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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双林:流动的思想: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方法刍议

更新时间:2020-04-13 17:55:29
作者: 郭双林  
虽然萨义德在上述文章中也曾提到观念和理论在时间维度中的变异,但总体上说,他主要是从空间位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

   因萨义德忽视翻译这个重要媒体,致使其“理论旅行”变成了一个抽象概念。有鉴于此,旅美学者刘禾提出“跨语际实践”这一重要概念。1995年,其力作《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一书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中文版2002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同年,书中关于个人主义一章以《跨语际的实践:往来中西之间的个人主义话语》为名,在《学人》第七辑公开发表。1999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其撰写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在该书中,作者明确指出:“我所要考察的是新词语、新意思和新话语兴起、代谢,并在本国语言中获得合法性的过程,不论这过程是否与本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接触与撞击有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意义与其说是发生了‘转型’,不如说在后者的地域性环境中得到了(再)创造。”她希望“跨语际实践”的概念“可以最终引生一套语汇,协助我们思考词语、范畴和话语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适应、翻译、介绍,以及本土化过程(当然这里的本土化指的不是传统化,而是现代活生生的本土化),并协助我们解释包含在译体语言的权利结构之内的传导,控制,操纵,及统驭模式”。在这里,“当概念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的“再创造”过程实际上涵盖了姚斯所说的“接受”过程。

  

   “意图”“动力”“谱系”

  

   现在的问题是:能否将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萨义德的“理论旅行”和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姚斯的“接受理论”一气打通?这里所说的“一气打通”,是指在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时,不仅要追问其每一种思想发生的“意图”和“语境”,还要考察该思想在时空间流转过程中内涵的变异,更要考察其在被接受过程中所遭到的排斥、接受和改造等情况。我认为是可以的。至于说如何打通?肯定不能机械地“接受”,而必须在“接受”或“借鉴”过程中予以“再创造”。

   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何谓思想,或者说思想有几种存在形态。对此,可以说言人人殊。相对而言,我比较认同彭明和程歗等人的表述,即“社会的变动,首先总是在覆盖面极广的社会心理的层次上得到最直接和最迅速的表达,形成人们关怀或参与社会活动的某种动机、需要、情感、态度、理想及其对社会变动过程和结局的感受……当某种普遍的、流行的社会心理趋向被认识主体加以综合和归纳时,往往就产生了特定的人文观点或倾向……而理论意识形态,包括哲学的、政治学的、史学的或美学的等等,则是思想家们依托于一定的社会存在、文化资源并凭借当时的社会心理和人文观点所构筑成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思想一般包括社会心理、人文观点、理论体系三种形态,而且彼此间呈递进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在考察思想的发生时,就不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我们对一种思想发生“意图”和“语境”的追问,就变成了对一种社会心理、人文观点或理论体系发生“意图”和“语境”的追问。

   当然,这还远远不够。卢卡奇在讨论阶级意识的发生时指出:“恩格斯在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论述中,是从下面这一点出发的:尽管历史的本质就在于‘凡是发生的东西总是有一个意识目的和一个预期的目标’,但是要理解历史这还是不够的。这是因为:

   一方面,‘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他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

   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的背后隐藏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在考察一种思想的发生时,除了要考察其“意图”和“语境”外,还要考察其背后隐藏的动力。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特别小心,以免落入福柯所说的“起源”陷阱,即认为“事物在其诞生之际最为珍贵,最为本质”,并把起源“当作是真理所在的地方”,而应“紧盯着伴随着开端的细枝末节和偶发事件”,“一丝不苟地注意它们的小奸小恶”,“等待着它们……以它者的面目出现”,以便“说明开端、返祖和遗传”。

  

   在流动中把握思想的内涵,揭示其意义

  

   雷蒙·威廉斯说:“语言的活力包含了引申、变异及转移等变化层面。”思想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变的思想是僵化的,不动的思想是死的。思想的活力就体现在其流动性上。既然思想主要表现为社会心理、人文观点、理论体系三种形态,那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在空间维度中的传播,它们的内涵均或多或少都在发生着变化。对社会心理、人文观点、理论体系特别是观念或理论在时空维度中的变异和传播,我们除了要借鉴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萨义德的“理论旅行”和刘禾的“跨语际实践”等研究方法外,还应关注观念或理论在同一语言文化圈内的传播及变化。这种传播至少包括两种模式:一种是同层内传播,另一种是异层间传播。所谓同层内传播,是指观念或理论在同一语言文化圈内不同地区的同一阶层(如精英阶层)内的传播。由于中国土地辽阔,即使在汉语言文化圈内,就存在诸多次级文化圈,处在同一时代不同文化圈内的士大夫,对同一种观念或理论的认知和接受在程度上存在相当的差异。所谓异层间传播,是指一种观念或理论在同一语言文化圈内不同阶层间的传播。中国传统社会呈金字塔形,究竟包括五个阶层、六个阶层甚至更多,各人看法不同,但大致可将其分为上层统治阶级、中间社会精英和下层民众三层,想来不会有太大分歧。同一时期不同阶层间对同一种观念或理论的认识存在相当差异,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对某种观念或理论的内涵,只有在流动中才能把握。

   对一种观念或理论的“接受”或“再创造”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实践问题。一种观念或理论的价值固然要受其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深度的影响,但其意义的大小,却要在实践中去检验。当然,这里所说的实践,并非仅指过去和当下的实践,同时也应该包括未来的实践。科林伍德说过:“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过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固然有其道理。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一切思想史都是历史。因为每一种观念或理论虽然都具有构成“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的可能性,但也仅仅是可能而已。一种思想是否真正构成“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要受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些观念或理论构成了“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另一些观念或理论则止步于可能,而且永远无法变为现实。即使是构成“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的各种观念或理论,有些最终止步于孔飞力所说的“‘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constitutional agenda)”,有些则直接参与了制度的建构,成为某种现实制度的思想渊源甚至存在的理论依据。

   哪种观念或理论止步于可能性,为什么未能构成“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哪种观念或理论构成了“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但最终止步于“根本性议程”或“建制议程”?哪种观念或理论参与了现实制度的建构?构成“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的观念或理论是最合理的吗?合理的观念或理论都构成了“历史的过程”或“行动的过程”吗?这里都有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所有这些,均为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此,对一种观念或理论,只有在流动中,或者说将其置于不断的实践中,才易于揭示其意义。

  

   本文原载于《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注释从略。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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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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