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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进:中美战略竞争与未来国际秩序的转换

更新时间:2020-04-13 01:14:34
作者: 徐进  

   内容摘要:崛起国能否在不改变现行国际秩序的情况下实现对守成国的实力赶超和国际秩序领导权的转换是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在现行秩序下,崛起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与守成国的实力差距,但“崛起困境”理论告诉我们,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实力差距越小,守成国对崛起国施加的压力越大。守成国将利用现行秩序赋予其的一切制度优势和领导权威压制崛起国物质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的增长,崛起国追平守成国变得极为困难,而大幅度地超越守成国将更加困难。现行国际秩序对崛起国的效用将逐步下降使崛起国不得不考虑国际秩序的改革问题。崛起国对于权力占优型和权力独占型国际制度有较高的或强烈的改革要求,改革方式包括“改制”和“建制”,以不同程度地增强自己的领导权。因此,崛起国不是在崛起完成后才考虑现实国际秩序的改革,而是在崛起过程中就已经逐渐地改革现行国际秩序。崛起国与守成国实力差距越小,两者对秩序领导权的争夺就越激烈,现行国际秩序被改变的力度就越大。

   关键词:崛起国;守成国;国际秩序;领导权;制度间竞争;

   作者简介:徐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当前,中美战略竞争趋向全面展开。作为守成国,美国十分担心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不断挑战现行国际秩序。作为崛起国,中国在各种场合声称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秩序,要做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无意将现行国际秩序推倒重来;同时批驳称,国际秩序绝非由美国一方来定义。美方的担心和中方的辩驳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国际关系理论问题,即崛起国能否在现有国际秩序内实现新旧国际秩序的转换。所谓国际秩序的转换在时间上存在两层递进关系:一是崛起国实现对守成国在实力上的赶超,二是崛起国与守成国完成国际秩序领导权的转换。本文认为,崛起国与守成国进行战略竞争的终极目标是国际秩序的领导权。崛起国要想成功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新的国际秩序,首先要在实力上完成对守成国的赶超,然后从其手中获得秩序的领导权,从而完成国际秩序的转变。

   一 历史经验与理论反思

   1945年以前,崛起国和守成国通常是通过霸权战争的方式来完成新旧国际秩序的转换。因此,崛起国能否在现行国际秩序内夺取守成国的国际秩序领导权就不是一个问题,一切待战争尘埃落定即可知晓。1945年之后,世界进入核武器时代。核武器恐怖的毁伤效应使一切军事战略的目的从此前的打赢战争转为防止战争,世界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大国无战争”时代。由于大国之间无法通过霸权战争来决定实力赶超和秩序领导权的转换,因此崛起国能否在现行国际秩序内实现国际秩序的转换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945年之后,美苏冷战实际上是两个超级大国首次试图以非战争方式决定国际秩序的转换。从实力对比来看,苏联的军事实力基本上与美国持平,经济和科技实力则始终未能赶上美国。从秩序角度来看,美苏在冷战伊始就各自建立了一套基本上相互脱钩的平行秩序,即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美苏领衔两大阵营互相竞争,都宣称自己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在两大阵营对抗的前沿地带,美苏展开激烈对抗。比如在联合国,美苏一度在安理会中轮番使用否决权,致使其处于瘫痪状态。

   美苏冷战的过程和结果对于本文的研究问题只具有非常有限的借鉴意义。美苏在冷战伊始就分别建立了两个平行的阵营,形成了两个互不通约的国际秩序。只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才把自己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推行到全世界。这种情况对本文的研究问题缺乏借鉴意义。首先,本文研究问题的前提是崛起国与守成国同在一个国际秩序内,而美苏并不共享同一秩序。其次,美苏冷战的特殊性在于苏联最后以解体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失败。问题在于,苏联解体这个现象实在太特殊了,我们不能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建立在某一方会突然解体或崩溃的前提之下。

   在现有的国际关系文献中也找不到对该问题的直接相关成果。均势理论和权力转移理论都认为,崛起国在迅速提升实力和权势的过程中会不同程度地遭到来自守成国的遏制和制衡压力,崛起国也可能成功地规避、延迟制衡或遏制。但是,这些理论通常并不具体研究崛起国如何能在守成国的压力下成功崛起。更多的美国学者通常只关心守成国如何有力地维护本国的国际地位和现行秩序以及防范别国的崛起。近年来,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也有外国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如何适应、挑战以及塑造全球治理的规则,但他们仍然是站在守成国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崛起,对中国创立新制度和新规则持复杂心态。

   自20世纪末开始,陆续有中国学者关注中国崛起问题。早在1998年,阎学通即研究了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问题。2013年,他在另一部相关专著中断言,中国的综合国力将在2023年处于和美国同一级别水平,并在此后有望继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作为一个谨慎的现实主义者,阎学通在理论上并不否认中国的综合国力有望赶上美国,但他没有研究现行秩序在未来是否会有利于中国崛起,也没有研究国际秩序领导权的和平转换问题。现实主义者通常认定国际秩序在本质上是权力分配问题,因此,从现实主义的逻辑出发,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秩序领导权的转换将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孙学峰则试图通过“崛起困境”这一理论概念研究中国崛起问题。他在2011年就预见到中国的实力越强大,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安全压力就越大,中国的崛起越艰难。他主张以渐进战略来缓解中国的崛起困境。但是,孙学峰并未用渐进战略具体研究国际秩序的转型问题,比如用什么样的渐进战略能实现东亚地区秩序领导权或者国际经济秩序领导权的转换。

   杨原提出今后是一个“大国无战争”的时代。当大国之间不能进行霸权战争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大国靠什么来进行战略竞争和权力转移?杨原提出今后大国权力竞争的核心路径是利益交换,即大国为小国提供某种利益或好处,以此换取小国在政治上对大国的支持和追随。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利益交换的确是历史上大国之间进行战略竞争的方式之一,杨原认为利益交换将成为“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权力竞争的核心方式。这个判断在逻辑上有合理性,但它离本文需要的答案还有一定的逻辑距离。比如,利益交换能否帮助崛起国在实力上完成赶超?当崛起国和守成国都向他国提供利益或好处时,可能导致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到底是维护还是破坏了现行国际秩序?如果具体到国际制度领域,崛起国提供什么样的利益才能使自己的投票权或话语权大于等于守成国?

   贺凯与冯惠云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为例研究了全球治理中的领导权转移问题,并证明了两个假设,即领导国将采取排他性制度制衡或制度间制衡战略来削弱挑战国创建的新制度的影响力和价值,而挑战国将采取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来争取别国支持,以确保自己创建的制度取得成功。他们预言中美可以通过制度竞争,以和平方式实现全球治理的领导权转移。但我们不清楚的是,这种和平方式是指美国和平地“退位”、中国和平地“上位”,还是指中美和平分手、各建一套体系,并在和平竞争中实现领导权转移。

   其他一些学者从不同侧面研究了大国崛起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冯维江、张斌、沈仲凯分析了德、日等国崛起失败的原因,指出国内的体制性条件会诱发战略误判,进而导致资源严重错判,这是这些国家崛起失败的原因。姜鹏指出,海陆复合型大国崛起时会遭遇“腓力陷阱”,即积极制衡崛起国的不是海上霸权国,而是感受到崛起国威胁的邻国。叶海林通过分析洞朗事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指出,崛起国在应对次要战略方向挑战时既要避免陷入两线作战,也不能过度担忧次要战略方向风险,这就需要崛起国正确判断次要方向对主要方向的牵制力度以及次要方向上挑战者的相对实力与意图。这些研究都表明,大国崛起的过程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挑战的过程,自身内部因素、守成国因素和第三方因素都有可能中断崛起国的崛起之路。

   二 理论建构与逻辑分析

   本文采取的国际秩序定义为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在这三个要素中,国际规范以集合的方式体现在国际制度安排当中,国际主流价值观则固化在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当中,因此,国际制度安排是国际秩序最核心的外在表现。冷战结束后,国际秩序的基本特征是西方价值观、西方制定的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均居于主导地位。西方人通常称这一秩序为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简而言之,自由国际主义的政治支柱是西方政治制度和外交网络,经济支柱是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美元主导地位,军事支柱是美国的军事霸权、盟国网络及其用武力维护这一秩序的决心,思想支柱是威尔逊主义及其哲学基础自由主义。本文不否认既定国际秩序处于动态发展当中,而且不同国际规范之间以及不同国际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矛盾,但也认为一种国际秩序的核心特征在该秩序存续期间是大致稳定的。

   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战略竞争的最终目标是国际秩序的领导权。实力竞争与制度竞争相互关联。实力是制度竞争的基础,制度为实力竞争提供平台和帮助,因此实力竞争是领导权竞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国对于秩序领导权的争夺属于零和博弈。零和博弈意味着崛起国要尽可能地崛起,而守成国要尽可能地阻止对手崛起。

   在现行国际秩序下,崛起国可以实质性地缩小与守成国的实力差距,但两国实力越接近,崛起国受到的来自守成国的压力越大,追平守成国变得极为困难,而大幅度地超越守成国将更加困难,因为守成国将利用现行秩序所赋予的各种优势来全力封堵崛起国的崛起之路。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当日本经济的崛起威胁到美国的经济霸权时,美国综合运用了包括贸易和金融政策在内的多种方法打压日本,这是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泡沫化并长期低迷的重要外部因素。这一时期的美日经济竞争表明,美国不允许任何国家哪怕是盟国威胁到自己的实力优势地位。

   崛起国一方面要利用现行秩序越来越小的空间来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比如,利用守成国对部分国际制度控制力的下降来继续获得较好的收益;另一方面要对现行秩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以拓展实力提升的空间。因此,完全不触及现行国际秩序而成功崛起是不可能的。崛起国必须对国际秩序进行改革,问题只在于随着时间的流逝,改革的程度有多大,是全方位改革,还是对秩序的核心原则予以保留,只对其外围部分进行适当改革。

   由于国际秩序是由一系列国际制度安排构成的,因此以领导权转移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转型就表现为国际制度的变化。根据国际制度内权力分配结构的不同,本文把国际制度分为权力分享型制度、权力占优型制度和权力独占型制度。权力分享型制度是指在该制度内大国之间的权力基本上平均分配,没有一个国家的权力(投票权或话语权)占据明显优势。联合国是比较典型的权力分享型制度。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平等分配,每个国家都拥有一票否决权。权力占优型制度是指在该制度内,有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的权力占据明显优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是典型的权力占优型制度。在这两个组织内,美国对重大事项实际上拥有否决权,而且世界银行的行长必须由美国人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必须来自欧盟国家,由此欧盟对该组织的影响力仅次于美国。权力独占型制度是指守成国排斥崛起国加入该制度。美国建立的双多边军事同盟以及美国一度倡导后又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属于这类制度。

   崛起国对于权力分享型制度的改革动力较低。虽然崛起国现在没有、未来也不能在该制度内获得更大的领导权,但守成国同样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通常来说,崛起国对这类制度内的权力分配格局是满意的。我们预期崛起国将是权力分享型制度的维护者。

崛起国对于权力占优型制度的改革动力较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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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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