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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东:“蝴蝶梦”与“甲虫盒”之喻——庄子和维特根斯坦论意识难题

更新时间:2020-04-16 16:42:08
作者: 王海东  
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第102页)不论在逻辑上,还是在时间上,“道”都具有优先性。宗于大道,方可摆脱已有价值观的羁绊,“韲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同上,第117页)。超拔之后,既无人为设定的礼制集权,更无机心与技巧,而是自然而然的存在样态。如是而行,则近道,可得逍遥。

   与庄子的玄妙论述相比,维特根斯坦的论证,不仅明晰,而且更为具体,也更充分。后期维特根斯坦,将每一个词都置于相应的语言游戏之中,根据具体的用法进行探讨,表明语言的“意义即用法”(《维特根斯坦全集》第8卷,第111页),而不是抽象地谈论某个词或者观点。而所谓的“普遍性”,并不是一个“本质”,不过是一些相似性罢了,他称之为“家族相似性”。当然,他同样反对相对主义,个体或每一事物皆有自身的特点,正如你的“牙痛”不同于我的“牙痛”,但这并不是说咱俩的“牙痛”毫无关联,不可谈论。他既要反对本质主义,又要向相对主义开火,同时还要颠覆柏拉图以来的哲学观,哲学工作在于诊治语言病:“以语言为手段为反对对我们的理智的蛊惑所进行的斗争”(同上,第67页),发现“一些纯粹的胡说八道以及理性在向语言界线冲撞时留下的肿块”(同上,第69页),以便“给苍蝇指出一条飞出捕蝇瓶的途径”(同上,第143页)。经由维特根斯坦的努力,现代哲学发生语言转向,语言成为哲学的核心问题——人类的一切认知,都经过语言的浸润,不少哲学问题其实是语言误用导致的。基于他的新哲学观,一种语言实践论的角度,对自我意识和他心问题给出了新颖的回答。自我意识的确立离不开自我的感觉,语言游戏也是“从我所描述的感觉开始”(同上,第138页),我的“牙痛”总是伴随着牙齿的痛感,而时下的机器人则只有“牙痛”这只“甲虫盒”,里面却毫无内容。这种体己的感觉还能区分为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我在睡时梦到“牙痛”,但牙齿不会疼痛,也没有痛感,那时的我说“牙痛”,与机器人输出“牙痛”信号无别。

   因此,主体的相似性是他心知的基本条件,如果李四是一个“意义盲人”,或者机器人的话,那么不论张三如何伪装都没有意义——只要向李四输入“牙痛”的指令,那么他就会接收到相应的信号——输出程序设定的信息,作出设定的反应。对他而言,不存在“欺骗问题”,你能够欺骗某位友人,甚至是一条相伴多年的犬,但你无法欺骗一台计算机或者一块石头。与此同时,在感知情感体验时,知觉、思维、语言、历史和生活世界已经“先在”,犹如存在的境域,早已在场。张三说“牙痛”,当且仅当张三牙痛——这表明他学会了汉语,并且能够正确使用;也暗含着他能够正确遵守语言游戏规则,能够理解相应的文化传统,“理解一个句子意味着理解一种语言。理解一种语言理解一种生活形式”(同上,第112页),否则,他无法正确使用,也不知如何遵守规则。“遵守规则”也是一种实践(同上,第113页),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并没有谁时刻逼迫你遵守所有的规则,而是在生活之中,在语言的使用之中,潜移默化或是通过教化学会各种规则,并按其行事。有些时候还是集体无意识地“遵守”,盲目地使用规则。(cf.Wittgensiten,§219)

   如果深入地反思我们是如何学会语言、如何遵守规则等问题时,不难发现我们早已接受了身处其中的那个生活世界,而一切怀疑和批判都是建基于其上的。其实,整体的信念系统、世界图景、知识体系、语言游戏与经验常识,恰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这是我们必须得承认的——它们是其他信念的根据,也是自我存在和他心知得以可能的大地。于是,晚期维特根斯坦花费大量的精力研究“确定性”难题: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确定性”的?他通过思考和回应“摩尔命题”及“摩尔证明”,探索出整体主义的思路——世间事物的确定性是由整个体系决定的,通过对整体的综观,便可确定某个对象。(参见刘畅)而确定性本身并非一成不变,他用“河床之喻”来阐释这种间于独断论和相对主义之间的相似论。他把生活世界比为河流,而将“世界图景”(轴心命题、常识、集体经验和基本信念)比为通道或河床。在我们这昼夜不舍的生活之流中,那些相对牢固的信念(即基础信念)则在信念的河流中,扮演着河床的角色,而那些相对不太牢靠的信念,就相当于信念之流中不断被冲刷变换的泥沙。正是河床使得河流得以可能,但河床身处激流,也在流变之中。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自我和意识是存在的,但并不一定是固定的“实存”;他心也是可知的,但也不表明“他心”必定“实存”。当然,与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相比较,庄子是一种寓言式的表达,缺少严格的知识论证明,就连“印证”性的内在论述也极少。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庄子的境界甚高,不仅在世间法的层面上,认为自我和意识的存在性,也承认他心可知,而且还能超拔到出世法,抵达佛教空观,这是西方哲学比较稀缺的部分。

  

   三、不断抵近神秘之地

   于此而观,二人虽相距甚远,在对待自我、意识和他心问题的理解与解答上,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又各有特色,互有可鉴之处。依于文本而论,二者的相似性在于:他们持有相似的情怀,悲世悯人,却又无心于功名,希望自己解脱,获得自由,更希望他人也能自在而幸福。因此,他们努力揭示原有价值的漏洞与弊端,庄子极为厌恶政治对人身的宰制,尤其是君主专制,故而不断地批判以儒家为主的礼制思想,进而确立自然主义倾向的道论。维特根斯坦也无意于政治,他的著作几乎与政治无关,而更多的是探究个体如何获得自由与幸福。可以说,他们都是“反哲学”的哲学家——批判,甚至消解以往的哲学体系,根治理智的疾病,倡导实践哲学,喜于革新——重估一切价值。哲学家不仅是一个“政治斗士”,还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亦是“痴情郎”和“有识之士”。(参见巴丢,第15-31页)虽持他们对世间事物怀疑态度,但都不是怀疑论,他们有肯定性的立场。庄子确立“道”的终极性,维特根斯坦则认为世界图景或生活形式是具有确实性的,犹如“河床”,尽管有流变性,但其整体相对稳定,能够托起整条河流。在知识论上,他们并没有否定一切,也不是不可知论者,嵌在日常生活中的“道”,随时都在场,不是“道”不可知,而是我们缺少发现的“眼睛”。生活形式始终在场,是一切人都无法须臾可离的境域。因此,自我和意识是能够认知的,也是“存在”的,他心难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答。他们所运用的思想方法与策略亦近似,先确立怀疑的合法性,进而对既定的思想进行深入的批判,攻破之,重建新的思想观念体系。更为巧合的是,他们的写作风格都极为一致,运用随笔文体,多有名言警句,犹如语言大师,营造各种比喻和寓言,巧妙讲述深刻的哲学理论。

   然而,毕竟时代不同,文化、生活境遇及问题皆有别,二者的差异性也不容忽视:庄子的政治隐喻性批判较为明显,带有很强的反政治色彩,而维特根斯坦则视政治为无物,政治与他的个人世界无关,他寻求的是自我救赎与自由。毫无疑问,相比庄子而言,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理论更为成熟,知识论更为系统,他对语言的重视超乎寻常,将哲学问题归于语言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语言具有本体的地位。而庄子则不过是将语言当成认知的工具,认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第466页),一种语言工具主义态度。且庄子志不在知识论上的贡献,故而没有自觉地建构新的知识,而是投身于人生哲学的沉思,通过对政治的探究,寻找全身之道和自由之道。而维特根斯坦则倾向于提供一种新知识,以期解决哲学问题。对真理的追求,对知识的渴望,维特根斯坦无比强烈,甚于庄子;但对自由和幸福的关照,庄子更是乐而忘返,不知老之将至。在对人类命运的同情和探索上,二人都饱含悲悯之情,竭力而为,希望构建一个有意义而富含生趣的世界,这一点伟大的宗教家与哲学家都具有相似性。因此,在对意识的探究中,从知识论而言,庄子没有像维特根斯坦那样提供具体的知识,这是时代之困,不能苛责庄子,即便是时下,“意识”依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谜。尽管各种主义层出不穷,行为主义、功能主义、同一论、取消主义,或是二元论与泛心论,都未能给出“定论”。庄子在道论的视野里,为意识留有余地,而其空灵的体悟近佛,可为同一论和取消主义提供更妙的思路,即意识和心灵并不需还原为物质,或者取消,而是一种“空性”的在场。维特根斯坦所供给的新知识,为心智哲学的兴盛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燃料”。

   概览当今心智哲学的战场,新起的神秘主义,因其包容性而别具气象。麦金的神秘主义综合唯物主义和二元论观点,即“同意二元论的意识非空间本质的观点,同时赞同唯物主义的心灵是物质以某种方式得到的思想”(麦金,第100页),提出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地“理解”意识,原因在于人类智力的认知模式先天就有局限性,且只有承认这一前提,方可对心灵与大脑的关联本质产生新的认知;他明确表示——“彻底的概念革命是解决心身问题必要的先决条件”(同上,前言,第6页)。

   成绩斐然的人类文明,面对意识和大脑难题却极为无力而无奈。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实践论将哲学问题归于语言问题——表达方式或命题无法真正表达清楚所要表达的;这也是一种探究意识难题的方法——“意识问题丛”中,难道没有语言的误用或者“理智疾病”?甚至能够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取消其中的一些问题,消除伪问题。同时,晚期维特根斯坦对世界图景和轴心命题的维护,从信念、传统与常识的角度,确信意识和他心的存在,“如果一个人可以十分肯定地相信上帝,那为什么不能相信他人的心呢?”(《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1卷,第100页)自我、意识、他心和上帝及宇宙一样,都是谜团。为什么很多人相信上帝和宇宙的存在,却不相信意识与他心的存在呢?于逻辑而言,是不自洽的。因此,树立它们存在的信念,也是生活形式和世界图景的整体性所需。

   当然,这一难题之所以至今还是一个谜,其根源在于我们人类自身认知的局限——既无知于宇宙,更无知于己身。无疑,随着天文学、物理学、神经生物学、脑科学及哲学的发展,也就是人对自身和宇宙的认识不断深入,则能够不断地掘开这个谜底。不论庄子,还是维特根斯坦,都呈现出人类智慧不断抵近神秘之地的勇气。

   原文参考文献:

   [1]巴丢,2015年:《维特根斯坦的反哲学》,严和来译,漓江出版社.

   [2]刘畅,2011年:《证明与印证》,载《世界哲学》第3期.

   [3]麦金,2015年:《神秘的火焰》,刘海明译,商务印书馆.

   [4]维特根斯坦,1996年:《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商务印书馆.

   [5]《维特根斯坦全集》,2003年,涂纪亮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

   [6]《庄子》,2015年,方勇译注,中华书局.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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