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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清华:现行宪法中党的领导之法教义学阐释

更新时间:2020-04-15 12:27:47
作者: 蒋清华  
凯尔森曾说,立法者经常使用将来时态的用语来表达一个命令。例如,偷窃者“将受罚”这一措辞并不意味着对未来事态的预测——立法者不是先知,立法者的意思是“应当受罚”[14](48-49)。魏德士进一步把这种法条现象称为“实为应然的表见理论语句”,即不少法律规范都是以直陈式来表达的,听起来就像是事实或者逻辑论断,但立法者并不是要描述事实或分析逻辑,而是要调整人的行为方式和生活事实。他认为,对于一些重要的基本原则规范,立法者倾向于用朴实的直陈式语句来表述规范性的当为内容,这样的表达显得特别郑重,并且使人印象深刻[15](56-57)。因此,那种认为“从叙述历史事实中把‘四个坚持’自然地表达出来,就表明‘四个坚持’不是一种主张,而是历史结论”[16]的观点是偏颇的。实际上,“结论”与“主张”并不是对立的,“结论”包括关于事实的结论、关于逻辑的结论、关于规范的结论,“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表达的是规范性质的结论。

   “将”字的两种含义的区别方法是:如果“将”字所在语句意指一种规范的时候,“将”字就可用“应当”一词去替换。例如,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应当)继续加强。反之,如果意指对未来事态的一种判断,则“将”字就不能用“应当”去替换。例如,“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不能改为“阶级斗争还应当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总的来讲,宪法序言写党的领导,既有写历史(序言第五自然段第一句、第七自然段第一句),也有写主张(序言第七自然段第四句、第十自然段第四句。第十自然段第二句则是事实叙述与规范表述相结合),其中最重要的序言第七自然段第四句对包括共产党领导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的宣告,恰恰不是叙述史实。什么叫做叙述?叙述是指把事情的先后经过记录下来或说出来[17](1471)。很显然,叙述的对象是已经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对未来的打算。宪法不是史书,确认史实也是为了指向未来,写历史是为了导出主张。“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是历史,而是规范,是邓小平、彭真等制宪者确定的重大政治原则,它最终通过民主讨论和法定程序转化为主权者在宪法中表达的一个规范意志。

  

   二、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的规范内涵

  

   1982年宪法所奠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宪法也迎来了第五次修正。2018年3月11日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规定,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里的“是”字,与宪法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一句等语句中的“是”字一样,并非仅仅具有确认事实的含义,更具有规范意义①。其表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且应当继续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且应当继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且应当继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不能认为宪法正文中党的领导条款(以下简称“党的领导条款”)只是一种政治判断,而不具有规范性质。以现行宪法体制为工作基础和界限,采取“体制内的立场”的宪法教义学绝不应质疑、挑战、否定我国宪法明示的党的领导,而是应以此为前提,在现行宪法秩序的框架内,认识其性质,界定其地位和功能,把握其权力的界限[18](66-67)。

   所以,当下中国宪法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党的领导条款作出教义学上的妥当解释,从规范的角度厘清它的含义。宪法是政治的规范,更是规范的政治。本文力求把党的领导条款中的政治意涵纳入规范的分析框架。由于党的领导本身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所以对它的解释必然包括不少政治性内容,但不能因此认为这是一项政治学而非宪法学的研究。同时,这个规范分析必须带着历史的视角。从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到现行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历经多次修改,但制宪权主体并未发生转移。对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正文的规范分析,有必要将目光往返于历史和当下。也即,要通过与前两部宪法相比较而去理解:宪法修正案选择党的领导进入宪法正文的“姿势”特点及其意涵是什么?这有助于我们在理解修宪者希望通过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解决什么问题的同时,也理解修宪者不希望或者说防止出现什么问题。因此,2018年修宪采取的党的领导入宪方式就可以成为建构该条款规范内涵的框架性线索,是我们构建现行宪法党的领导教义学的基点所在。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党的领导:话语选择的视角

   宪法正文该怎样规定党的领导?首先要解决的是条款本身的话语内容问题。在中外社会主义宪法史上,这是有立宪例可参考的,如我国1975年和1978年宪法第二条第一款,或者阿尔巴尼亚1976年宪法第三 条②。但宪法修正案为什么没有采取这些表述?这并不是因为它们在内容上错了,事实上,它们至今仍是正确的政治论断。秦前红等教授曾认为,1975年宪法正文关于党的领导的规定,“从立宪技术上观察,上述条款似乎混淆了党与政的区别。但如果从宪法要反映和确认一个国家政治权力的真实状况的角度,上述规定又有着某种‘实质合理性’”[19](339)。王人博教授曾建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直接写入宪法“国体条款”③。

   笔者认为,修宪要在正文中明示党的领导,但又不采取前两部宪法第二条的表述,首先,应是因为1975年宪法的失败;第二,党是全国人民领导核心这一内涵可以从现行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去把握;第三,如前所述,宪法第一条第一款的国体规定必然内含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政治公式,这属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因而没必要再通过解释国体的方式来明示党的领导。

   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采用的方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笔者体会采取该方案的理由至少有三:其一,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八个明确”之一,是提纲挈领的重大政治论断,既能够达到明示党的领导的效果,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二,这个表述具有修辞性,可以避免以宪法直接固定党的执政资格,不走历史上国民党“训政约法”的老路,而是彰显坚定不移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之正道;其三,这个表述可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进入宪法正文,对此有必要展开讨论如下:

   现行宪法是为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立的宪法。从术语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早于1993年修宪时写入宪法序言。但直到2018年修宪之前,宪法正文中只有“社会主义”,而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内容来看,现行宪法通过不断修正完善,确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发展成果,是规范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大法。如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性元素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与多种分配方式、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依法治国与保障人权等,都已载入宪法。那么,在众多的制度装置中,哪一项是最为核心的要素、最本质的特征呢?对此,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作出了权威回答。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第一条第二款之中,与该款第一句“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形成递进关系,构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明示注解,从而进一步完善宪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范和保障。

   (二) 党长期执政:微观结构的视角

   这里讲的微观结构是指以法条为参照系,而不是以法典的篇章节为参照系(下文会讲到宏观的内容结构)。微观结构视角就是要讨论党的领导条款置于现有条文的位置问题。

   党的领导,从对象来看,包括党对人民(社会)的领导和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就是执政[20]。1982年宪法颁布时,党对人民的领导在序言中得以明确,党对国家的领导则通过国体条款隐含地存在。让党的领导进入正文,是要恰当解决如何明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问题。宪法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国家政权意义上的概念。把党的领导写入“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之后,能够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角度明确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由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这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夺取胜利的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社会主义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离开社会主义,共产党就不称其为共产党;离开共产党,社会主义也不称其为社会主义。”[21](124)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配置,如公有制、人民主权、集体主义等,在1982年宪法制定时已在正文中有相应的明确条文,但党的领导未在正文明示。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使宪法第一条第二款形成了“国家——根本制度——最本质特征——禁止破坏”的规范结构,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宪法内涵更加完整,也使“禁止破坏”的对象要素更加完善。

   中国共产党以“使命型代表”的高度政治自觉,以“密切联系群众”的交往组织方式,以“政治协商”的政党合作制度,获得更强的实质合法性,从而避免国家实行单纯的选举型民主的弊端,采行与西方的轮流执政体制所不同的长期执政体制。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的政治法律意义在于明确:现行宪法是党长期依法执政的总依据,以宪法为统帅的整个法治体系要为规范和保障党的领导特别是执政(对国家政权的领导)活动提供制度化、法治化的系统性安排。当然,这种安排还必须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要求我们在宪法层面思考如何进一步规范和保障党长期执政的制度。

   (三) 一项宪法基本原则:规范类型的视角

   与1975年、1978年宪法相比,现行宪法党的领导条款的规范特点是仅作原则性规定。从消极方面来看,第五次修宪坚持现行宪法是一部好宪法,自然要坚持1982年宪法确立的政治体制,不可能把前两部宪法中的那些以党代政的内容又写入宪法正文。从积极方面来看,宪法修正案第三十六条强化了党的领导作为一项宪法基本原则的规范地位。

   现代宪法规范在内容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规则、原则、政策。宪法政策的基本特征是方针性,标志性修辞有“促进”“提倡”“发展”等。党的领导条款不属于政策规范。规则的特点是具体性,它对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以及法律后果作出清楚的规定。显然,党的领导条款缺乏这样的特征,并且也不是委托性规则或者准用性规则。党的领导条款属于原则性规范,当属最为恰当的定位。

   事实上,1982年宪法的基本原则就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重要内容。2018年修宪只不过是强化了这一点。国内的宪法学教科书在讲述我国宪法基本原则时,往往未明确提及党的领导这一条。但“马工程”教材把坚持党的领导列为我国现行宪法基本原则的第一条,并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说是由宪法确立的我国的国体所决定的④。

   宪法原则从内容上分为公理性原则和国别性原则两大类,前者即为民主、法治、人权原则,后者主要有联邦制/单一制、分权制衡制/民主集中制、自由法治国/社会法治国等原则。党的领导属于国别性的宪法原则。同时,党的领导这一原则与民主、人权、法治等宪法原则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从应然层面讲,它们之间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

   (四) 实施领导的基本原则和方式:宏观结构的视角

张友渔曾说:“把党的领导写进序言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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