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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典范移:历史学家的观点

更新时间:2020-04-12 22:14:07
作者: 王国斌  

   摘    要:

   近20年来, 不管是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 都没有创造一套知识选择的自觉, 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面临十字路口。事实上,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大多数的分歧, 可以在历史这门学科中找到表述。追求并利用历史研究的方式, 将有助于一系列的理论程序从多元架构中, 将证据整理得更有条理, 那么我们就能更有效地创造理解的新典范, 并结合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力量, 提供更佳的诠释和分析选择。

   关键词:人文学科; 社会科学; 典范转移; 历史学科;

  

   令人困惑的十字路口:处处皆困境

   近20年来, 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面临十字路口, 大多数学者认为, 19世纪欧洲知识分子构筑的历史, 已经走到终点;但我们对历史的终结点意见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学者认为19、20世纪之交的社会理论家错了, 历史不会渐次、线性地前进;其他学者认为, 不论历史以往是线性或单一, 都毫无相关, 因为我们交会于历史的末端, 于是“现在”和“未来”才在历史终结后存在。

   某些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对历史的终结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社会科学家对历史的终结深具信心, 认为彼此交会于共同而连贯的现在。社会科学家用单一面向观看世界, 将重心放在细微的一套特征, 并且以简单的术语点出各地特色, 比如经济发展较高/较低、较为民主/较不民主。更多的传统人文学者致力于古今经典著作的传递, 就本质来说, 这是历史事业, 因为人文学者藉由特定文本——一直以来受限于新颖并相异的诠释——指涉价值的重现与确认来定义传统特定文本和个人想法的价值, 并藉以定义传统, 但特定文本和个人想法的价值再现/肯定, 往往受日新月异的诠释操控。但是, 今日人文学界对这项任务的接受度不但被削弱, 还逐渐受到挑战。拒绝传统角色的人文学者, 通常对简化的社会科学抱着批判态度, 而这些社会科学通常对历史终结抱持肯定态度。然而, 对许多人文学者来说, 后现代转折也包括轻忽历史。大致上, 我们也用后现代的角度看待历史的终结, 虽然我们这种终结和许多社会科学家的终结不同。

   看见丰富多样性以及转变中目的论方法的消失的学者, 他们眼中的世界多采多姿, 绝不是社会科学对主体非黑即白的描述。对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而言, 关键特色的选择让归纳变得可能。因此, 社会科学家辨认复杂现象的重要关联时, 通常会将复杂现象简化, 并运用理论原则来加以解释。然而, 有些社会科学家加入人文学者的阵营, 透过不同理论以达到历史的终结, 这些理论引用一般观念, 举个案研究来说明, 形成文化研究的范畴。文化研究理论试着清楚表达社会生活的复杂和变化不定, 而不是简化或解释社会生活的基本特色。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采用不同的理论概念, 反映出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之间的思考差距。不论是社会科学或文化研究, 这些新兴学术典范的目的各不相同, 也缺乏对彼此的了解。社会学科和文化研究都在历史终结的十字路口出发, 但从此踏上各自不同的路。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利用了解人类潜力的方法, 来取代19世纪伟大的社会理论, 却可能走进死胡同;当然, 也悖离了常用的分析和诠释。我的建议是:重新恢复历史, 这个方法可缩小社会科学和文化研究的差距, 对这两者都有裨益;但并非恢复已经确定终结的历史, 我建议恢复的历史将有助于一系列的理论程序, 从多元架构中, 将证据整理得更有条理, 提供学者比现在所提供的更佳的诠释和分析选择。

   历史这门学科面临着自我挑战:在已被宣称的历史终结前, 世界上许多历史学术与专业机构的修改版本, 令人怀疑 (对有些人来说, 这些版本根本靠不住) ;历史这门学科四分五裂, 许多不同次领域的历史学家忙着用不同理论和方法论, 做出诠释和分析的陈述, 但理论和陈述之间缺乏可信的关联, 更别说是明确的关联了。事实上,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大多数的分歧, 可以在历史这门学科中找到表述。线性史观是历史目的论动向的基本属性, 而历史学家不再相信线性史观;线性单一史观逐渐没落, 让历史学家能够思考“记忆”这件事, 也能把研究对象从“时间”抽离出来;西方历史学家也已不用早期循环史观来整理事件的时间顺序和过程。历史学家扬弃线性史观和循环史观, 怪不得时间的节奏变得多元, 而且不论它是否休止, 都有着不同的韵律。

   假使历史学家认真看待时间的线性进行, 却无法假定历史必然的走向, 又会如何呢?事实上, 大多数的历史研究从结果倒推回来, 重建特定事件顺序的因素;历史学家投注大部分的心力在假设历史的因果关系, 有时候, 这些叙事能符合规模较大的故事, 却无法符合任何的巨型叙事(master narrative) 。我们能够把小型叙事群组放到哪种巨观模块里?有种策略是刻意汰换早期编年史家对古代文化传统的努力, 让叙事符合重复的形式, 而非跨空间比较叙事的顺序。既然历史学家能够理解自身专业领域以外的学问, 就可以比较不同背景的时刻, 观察有无相似之处。历史学家可以观察多元脉络里小型叙事顺序发生的方式, 然后建立更多的普遍观察。相似之处有限, 这代表结果的普遍性也有限, 因此, 多元端点却有相似的改变。我将在本文下个部分举例说明这种方法, 但在这里, 我想建议另一种方式, 来削弱历史的巨型叙事。

   近代史有两个主导叙事, 即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学者了解并且以不同方式利用这些叙事:有些学者把这些叙事看作历史变动顺序的根源, 是全面现代化社会的必经之路;其他学者持相反意见, 认为欧洲民族国家利用不同形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将现代政治和经济的秩序强加于其他国家。因此, 世界强权都会中心的权力运作, 以欧洲或美国的方式, 来定义并限制现代化的发展潜力。这两种巨型叙事的运用, 都可以找到诠释架构来容纳客观证据的时间和空间。事实上, 这两种巨型叙事始终相互抗衡, 因为他们各自解释现代世界的不同结果:一方解释西方政治和经济标准所定义的成功, 另一方则解释西方政治和经济标准所定义的失败。

   抗拒将巨型叙事当成目的论解释的对象, 使得系统地取代巨型叙事时, 不用耗费太多心力。事实上, 历史学家、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避免取代马克思、韦伯以及社会理论的伟大传统, 这些学者重新提出意见, 将丰富多元的资料, 整理得更井然有序, 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有更好的描述, 而不是只抓着马克思或韦伯。接受历史走到终点的社会科学家, 不太需要担心历史的差异。因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根据欧洲经验的准则来解释当代实践的变异。许多文化研究学者从马克思观点来接受历史的终结。苏联垮台, 加上中国开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 资本主义的马克思法则逐渐为世界应用, 为全球资本主义提供了物质世界的背景, 让学者可以研究他们所偏好的问题架构。但这同时限制了对另类可能的想象力。跳脱目的论叙事对现代世界的描述, 我们可以利用对历史可能性的深入了解, 试着想象更美好的未来。假若现代世界的形成比巨型叙事更多变、更易懂, 那么许多学者假设, 我们拥有知识空间可替过去和未来作出更好的描绘。我们不需要对早期的学术错误做出后设批评, 而亟需努力建立可用且有用的另类选择。

   今后的路

   文章一开始, 我建议的策略是, 要越过历史的终结和诠释架构, 以面对当代世界, 必须发展新想法:追求并利用历史研究的方式。历史学科的定位横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让历史具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洞察力, 而让彼此之间能相互协调, 响应新典范建立带来的挑战, 并容纳未来的学术成就。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根据个人喜好, 做的事大部分都不同:社会科学就像其他科学一样, 渴望简约的解释, 刻意自现实抽离, 分辨社会科学理论主题所假设的关键关系为何。人文科学表现细节, 也把人文科学当成证实普遍性的场域。当前的文化研究提出复杂的叙述, 但文化研究本身却更难组合, 这是因为文化研究仰赖不同理论要素的结合。文化研究无法统一透过复杂的过程, 带领我们了解文化研究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因此,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对数据的选择、分析或诠释大不相同。当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相互比较, 当两者走向极端:社会科学可能会忽略后续的现象, 导致无法了解现代世界的多元, 而人文科学给我们大量的细节, 有时徒具形式, 毫无实质内容, 让我们无法做出归纳。同时, 人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处理共同的主体, 似乎都是讨论时代, 但没有明确学科可以与分析扣合, 如果是跨专业, 而不是跨学科, 会忽略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用来分析或诠释的基本策略。

   历史如何协助我们, 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两难中找出方向?同时, 跨越学科界线时, 我们如何避开学术的浑水和死水, 又顾及学者专家规划主题的基本方式?在本文的开始, 我已经提出建议: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时间的节奏。现在, 我想提的是, 我们应多思考“空间”。

   世界上许多历史学家, 尤其是美国的历史学家, 在世界历史带来的挑战里挣扎。15或20年以前, 中学教师开始要求在大学任教和研究的历史学者提供更完善的历史研究资料, 特别是欧洲以外的历史;欧美经验通常是历史的中心, 若要取代欧美经验, 其中一项重要策略是观察世界其他国家的关联, 透过贸易、移民、疾病传染等, 找出一些重要关联;另一项策略是强调不同文化的相似之处, 历史学者提出所有人类价值平等的陈述, 这种策略尤其适合中学教师。无论是知识或教学的做法, 都无法直接去除民族国家的形成或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叙述, 事实上, 如何将这些叙述形成脉络?如何越过单一国家的限制, 找出历史和空间的面向?这些都是挑战, 但目前还无法用最具说服力和平等的方式, 来处理这些问题。

   空间响应的一种形式是, 越过已经形成的民族国家。若以地区来说, 历史学家可以将欧洲与世界其他区域做比较, 举我的著作来说, 我把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 和中国大陆君权的变化做比较, 若我们不依照传统, 不把中国大陆看成世界的区域, 无论是空间和人口, 中国都比欧洲大;因此, 比较欧洲与中国的政治过程, 可以发现相似处与相异处, 协助我们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叙事纳入脉络, 这也提供时间基准线, 让我们思考:20世纪, 中国如何从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中国结束帝制后, 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日益频繁, 我们要观察中国法则规章的新与旧;本研究发现, 比起欧洲, 中国国家活动的一些特征, 包括社会福利和一般文化习俗的推广, 空间的规模较大, 也开始得较早。这项证据所得的合理结论, 并不是指18世纪的中国比欧洲“现代”, 而是19世纪后期, 欧洲社会福利和教育的特征, 是特定区域的综合体, 符合欧洲活动的脉络, 而学者根据欧洲经验, 做出选择, 贴上“现代”的标签。民族国家的主导叙事, 是直接建立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上, 中国表示, 社会福利的惯例不需要跟随政治发展的脚步, 不需仿效欧洲, 这是中国所描述的主导叙事;这并不表示, 社会福利对20世纪的民族国家无关紧要, 而是若想达到普遍的理解, 不是只能取材欧美国家活动的观念。

中国和欧洲的社会支出形成对比, 西方各有不同的解释, 若真要解释, 让人大伤脑筋, 尤其19世纪后, 若要说欧美国家民主的程度和社会支出的多寡有关, 那么中国的社会支出较高, 却看不见民主的理念或机构, 这又如何解释?我认为, 不论是理念或机构, 可在共同的情况、普遍或类似的结果下, 用不同要素组成社会支出的政治脉络;如果我们只看欧美经验, 那么这个结果十分重要, 因为这个结果让民主政治惯例和其他活动变得不稳定;用来解释社会支出的脉络, 会随着社会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西方, 民主意见影响社会支出, 而中国早就有较高的社会支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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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 200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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