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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才友: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更新时间:2020-04-13 17:11:13
作者: 王才友  

   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

   摘    要:

   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国民党地方基层党部,可以在呈现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同时,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从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中可见,即使如浙江这样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域,其党务发展在城乡分布上亦极不均衡;但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杭州、嘉兴、湖州等发达地区和金华、衢州等相对落后地区又表现各异。“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现象不能一概而论。各地党部往往借助旧议会的权力转移、宗族和地方派系深入地方,这也成为国民党党部尤其是落后地区党部嵌入地方的重要基础。通过考察发现,国民党在浙江发达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反而远不如落后地区;受“强人政治”的影响,浙江落后地区的地方党部往往在党政冲突中处于强势。浙江国民党的“嵌入史”,可为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国民党; 地方党部; 基层党务; 强人政治;

  

   一、 前言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南方各省先后建立省党部。国民革命兴起后,各省开始筹建县党部,两广和两湖地区成为发展的重点,浙江各县的国民党组织则发轫于北伐军入浙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浙江与江苏、安徽等省成为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成为国民党推行“党治”的重要区域。那么,浙江国民党的基层组织是如何“嵌入”地方的呢?其党务发展情形究竟如何呢?

   一直以来,国民党的组织效力问题成为各界争论的焦点。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而言,“党治”失败直接导致其政权溃败,故蒋败退台湾后将主导国民党的CC系首脑陈立夫放逐美国1,而学界关于组织效力争论的意识形态化特征明显。1980年代以来,随着各方交流互动的逐渐增强,研究趋向学术化。刘曼容和吕芳上认为,1924年孙中山借鉴苏俄经验,已将组织松散乃至濒临瓦解的国民党改组成了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政党。2这种观点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反对。如王奇生通过对国民党内部制度结构与运作机制的考察认为,国民党从建立起就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政党。3

   同时,许多学者试图通过分析党政关系来理解国民党的失败。4盖斯白(Bradley Kent Geisert)考察1930年代江苏党政绅关系后发现,国民党无力改变地方权力结构,反而使地方社会陷入派系纷争,致使国民革命成为“流产的革命”。5王奇生则认为国民党“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农村无党”的痼疾在战前即已显露,且党权在党政冲突中日趋弱化,组织在地方层级几乎处于虚化状态。6二位作者为我们从宏观视野考察国民党的党务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如果将研究视线聚焦于县及县以下的地方基层党部7,或许更能在印证国民党组织发展普遍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其在基层社会发展的地区差异性。

   近年来沙青青对江浙地区党部的研究就发现,基层党部的政治行为往往依据自身政治需要来决定,而非完全来自上级指示。8冯筱才对民国温州地方政治的研究则进一步揭示,1927年党国政治兴起后,地方党部深入地介入地方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地方权力结构。9这些研究为考察国民党基层党务提供了新视角,然因其更多着力于地方党政与“抗争政治”变迁的关系,未对党部“嵌入”地方作深入发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察1927—1931年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的基本情形。为行文方便,本文拟先从浙江国民党基层党组织发展的区域特征入手,继而分析党部如何“嵌入”地方及由此引起的党政绅关系变化。

  

   二、 “清党”前后浙江国民党发展的区域特征

  

   1912年8月,同盟会浙江支部与光复会等会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浙江支部,此为浙江有国民党组织之始。自此,各县亦建分部,如浙北湖州崇德、桐乡等县在1912年建有“国民党桐乡分部”10,浙南各县亦建立了组织,如平阳建立国民党平阳县分部,全县共有记名党员790人。111913至1924年,国民党经历了从解散、重组(中华革命党)到改组的过程。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浙江设立临时省党部,各县或成立区党部,或成立区分部。但江浙战争后孙传芳占据浙江,临时省党部遭查封,国民党组织转入秘密状态。1926年9月北伐军入浙后,临时省党部重新恢复,并在宁波、桐庐设立临时办公处,负责筹建各县组织。至1927年3月,浙江各县在国共合作之下相继成立临时县党部,党员人数达万人以上。124月,国民党右派在浙江发动“清党”,各县以左派为核心的党部组织,经历了改组和洗牌,从而也开始了国民党在基层的重新发展。

   1928年初,在短暂地经历与元老派党权争夺后,CC系控制了“清党”后的浙江党务。早在北伐过程中,国民党中央就派陈果夫的亲信、组织部干事萧铮回浙,“监督浙江党务”。“清党”后国民党中央又委派萧铮和郑异等人组建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整理浙江党务。不过,萧、郑二人围绕“二五减租”和农会问题与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发生冲突,张以共产党嫌疑为由欲逮捕处决萧铮等人,萧在陈果夫的庇护下离浙。张静江等元老派短暂控制浙江党务后,又因蒋介石下野而由西山会议派主持。在这一时期,浙江省级层面的党务并无大的建树。蒋介石重新上台后,特委会结束,陈果夫便安插叶溯中、许绍棣、周炳琳和张强等亲信入浙,长期控制浙江党务。13

   为加强对浙江各县党务的指导和控制,CC系开始向各县选派党务指导员。1928年4月,省党部以考试形式选拔出党务指导员190余人,分别派赴各县指导党员的甄别和重新登记。其中,杭县和宁波市各选派7人,富阳、嘉兴和平湖等16县各派5人,桐乡、孝丰和慈溪等18县各派3人,海宁、崇德和於潜等39县则各派1人。14

   我们可以根据选派党务指导员的数量分析CC系发展党务的重心何在。浙江作为行省建制始于元,省界定型则始于明洪武年间。15杭州、宁波因是CC系党务经营的重中之重而被派出7人,而派出5人的杭属富阳,嘉属嘉兴、嘉善、平湖,湖属吴兴,绍属绍兴、诸暨、余姚,台属黄岩,金属金华、东阳,衢属衢县,严属桐庐,温属永嘉、乐清和平阳属于重点发展区域,这些县份亦在传统旧府属中居重要地位。派出3人的县份为相对重要发展区域,分别为嘉属桐乡,湖属孝丰,宁属慈溪,绍属萧山、嵊县、新昌,台属临海、温岭、天台、仙居、宁海,金属兰溪、义乌、浦江,衢属常山,严属寿昌,温属瑞安和处属松阳。其余39县皆为次要发展区域。

   浙江从地理单元上大体可分为浙东北平原水乡区和浙中南丘陵盆地区,前者大体覆盖杭嘉湖宁绍五府,后者则包括金衢严台温处六府,前者无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皆较后者先进与开放,互相之间的内部交流较为频繁,自古以来也相对受到政府的重视;而后者受制于地形地势相对落后与封闭,自古以来的政略地位相比于前者要边缘得多。16从1928年浙江国民党发展的政略来看,杭州与宁波备受重视,嘉兴和绍兴地区也被赋予了重要地位。相比之下,相对落后的金衢严处台温地区只有温州和金华受到重视。当然这些地区受到重视可能与浙江CC系内部派系有关,据时人回忆,国民党省党部早期以绍兴、金华(如方青儒、吴望伋等)和温州(萧铮、郑异、叶溯中和张强等)人居多,而许绍棣(台州人)、胡健中(杭州人)等人毕业于复旦大学,久而久之形成了所谓“浙东系”“温州系”和“复旦系”。17

   在CC系对基层党部不断整理下,浙江各县国民党的区党部和区分部体系也逐渐建立。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区分部划分办法》和《区党部划分办法》,规定一区分部内党员逾35人时,得以原有区分部区域分为两个分部,党员人数逾65人时,得将原有区域分为3个区分部;为避免形成特殊阶级性,规定凡有职别之党员,如机关之职员,学校之学生或教员,工厂之职员或工友,须依各该党员所寓住址,划归各该所属区分部。《区党部划分办法》则规定,县辖区党部,应参照地理交通及地方行政区域划分,特别市和市辖之区党部以地段及区分部数目为划分标准,凡在某一地段内区分部达3个以上时,得成立区党部,如同一地段内区分部超过15个以上,得划分两个区党部。18

   到1928年底,已有52个县市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区党部和区分部,共计区党部166个,独立区党部8个,区分部343个,直属区分部62个,独立区分部1个。1929年2月,浙江省召开第二次全省党员代表大会,浙江国民党发展相对稳定,据1929年9月统计,有50个县已建立较完备的国民党组织,其中37个县党部,独立区党部13县,其余25县尚在筹备。到1930年6月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前,浙江75县全部建立了县党部或直属区党部,共计区党部232个,区分部880个,直属区分部115个,党员总计11513人。19同年10月,经整理,浙江完善县党部达57县,省直属县区党部18个,区党部226个,区分部852个,直属区分部124个,党员总计11387人。20到1931年,完善县党部则增加到59县,直属县区党部16个,区党部为222个,区分部为957个。21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统治区域,浙江党务发展可以说是走在全国前列,是“模范省”。22

   从1928年起,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饬令各县市党部绘制党务地图,以掌握组织发展动态。231930年三全大会之后,浙江省党部根据各地党务地图绘制了全省党区图,这为我们进行数据统计,进而分析浙江国民党的地域和城乡差异等要素特征提供了珍贵资料。仔细考察党区图不难看出,到1930年10月,与省党部最早更为重视杭嘉湖宁绍等发达地区不同的是,相对落后边缘的金衢严处台温等地的党务已得到快速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地区党务发展态势与省党部的重视程度已不成正比。

   具体而言,杭嘉湖宁绍和金衢严处台温党部总数各占43.5%和56.5%,后者党部数量大大超过前者(见表1)。发达地区杭州作为省治中心,其党务自然优先发展,故依然一枝独秀,但嘉兴、宁波和湖州党务发展下滑较快,尤其宁波、湖州国民党组织发展迟滞,甚至落后于边缘之衢州,这与传统民国浙江历史人物多产自两地的印象截然不同。相对落后边缘的台州、处州和严州三地党务发展异军突起,尤其处州和台州后来居上,超越绍兴和嘉兴。若考虑到杭州在党务发展中的政略中心地位,则金衢严处台温地区的比例还会更高。

   表1 1930年10月浙江各地国民党组织发展一览

  

   资料来源:国民党浙江省执委秘书处编:《浙江省各县党区图》(1930年10月),浙江省平阳县档案馆藏,8/3/82。

   关于上述特征,从1930年9月全省各府属党员人数的统计表上也能体现出来(表2),杭州、处州、温州、金华和嘉兴的党员人数位居前列。如果再加入各府属之人口总数进行考察,严州、杭州和处州的党员比例相对其他各府要高,其中严州高居榜首,而宁波和绍兴的党员占人口数量的比例则位列榜尾。

   表2 1930年9月浙江各旧府属国民党党员与人口统计表 

  

资料来源:《本省人口及党员数量分县比较表》(1930年9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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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 2020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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