样写,则只能什么方便就写什么,这没有多大选择的余地。当时不管是客观的条件,还是主观的基础,都不具备具体搜集史料来做文章的可能。按照当时的认识,我心目中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也更倾向于大区域地理特征的揭示和描述。

   于是,我想到模仿筱苏师的一篇论文——《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来做初步的练习。筱苏师这篇论文,发表于1959年,是俯瞰全国,揭示其一般性的规律和特征。按照同样的思路,我把观察的范围,仅限于东北地区,题之曰《试述石器时代东北地区的聚落》。在材料上,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我写毕业论文的八十年代初,三十年间,增加很多新的考古发现,东北地区石器时代人类聚落的新发现更有明显增加。这样,就会在东北这一具体区域上较诸以往展现出更多的细节,从而归纳出更为清晰的区域特征,而区域特征是地理学始终需要面对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实际上由于我自己的无学无知,并没有做出任何有意义的结果,只是摆出了个做研究的基本架势,并努力走完了这一次尝试的历程而已。在这里,结合我后来的研究实践,稍微值得一谈的,有如下三点。

   第一,选择这一个题目,与我在历史系偷听张太湘先生讲授的考古学概论课程有一定关系。大家可以看出,从写这篇习作开始,我就很关注考古学的发现和进展,尽管我并不赞成动不动就想通过考古新发现来颠覆传世史料记载的想法和说法。

   第二,我在这篇习作中努力做了一些量化的统计分析,这是因为在本科学习阶段,系统地上过数理统计的课程。这样的分析,并不成功,甚至显得很傻。我在后来的研究中很少使用统计学方法,是因为自己很不喜欢,觉得它不仅无趣,还很无聊。

   第三,为写这篇文稿,我特地去家乡附近的扎赉诺尔蘑菇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做了考察。在山上检到几块可能是旧石器的石块,还捡到两件古生物化石(像羊头或是牛头)。真实的体会是:外行乱跑不会有多大具体的收获,若非接受专门的训练,在同样的时间内,还是老老实实看书,会取得更多、也更实在的学术认识。

   在正式报考筱苏师之前,我们系有一位教水文的老师,去陕西师大地理系开会,我托他把誊写好的文稿,带给筱苏师看看,以示自己一心向学的志愿。

   筱苏师待人接物很老派,通常一是来者不拒,二是对来访的客人一定要回访。我们系这位老师不懂规矩,觉得史老先生到招待所来回访他,他不再去看看不好意思,于是筱苏不得不再次回访。结果,竟害得筱苏师连着去招待所看了他三次。弄得这位老师大为感动,讲话就难免有些夸张,回到哈尔滨后和许多人说:“史老先生看了辛德勇的毕业论文后,特地到招待所去,对他一拍大腿说:你回去和辛德勇说,他这个学生我招了!”从我后来在身边跟随筱苏师十年的经验来说,筱苏师是绝对不会在人面前拍大腿的,同时也绝不会以这种口吻讲话的。前些天,中华的《掌故》向我约稿,我半开玩笑地说,以我的经验而言,谈掌故,许多都是不大可靠的。这个故事,也是其中的经验之一。

   不过通过这篇习作,筱苏师确实是看到了我认真做事的诚恳态度和想要学习历史地理学的诚心。尽管这篇习作即使是在形式上也都还很粗糙,存在不少明显的缺陷,实质内容更不敢和名校的大学生以及现在的小朋友比,但当时看书查资料都比现在困难得多,复印资料,对于一个本科生也是很重的负担;加上学校图书馆条件差,还不得不跑去黑龙江省图书馆查了很多次资料,连乘公共汽车的费用都很拮据。再说并没有任何老师能给我做具体的指导,自己瞎揣摩,能做到那么一个程度,我确实是付出了很大努力。这一点,一定给筱苏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回想自己的大学生活,除了身体一天比一天显得粗壮,太阳晒得人一天比一天黑,从而也就显得比上山伐木头时更没有文化之外,四年读书生活,留下的有形的印记,只有这篇本科毕业论文了。因而,现在到了五四,到了这个青年人的节日,不能不想到它。附带说一句,靠这篇东西,混到手的,是“理学学士”学位。

   2018年5月4日

   (本文摘自辛德勇著《看叶闲语》,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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