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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元:美国当代保守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向

更新时间:2020-04-13 21:55:25
作者: 孔元  

   内容提要:美国当代保守主义既是一场观念运动,又是一场政治运动。它产生于冷战时期,目的是为了应对苏联的挑战。在苏联解体后,它发展成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思想观念。全球化造成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激化了美国的社会矛盾,并最终导致特朗普上台。这一政治动向在思想上表现为保守主义阵营的分裂,民族保守主义成为一股新的思想和政治力量,它为民族主义辩护,试图借助国家力量解决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并因此成为支撑特朗普执政的重要思想来源。理解这一新的动向,对于把握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思想走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孔元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本文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第1期,发表有删节!

  

   导言

  

   2019年3月,美国保守派期刊《首要事务》(First Things)刊发了一封宣言式的联名信——《反对过时的共识》,引发美国保守派阵营内讧。该宣言指出,2016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充分暴露出美国保守主义阵营的内部分裂,保守派在特朗普竞选问题上分化为不同的派系。在特朗普上台之后,经过两年多的分化重组,新的保守主义立场开始明晰化,各方逐渐意识到,随着2016年特朗普的胜选,旧的保守主义共识已经瓦解,任何试图复兴前特朗普时代的保守主义共识的努力不仅有误导性,而且甚至是有害的。宣言呼吁,承认冷战期间旧保守主义共识在对抗共产主义方面的贡献,不意味着要守着僵死的教条,而是应当在政治时变中寻找新的共识。

   无独有偶,2019年7月14—16日,在埃德蒙·伯克基金会的赞助下,一群对现状不满的保守主义政客和评论家聚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一场“民族保守主义会议”。在会议演讲中,以色列哲学家、埃德蒙·伯克基金会主席约拉姆·哈扎尼(Yoram Hazony)宣称:“今天是我们的独立日。我们宣布跟新保守主义决裂,我们宣布跟新自由主义、经济放任主义决裂,跟人们所称的古典自由主义决裂。有一样东西联合了我们所有人,那就是民族保守主义。”[1]

   在这群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的推动下,美国保守主义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出现了强劲的复兴。伴随着这一思想复兴运动,在二战之后勃兴的美国当代保守主义也进入新一轮的思想转换期,并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枷锁中发展为一场具有强烈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新的思想和政治运动。

  

   战后的保守主义共识及其演变

  

   美国当代保守主义是在极端左翼与极端右翼的思想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并在对苏联的全面斗争中获得一种自觉性,它在思想上表现为从“新右翼”向“新保守主义”发展的狂飙运动[2]。美国新右翼产生于对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反动,表现为商业精英和社会保守人士的观念运动,融合了经济和文化保守主义两股思潮。1960年代之后,美国左翼运动在苏联的影响下趋于极端,而新右翼思想在强调放任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无法在观念上形成一股连贯的保守主义思想,包括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等在内的公共知识分子发展出一个“新保守主义”阵营,它在经济上主张资本主义与国家控制相结合,在文化上主张尊重传统与接受社会进步相结合,在政治认同上倡导自由公民权。经过这种改造,新保守主义在内部问题上形成一种节制的道德观,通过一种“中道政治”凝聚了国内社会各阶层的诉求,然后将这种共识外化为一种普世主义,形成对抗各种革命和激进观念的强大思想力量。

  

   苏联解体后,新保守主义者沉浸在全面胜利的乐观主义信念中,在失去一个可以对峙的敌人之后变得更加激进,开始试图按照美国模式塑造全球秩序,并进而发动一场全面而系统的经济、政治和思想运动,这就是全球化运动的肇因。后冷战时代唯我独尊的优越意识让美国人相信,自己是负有天命的世界民族,承担着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和平的历史使命。要兑现这种承诺,就必须将美国的经济增长潜力与世界的经济繁荣同步起来,在全球配置经济生产的要素和资源,从而得以让其他国家和地区分享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受此驱动,自由放任主义成为美国经济决策的底色,它试图在劳动分工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构造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通过经济全球化,推动货物、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本、货物等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自己的一系列著作中对该理念做了系统阐释,他指出:

   分工早已超越了政治联盟体的界限。今天,没有一个文明国家直接通过本国的生产自给自足地满足了自己的需求。所有的国家都指望从国外进口商品,并用出口本国商品来支付进口。禁止国际商品交流会对人类文明造成严重损害,将葬送成千成百万人的福利,甚至其赖以生存的基础。[3]

   依照这一理念,只要保证完全的贸易自由,资本和劳动会被投放到能提供最佳生产条件的地方,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这在实践中要求美国在全球配置产业链,通过将美国本土打造为金融和科技中心,保留其在产业价值链的顶端优势,并将制造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较为活跃的亚洲。通过消除国家边界,建立全球物流和供应链,建立世界范围的自由市场,美国资本家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熟练工人,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源源不断地为美国和全球供应廉价商品,而亚洲等地区的国家也可以通过利用美国的资本和技术,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如此一来,既打造了一个美国及其贸易伙伴互利双赢的贸易体系,也摆脱了民族国家鼓动下的战争阴影,实现了一个经由贸易打造的自由、繁荣与和平的世界秩序。

   这种经济逻辑的实现要求对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进行改造。政治结构的改造表现为全球治理对于民族国家主权原则的约束。为了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形势,就需要建立全球治理的制度机制,从而一方面确定全球自由市场的法律规则,另一方面监管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避免它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这一原则的逻辑后果意味着社会的政治组织向外延伸,直到形成将所有民族平等地统合在一起的世界国家。[4]由于主权边界的顽固性,这种逻辑在实践中发生蜕变,世界体系成为一个霸权国家、国际组织、民族国家和各种非政府权力共同开展行动的大舞台,在这方面,世界政府和民族国家都成为理想型的单一政权形式,而现实政治则表现为融合了君主、贵族和人民因素的“混合政体”,从而形成了充斥着多元混合层级的新帝国体系。[5]

   处于这一治理体系顶端的美国政府不得不根据全球化的逻辑发生转变,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政府扩展为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政府,以便更好地管理世界经济、保证政治稳定和和平。为了适应这一新角色,美国的政治结构发生转变,代议制政府转变为宣告制政府[6],政治正当性原则转变为政治治理的绩效原则,政治立法权从国会转移给由官僚和司法机构控制的专家政府,国会成为权力的橡皮图章,用漫长的政治争吵来掩盖其失去决策权力的尴尬现实,并在这种程序性伪装中掩盖民主赤字的政治真相。

   尽管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仍然将人民视为全球混合政体的一个环节,但他们也意识到,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发展为渗透到毛细血管的控制机制,从而使得任何组织化的人民反抗变得不可能,政治意义上的人民蜕变为一盘散沙的大众,他们作为无组织的群体游离于全球政治空间中,腐蚀着本已朽化的民族国家边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形成了两个超越于民族国家之上的新社会阶层,一个是巨富阶层以及作为其财富管理者的政府和社会精英,一个是社会底层的移民阶层。巨富阶层通过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俱乐部,操控着全球经济的走势,而那些驻扎在大学、政府、媒体、银行和智库的知识精英则不断为这些巨富阶层提供资本增殖、法律赋权和话语生产方面的专业服务,并凭借精干的职业素养跻身于“达沃斯阶层”的精英俱乐部中。由于民族国家边界控制的失效和全球化的利益驱动,大量移民和政治难民告别家园,成为追随经济机遇和寻求政治庇护的流浪者。这些人进入发达国家内部,寻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发达国家中的一些人看来,他们形成了抢夺就业机会、侵蚀社会凝聚力的外来部落,但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驱逐所带来的受害者身份又为他们在资本体系的核心地带生存赋予了正当性。为了为移民群体提供必要的生存救济,民族国家政府不得不承担起更多的社会福利职能,从而同时承担起巨富阶层的财富管理者和移民阶层的福利保障者的双重角色。

   对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全面摧残促使新保守主义逐渐放弃在经济与社会之间妥协的中道政治,而不断普世化为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的意识形态。为了迎合巨富阶层的经济诉求和道德趣味,新保守主义开始放逐阵营内部的文化保守主义,为了安抚移民阶层的道德焦虑,它开始吸纳左翼的文化多元主义,从而形成一个超越左右的新同盟。它在经济上追求超级全球化,鼓吹基于竞争的市场逻辑和效益原则——“能者多劳,适者生存”;它在政治上通过行政吸纳政治,进而发展出专家治国的贤能政治,以满足市场体系对于理性和效率的追求;它在文化上发展出一种复合的普世主义文化,一方面鼓吹肤浅空洞的自由民主观念以及由它引导和塑造的世界公民生活,另一方面鼓励在自由民主体制内部寻求差异的多元文化主义,通过承认和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来洗涤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原罪。新保守主义相信秩序,认为只有依靠美国的绝对军事力量,才能保证世界的安全,为此,他们促使美国政府担当起“自由国际秩序”守卫者的角色,并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来阻止核扩散和恐怖主义威胁等,从而实现普遍的自由、和平与繁荣。

  

   民族保守主义理念及政策

   后冷战时代的进步愿景让人们沉浸在全球大同的美梦之中,并促成了新保守主义的全面胜利。但随着事态的进展,人们很快发现,新保守主义的承诺都没有兑现,全球化不仅没有带来普遍的繁荣,反而加剧了美国国内的经济不平等;不仅没有带来普遍的自由民主,反而加速了美国国内政权的集权,并形成新的压迫;不仅没有实现普遍的和平,反而让美国陷入到无休止的军事冲突中。超级全球化缔造了全球市场和世界经济,却又无法完全摧毁民族国家,建立真正的世界政府。这使得它无法在全球层面解决经济失衡带来的社会问题,为民族国家的社会保护埋下了伏笔,从而彰显出全球化进程的悖论。[7]

   后冷战时代美国新、旧保守主义的争论充分暴露了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张力[8],但由于彼时全球化尚处于盛期,美国的社会矛盾尚不足以全面激发旧保守主义的战斗力。2008年之后,随着美式全球化弊病的全面凸显,美国的阶级斗争和种族冲突逐渐白热化,最终促成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带动了另类右翼运动在美国的兴起。作为一场杂乱运动的集合,它融合了欧美多个保守主义传统,并具有更多的自发性和草根色彩。[9]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这三年之中,这场来自草根的群众和思想运动渐渐成为保守派精英的政治自觉。为了为特朗普的政治战略和政策提供观念支撑,也为了发展更为系统连贯的保守主义原则,这些人开始承认战后保守主义的脆弱联盟已经瓦解,保守主义需要新的旗帜、理念和政策,它的核心就是为民族主义辩护,这在理念上表现为对世界主义共识的批判,在政策上表现为动用国家力量,全面介入经济社会生活,重塑公民政治。

   (一)民族保守主义的理念

   1. 批判世界主义共识

民族保守主义指出,新保守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结盟后,形成推动全球化的普世主义力量。相应地,被新保守主义放逐的文化保守主义势力被迫通过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战争表达自己的不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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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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