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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吾金: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及其启示

更新时间:2020-04-16 00:10:47
作者: 俞吾金  
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0]显然,“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资本的内涵,从而使当代学者在对现代性的诊断中获得了更大的、更灵活的诠释空间。

  

   异化的扬弃:现代性诊断的出路

   与同时代的思想家比较起来,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从对象——商品、货币和资本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性做出诊断,而且也从造成这些对象的人的行动——生产劳动出发,对现代性做出更深层次的反思。在这样做的时候,马克思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是“异化”(Entfremdung)。

   这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借用过来,而又赋予其崭新含义的重要概念。如果说,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只是从单纯精神活动,尤其是宗教观念的角度来谈论异化的话,那么,马克思考察现代性的特殊角度——经济哲学一开始就把他带到生产劳动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遍表现形式——“异化劳动”(die entfremdete Arbeit)上。在马克思那里,异化概念具有如下的特征:

   其一,异化借以实现自己的手段是实践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21]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异化的实践特征,是为了使人们认识到,异化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空幻的精神氛围,而是支配着日常生活的现实的力量和关系。正是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深入分析,马克思揭示出蕴含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中的异化的四种基本的、现实的形式: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二是劳动过程的异化,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四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异化。

   其二,异化的表现形式是普遍的。马克思写道:“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所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这也适用于资本家,——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22]在这里,马克思不仅对异化的一般含义做出了解释,而且肯定,资本家也处于异化中。这就肯定了异化对全社会成员的那种普遍性。后来,他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23]差异在于,无产阶级在异化中感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现实;而有产阶级则感到自己的强大和满足。其实,有产阶级的这种自我感觉在相当程度上是虚幻的,因为现代性以其非人的、神奇的力量支配着一切,当然也支配着有产阶级。

   其三,异化在现代社会中通常与物化(Verdinglichung)结伴而行。马克思并不一般地反对物化,在他看来,任何生产劳动都是把人的精力物化在对象或产品中。他反对的只是以异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物化。这种物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24]

   尽管马克思对蕴含在现代社会和现代性中的异化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作了充分的论述,但他坚持认为,异化现象是可以被扬弃的。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在分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起来的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私有财产又是异化劳动得以延续和强化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25]我们知道,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仍然继续使用异化这一重要的概念,但其早期倡导的“扬弃异化”的哲学口号已被成熟时期的“剥夺剥夺者”的明确的政治革命的口号所取代。

   由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无论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都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的潜能和诠释空间,所以它在后人那里得到了异乎寻常的重视。卢卡奇(G.Lukacs)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中借用“物化”这一术语,对现代社会和现代性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他指出:“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实。”[26]尽管卢卡奇当时还没有把握物化与异化概念之间的正确关系,但他对物化这个词的使用表明他继承了马克思诊断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基本思路。

   1932年,马克思的《巴黎手稿》问世后,异化概念几乎成了国际哲学界的常用词。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H.Lefebrve)在《日常生活批判》(1946)一书中开始了批判现代社会的日常生活和现代性异化之旅。事实上,他对异化的含义做出了更为宽泛的解释:“异化不仅被定义为人在外部物质世界或不确定的主体性中丧失他自己,它首先应该被定义为个体在客观化和主观化进程中的分裂,即两者统一的破坏。”[27]列斐伏尔被许多后现代思想家视为现代性批判的先驱在60、70年代,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哲学家则开辟了异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方向,即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蕴含的异化现象的反思。比如,柳鲍米尔·塔迪奇在《官僚机构——异化的组织》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为急剧膨胀着的异化力量所统治的时代。”[28]在他看来,官僚机构及其运作方式正是异化存在的确证。

   无庸讳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也成了后现代思想家解读现代性的一把钥匙。正如贝斯特和科尔纳所指出的:“马克思关于主客体颠倒以及客体借以支配主体及主体性和个性衰微的论述被鲍德里亚和后现代理论利用了。”[29]晚期的鲍德里亚作为一个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以为自己已经用符号理论超越了马克思关于异化和扬弃异化的理论。实际上,就像贝斯特和科尔纳所批评的:“如果物化是使世界转变为一个客体的神秘幻象和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的符号的话,那么这正是鲍德里亚的著作有助于完成的任务。”[30]也就是说,鲍德里亚的立场已经转变到他以前曾经批判过的错误的立场上去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并没有走出马克思的现代性诊断的视野。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性的诊断在今天仍然是一份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戴维·弗里斯比说:“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中确认现代性体验的‘起源’,他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当事人对于这些‘起源’本身并不清楚。”[31]马丁·阿尔布劳(M.Albrow)甚至把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理解为“对现代性的一种高度现代的解说”。[32]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诊断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意义,值得深入地加以研究。

   【参考文献】

   [1]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117页。

   [2]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7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7-88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8-89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11页。

   [7]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2页。

   [8]参阅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9]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9页。Sehen Marx、Engels,Werke,Band 23,Berlin:Dietz Verlag,1973,s.143。文中的symbolische Existenz原译为“象征存在”,此处改译为“符号存在”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4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7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56页。

   [1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24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37页。

   [18]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8-229页。

   [19]梅扎罗斯:《超越资本》(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页。

   [20]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9-10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0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26] G.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London 1971, p.197.

   [27] H.Lefebvre, The Sociology of Marx.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9, p.10.

   [28]马尔科维奇等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331页。

   [29]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71页。

   [30]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149页。

   [31]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第37页。

   [32] 马丁·阿尔布劳:《全球化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8页。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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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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