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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有为:全面抗战前央地关系视域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省制变革

更新时间:2020-04-15 16:54:24
作者: 翁有为  
但冯屡败屡起;尤其当阎锡山亦感到自身受蒋威胁时,冯阎决意联合,各省区反蒋力量遂结成了以阎锡山为首、冯玉祥及李宗仁为副的反蒋大联盟,双方从1930年3月至10月,形成了投入百万大军的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牺牲和巨大国力消耗。对于战争起因,在蒋看来是冯部“盘踞西北诸省以抗命”12,是“各省分离分子所控制的军队多抗不奉命”13;而在反蒋派看来,如冯所说,是蒋为“一己一系争权利”,而不是出于公意。原属国民军和晋军系统、后被纳入到南京政府并任高官的徐永昌晚年在回忆录中仍认为“第一集团军则不但要存在,且要扩大,以图压制各单位,故逼出一个十九年大内战”14,也是指蒋的私心问题。这场严重消耗国力的大规模战争,用心不正,就失去了战争的道义,也没有解决编遣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中原大战后,蒋和南京政府虽是胜利者,给冯阎李各军事集团沉重打击,冯阎李均被宣布褫夺职务、开除党籍,但蒋介石却也“制造”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军事将领普遍反蒋的对手15,而且他们主力犹存,各省的分治状态并没有根本消除。

  

   三、集权与分治的微妙平衡:中原大战后的省制变革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而结束,南京政府在形式上又恢复了统一。但除了蒋嫡系控制的省份外,原属于其他各集团军的省区,大部分仍在原系统掌握之中,而向其输诚的其他派系将领控制的省份,仍对蒋保持半独立状态。原属冯系的韩复榘在中原大战前就脱离冯系归属南京政府,并在中原大战中为蒋效力,但大战结束后山东省就成为韩复榘的统治区;原冯系的宋哲元在继晋系杨爱源、东北军刘翼飞之后掌握察哈尔省;山西也是由原阎系的商震和徐永昌相继掌握,绥远先后由徐永昌和傅作义掌握,而与阎声息相通。原属冯系的陕西,则由杨虎城掌握,实际也有很大的独立性;蒋扶植的湖南何健,也具有自成体系、保存实力倾向;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文辉、刘湘都有很大的独立性。而蒋扶植的广东陈济棠,在接替李济深控制广东后,也把广东视为独立、半独立地区;东北军张学良更是由于在中原大战中助蒋有功,其控制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及东北省区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而且关内平津地区乃至华北大部也在其势力之下,其部属王树常、于学忠先后接管河北省。实际上,在中原大战后蒋所新控制的,就是刘峙和何成濬分别主政的豫、鄂两省。这就是说,尽管中原大战代价巨大,蒋亦只是取得了微弱的收获,其他省区的独立性和半独立性并未因中原大战消失,而且还呈现出新矛盾和潜在的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南京政府表现了强烈的集权要求;另一方面,各省区分治的事实仍然普遍存在,两者保持一种微弱而微妙的平衡,或者说是“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16的折中现实版。

   中原大战后,蒋对各省区力量的“异动”现象,基本上相对谨慎,不再采取以前动辄讨伐的武力方式,毋宁用政治或其他方式解决,反映了他心理的微妙变化。他在1931年1月21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对原冯系孙连仲和韩复榘等行为的复杂应对心态:“接韩孙电,乃知孙连仲部不易调赣,为韩复榘所煽动,狼子野心殊不可驯。山西孙良诚部闻亦有变故,时局又在酝酿之中,应慎重考虑之。”17稍后,他又对各省动向担心,称除江西红军外,其他广西之桂军、山西之“叛部”、山东之冯部、四川之“劣军”皆须安置“妥备”,“不使生变,牵一发而全身动,可不慎与?”172月14日,他在日记中竟然表露了对此前频繁内战的反思并将内战的责任推卸为是受他人挑拨而“吾人不察”之故,他说:“自彼加入政府以后,政府即行不安,党部因之内讧,二年来,内战不息者,其原因固不一端,而推究总因,实在其政客私心自用,排除异己之所致,吾人不察,竟上其当,且受不白之冤,年来牺牲部下与人民损失如此之多,痛定思痛,莫能自己。”17蒋这里所透露的是两年来造成巨大牺牲和损失的内战之发动,是受别人鼓动、挑拨所致,大有战争应该避免之意,这样他把频繁内战的“总因”推给“彼”了,而这个“彼”“政客”正是当时与蒋意见尖锐对立的胡汉民。姑且不论胡的“挑拨”是不是内战发动的“总因”,但蒋反思内战并似有悔过这一事实是值得注意的。2月17日,蒋又因速记员所记“东北西北”擅自登报一事在日记中道,“东北西北作战一语,恐起东北之疑”,并表示“恐欲盖弥彰,故心甚烦躁”17,透露了他对东北军异动的疑虑。

   蒋对地方省区力量的异动表示了担忧和谨慎,但对与其政见不同的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则是比较粗暴地采取了限制自由、囚禁汤山的措置,这一行为立即引起西南省区力量的反弹,如陈济棠在晚年回忆录中所言胡汉民被禁汤山后广东方面“咸主实行分裂”18,而其他反蒋势力也强烈指责。对于各方反应,蒋在日记中道:“南北叛逆其心未死,犹欲蠢动,处置稍一不慎,必贻大患,凛乎!若朽索之御六马,可不慎乎!”171931年9月11日,蒋在日记中又道:“冯玉祥又勾结雷中田,怂恿叛变。杨虎城亦有批邓宝珊之意,其内情复杂,非由中央派员不能治平也。”17胡汉民被囚禁事件引发了宁粤之争,随之又发生九一八事变,国民党争权夺利与软弱无能之行,激起国人普遍愤慨和反对,如蒋所言“此时中央实处于内外夹攻之中”17。于是蒋在是年年底又以退为进,第二次辞职暂避被动局面。1932年年初,蒋又联汪再起,以汪主政、蒋主军,即“实际上由余之行动统一,只有礼让他人得名”17的方式再次握有南京政府实权。二次复出的蒋介石,鉴于以往教训,大体仍持以前与各省区实力派的谨慎相处模式。11月27日,他在得知贵州毛光翔与王家烈之争后,指出“西南封建争斗正未有艾,国事至此,除建立基本区域外,岂有他术乎哉?”17表示了无奈和另谋对策的考虑。

   而此时,外有强敌之患,南方有中共红色革命力量兴起,其统治区内有各省区势力异动,蒋所说“建立基本区域”,亦为一种应对预案。鉴于外部环境日益危险,蒋在1933年8月日记中,提出“西北为复国之基础”,并表示“为应将来国际变局,惟有中央准备迁都西安,树立中心旗帜”;并进一步考虑,“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17但迁西北或西南是以后的计划,而对于目前,蒋则考虑如何能稳定各地方势力,他在前一日的日记中提醒“注意”事项有“一、对张安置;二、对冯方针;三、对刘湘态度;四、对阎、孙魁元,韩、杨方针”,而次日即考虑了“一、张来中央。二、刘湘扶助。三、对冯限制。四、对阎放任。五、对孙联络。六、对杨领导。七、对韩督察。八、对于培植。九、对商龙傅提携”17的应对之术,虽然大体上是分而治之谋略,也颇符合各自特征,可谓颇费心机,用术甚深。而对于未来国防重心等问题,蒋亦有具体考虑,在日记中记道“以成都为中心之国防……西安、成都、昆明之交通”诸项,并发出“抑除整理内政,寄军令于内政之外,不在江海作军备,(在)积极整顿陕川,以作最后复兴之基乎”的感谓19,预着先筹。正当蒋以为局势渐趋平稳、筹划未来后方基地之际,由广东军人发动的“福建事变”发生,系因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对日妥协而起。事变到1934年1月下旬被蒋瓦解、镇压失败。福建事变虽平,但各地局势仍不平静,蒋在日记中时常关注各地“异动”情形。1934年9月4日,他在日记中道:“白逆巡视赣南,煽动部队,此逆不除,民族不安,非先平两粤,无以定国安民。”19但两粤他并未能“平”得了。为了安抚晋阎,蒋于北方视察途中由绥远11月8日飞太原晤阎,在与阎会谈中谈到“对内中央有力,地方有权”问题19。或受与阎所谈启发,蒋回南京后“发表政见,分用人与行政权限,行政则中央只问各省方案之核定与定期之考成,不加预问与干涉,而仅责其成效”;并称“救国之道惟在免除内战,故中央尚为地方解除困难与避免牵制,而地方当一本中央整个方针,与体察艰巨之困难,守法奉命,同上正轨”19。蒋此时的态度,是在内外压力下,谋求内部团结共渡难关的表示。他稍后又表示,“对中央与西南各方皆取和协态度”,并发表“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宣言”19。随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对其中央与地方的权责做了具体的规定,“中央对于地方免除其掣肘之虑,消释其疑难之端;同时地方对于中央,亦应本休戚与共之真诚……一扫往昔割据与形同对立之形势”,“中央与地方采均权制”。对于人事和经济问题,则规定“用人大权虽操之中央,而保荐人选则不妨属于地方”;此外,对于地方行政、经济、财政和军事问题有了更为明确规定20。这些规定,大体上仍取“均权”态度,一方面对地方权限有了更为具体的规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南京政府集权的诉求,但这种诉求在具体实施上并不易落实。

   可见,蒋与南京政府的做法是在尽力避免造成与省区实力派冲突与决裂的僵局。可以说,基于此种思考,蒋对西南这块战略后方基地,尽管早欲纳入“直辖”省区,但也在等待时机。当他“围剿”中央红军时,终于抓住机会。他在日记中披露了真实心迹:“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19当然,红军此时已到川黔,并非蒋有意设局“放水”,是红军牵了蒋的鼻子,蒋则利用了这个机会。而在“围剿”中央红军到西南的过程中,蒋还另有所得,在其日记“注意”事项里提到“一、缩小省区;二、发展地方经济”19的问题。

   由于日本在华北进逼,蒋介石南京政府对内政策渐趋缓和。1936年2月17日,他在日记中道:“对内既不能用武力贯彻主张,即应用政治以求统一。”19基于这种转变,他主张“对桂应以经济与建设为重”,并表示“胡如入京,则两广当不再用武力为主”19。但因长时间的纷争,各方难以形成共信,时局仍在变动,蒋于1936年6月的日记中记称各方势力动态并不明晓,“一、鲁韩态度不明如昔;二、湘何心犹未定;三、冀宋之心不安。四、川刘与滇龙相同。全局安危在于本身运用之何如耳。五、粤陈如先来接洽,则先对粤安置亦可。六、对桂运用之门”19。尽管蒋运用手段时常有变,心曲甚深,其抚慰并未获得各方真心认同,直到抗战爆发前夕,蒋仍在猜测“鲁韩态度”“川刘动向”,并强调“安定各省军阀政策”19,表现了这一时期南京政府与省区实力派间始终仍保持微妙而非正常的平衡关系。

   这一时期,各省区实力派的力量经过此前几次战争较量受到削弱和一定遏制,但其实力犹存,与南京政府权力的较量与冲突时有发生。除了福建事变外,1936年6、7月间还发生了两广事变,这都是震动全国局势的事变。尤其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经过与“围剿”红军的东北军的军事较量,使得形势发生了反转,东北军、十七路军转而与红军联合,东北军并进一步联络华北的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山西的阎锡山和四川的刘湘等,准备组织“西北大联合”,只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逼使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国际局势的变动,才使得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转“反蒋”为“逼蒋”。可以说,这一时期省区势力虽然受到一定遏制,但仍具有相当大的能量和增量,南京政府也只能维持一种微弱而又微妙的平衡。尽管这是一种微弱而又微妙的平衡状态,却也为即将到来的抗战全面爆发之际国内各方和解与同赴国难提供了为各方仗赖的政治环境。

  

   四、结语

  

南京政府央地关系博弈下的省权制度变革与民初的省区割据状况有着必然的联系。正是由于民初省区军阀割据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才使得消除军阀割据、完成国家统一成为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时代紧迫任务,这就导致怀有历史使命自觉的中共与国民党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并领导、推动了以打倒军阀、统一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以及北伐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北伐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取得胜利,从根本上看就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南京政府建立后却未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只能是“形式上”的统一。因为南京政府是以各军事集团的力量联合为基础而建立的统一,仍是“分治的统一”。统一尽管并不是各方都反对的,但当统一意味着放弃地盘、军队和利益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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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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