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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

更新时间:2020-04-13 20:58:10
作者: 王立新  

   引子

   在冷战结束前后,一些知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国际局势的错误预测反映出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历史学(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学有很大差异,而且也不以预测见长,但仍可以在多个方面弥补国际关系学之不足,促进国际关系理论家提升预测的质量,包括:运用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国际关系,重视领导者个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意识到历史偶然性的作用和时间流动带来的变化,更好地甄别和选择史学论著中的证据,以及在观察、推理、演绎和计算之外采取叙事、类比和想象等方式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鉴于国际事务的复杂性,国际关系理论家应该在进行预测时保持谦逊和审慎,并时刻准备应对不可预知的事件。

   试图预知和管理未来是人类的天性,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也都经常有意或无意地做预测,很多人甚至为此着迷。如罗素所言:“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类的自然习惯……如果你计划在未来的某一天带你的小孩去野餐,他们就会想确切地知道那天是晴天还是下雨,如果你不能肯定的话,他们就会对你失望。”在近代科学产生以前,对未来的预测依赖于巫师和僧侣。自然科学的兴起使人类对自然现象的预测能力大大增强,社会科学兴起后,很多社会科学家也把预测社会现象作为自己的职责,甚至试图获得类似自然科学家的那种预测能力。用彼得·埃文斯的话说,想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是“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更原始和更普遍的动力”,“预测未来的渴望是社会科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政治学家预测大选的结果,社会学家预测人口的变迁,有“社会科学之王”之称的经济学更是执着于预测,人们希望从经济学家那里知道未来经济的前景、商品价格的走势和股票的涨落,以便确定自己的投资方向。

   很多国际关系学家也热衷于对国际形势进行预测。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抛弃传统的历史方法,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如果说爱德华·卡尔和汉斯·摩根索等人开创的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预测未来还相当谨慎的话,由肯尼斯·华尔兹提出的新(结构)现实主义则把预测未来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华尔兹自己曾多次对国际关系的演变做出预测。我国秉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著名国际关系学家阎学通教授曾言,“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将不可避免”,而“是否有预测力是检验一门学问是否有科学性的重要标准”,“研究国际关系就是要预测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以预测结果的对错论英雄”。阎学通还在清华大学建立小组,专门进行预测。

   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学成为社会科学的显学,但国际关系学家的预测记录却不能令人满意。80年代末的冷战终结和苏联解体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态,但没有任何国际关系学家提前预测到这一变化,这不能不让人质疑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和价值。正如杰出外交史家约翰·加迪斯所指出的,关于冷战的终结,人们并不要求国际关系学家像物理学家那样做出必然性或决定论式的预测(deterministic prediction),而只是概率性预测(probabilisticforecast);也不会要求国际关系学家能够预测到与苏联解体和冷战终结相关的所有或大部分趋势,而仅仅是下列诸多事态中的一个:(1)冷战中的某一超级大国而不是两个大国同时丧失自己的地位;(2)苏联在国内及其势力范围内(特别是东欧)的力量和权威突然和平地解体;(3)导致苏联权威丧失的趋势,包括计划经济的无效和使用威权手段拯救苏联经济的无用;(4)这些事态发生的大致时间,至少是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期;(5)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大致轮廓,包括德国统一、北约在华约解散后继续存在、原苏联势力范围内或毗邻苏联势力范围的地区族群和宗教矛盾激化,等等。但遗憾的是,以上列举的任何一种事态或趋势,国际关系学家都没有预见到。

   国际关系学家预测的失败不仅表现在未能预见到这些趋势,还表现在对未来事态做出了错误的,甚至截然相反的预测。在这方面,冷战时期最为风光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表现最糟。

   有新现实主义大师之称的肯尼斯·华尔兹做出两大错误预测:一是两极格局最为稳定,这一格局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冷战将会长期持续下去。他在1979年提出:“通向超级大国俱乐部的阻碍从未像现在这样高,这样多。这一俱乐部仍将长期作为世界上最具排斥性的俱乐部而存在。”到1989年,华尔兹仍然认为,“尽管随着单元层次力量的变化和互动,冷战的内容及其危险性会发生变化,但冷战会持续下去。它深深地根植于二战后国际政治的(两极)结构,只要这一结构存在,冷战就会持久进行下去”。二是预言北约会解体。华尔兹在苏联解体后宣称:“从历史和均势理论我们得知, 赢得胜利的同盟在战争结束的翌日便会解体, 如果是决定性的胜利就更会如此。……北约(的解体)还没有到按日计算的时候,但是已经可以按年计算了。”后来的事实是:冷战很快结束,苏联突然解体,北约一直存在,而且在可见的将来会继续存在下去。

   另一位著名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中预测,如果冷战结束,超级大国的力量将撤出欧洲,多极体系下的欧洲各国将重新陷入安全竞争,德国将寻求核武器,“欧洲出现重大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将显著提高”,“没有了超级大国的欧洲未来几十年或许不像20世纪前45年那样充满暴力,但极有可能比过去45年更加混乱”。冷战后欧洲形势的演进表明米尔斯海默的预测是错误的: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仍然留在欧洲,欧洲没有出现多极体系,欧洲大国之间并没有陷入安全竞争,相反却实现了一体化,德国也没有谋求核武器。也就是说,冷战后的欧洲远比冷战时期的欧洲更稳定。

   关于冷战后欧洲的局势,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更准确一些。自由主义者反对米尔斯海默的看法,认为决定国际体系是否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不是体系的结构,而是组成体系的国家国内政权的性质、国家间相互依存的程度以及国际制度的发展。自由主义者据此预测欧洲国家的民主化和相互依赖将使欧洲出现较高水平的一体化,领导人和公众会认识到发动战争的代价将远远超出从战争中得到的收益,因此长期困扰欧洲的战争问题将消失,欧洲既不会回到1914年,也不会回到1939年,各国将铸剑为犁,和平相处,冷战后的欧洲乃至所有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和平。这一预测与后冷战时代欧洲形势大体是吻合的。

   但是自由主义者对中国发展方向的预测是错误的。自由主义者支持克林顿政府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问题脱钩,主张继续推行对中国的接触(engagement)政策,相信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接纳中国进入战后国际体系将使中国朝着美国所希望的(西式)民主化和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并接受和认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用克林顿的话说,成为一个“接受自由市场、政治多元化和法治,并与我们(美国)一起建立安全的国际秩序”的国家。这些自由主义者和中国通特别强调相互依存和国际制度对中国内外政策的制约作用,相信中国会成为西式民主国家以及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和维护者。但实际上,自由主义者的目标落空了,中国并没有走美国期望的道路,而是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2017年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公开承认了这一点:“数十年来,美国的政策都基于这一信念,即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二战后国际制度将会让中国自由化”,但“事与愿违”,中国“试图塑造一个与我们(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对立的世界,替代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位,推广其国家驱动的经济模式,并按照对其有利的方式重塑地区秩序”。

  

   华尔兹、米尔斯海默等被公认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杰出学者,他们的预测落空表明人类的智力和理性是有限度的,人类应该承认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测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除了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之外,国际关系学家预测失败的另一重要根源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性遮蔽了这些学者的视野。按照伊曼纽尔·华勒斯坦的说法,现有的社会科学学科划分是在19世纪后期到1945年间逐渐形成的,这种“对社会科学知识所做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其结果就是损害了知识的完整性,导致每个学科,包括以追求普遍性为目标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有其内在的局限性。

   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国际关系学(这里主要指国际关系理论)也不例外,其局限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国际关系理论试图对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重视理论的简约性,而忽视了国际关系现实的复杂性。构建和提出理论几乎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追求,理论的根本特性是简约原则(principle of parsimony),社会科学界广泛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简单是理论的美德” (simplicity is a theoreticalvirtue) ,或者说,简单的理论更可取。而简单的理论通常是指自变量较少、抽象程度较高、逻辑关系较单纯的理论,其中包含一个自变量的理论是最简单的理论。理论越简单,其能解释的事件就越多,其解释力也就越强,用最少内容解释最多现象的理论才是好的理论。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杰维斯提出,社会科学家追求简约的动力之一是便利原则:“理论越简单越好,因为简单的理论可以使解释工作更容易,事物不应该被不必要地复杂化。”二战后国际关系研究越来越强调理论的简约,认为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可以区分出自变量和因变量,然后建立单一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国际关系进行预测。在华尔兹看来,“理论只能通过简化来建立,无论是牛顿力学还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概莫能外。……简化使发挥作用的基本要素得到彰显,并揭示出必然的因果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华尔兹还谈及,简化主要通过四种途径进行:(1)分离(isolation),即考虑少量要素或力量的运动和互动,而将其他事物视为处于稳定状态;(2)提取(abstraction),即对某些事物置之不理,从而全神贯注于其他事物;(3)归并(aggregation),即根据理论目的,依照某种标准将某些互不关联的要素归并在一起;(4)理想化(idealization),即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简化的目的都是为了在混乱的趋势中找到一个中心趋势,即便其他原则也起作用,但要从中找出驱动原则,从大量的因素中找出基本要素。

  

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体系是由结构和单元组成的,单元是主权国家,结构是国家间权力分布的状况。主权国家无论是什么性质,国内实行何种制度,在功能上都是一致的:理性、自私、自助和追求自身安全的最大化。国家只有能力的差别而无功能上的不同,因此研究单元,即从国内因素和国家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国际政治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国际政治是由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的,具有恒久不变的本质,国家的动机和目的并不重要。国际关系应该专注国际结构的研究,把国际结构作为自主性的存在,也就是自变量,把单元行为也就是主权国家的行为作为因变量,强调结构对单元行为的约束力和塑造力。而结构则是指国家间物质力量分配的状况,其中军事力量最为重要。新现实主义据此认为,均势会自动生成,因为一个国家在看到其他国家实力壮大的时候会自动采取制衡措施,而不管该国的动机如何。该理论对国际关系结构即体系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解释最为深入和透彻,并因此奠定了其较高的学术地位。

但是人类社会是复杂的,国际关系因为其无政府状态比国内社会更加复杂,国家行为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绝不仅仅受结构的约束。不仅如此,影响国际关系的各种要素还相互纠缠在一起,难以区分自变量和因变量,用加迪斯的话说,除了上帝之外(如果上帝存在的话),没有自变量这种事物,所有变量都依赖其他变量而存在,变量之间是相互依赖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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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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