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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少来 张君: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40年

更新时间:2020-04-09 14:57:27
作者: 周少来   张君  

   作者简介:周少来,张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 100028

   内容提要:现代化与民主发展,是近代以来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两大主题。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民主发展从属于现代化的总基调由此确定。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大致可划分为起步期、发展期、拓展期和逐步成熟期四个阶段。综观这一进程可以发现,中国的民主发展有其运作逻辑。具体来说,民主发展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展开,并且从属于、服务于现代化建设。同时,民主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扩展和深化,表现为有序扩大、渐进发展的路径方式。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证明,现代化与民主发展存在耦合关系,二者都不可能单兵突进。民主发展具有突出的问题导向,是由现代化遇到的问题倒逼而来的。民主的整个发展历程是上下互动、相融共生的互动共进过程,每一次的增量发展基本上都经历了试点、扩大、总结、推广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民主发展必须从现代化实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道路。

   关 键 词:改革开放/现代化/民主发展/政治参与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直处于快速推进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随之稳步成长,这充分印证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历史性论断——“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①。因此,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顾分析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揭示其理论与实践意义,尤为重要。

  

   一、改革开放40年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历程

  

   改革开放40年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同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整体发展历程可划分为起步期、发展期、拓展期和逐步成熟期四个阶段。

   (一)起步期:从1978年底到20世纪80年代末,确立了民主发展为现代化服务的总基调,重在恢复和巩固原有民主制度活力,调动人民群众和基层的积极性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②现代化建设由此成为当务之急、最大的政治,这里的现代化指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明显侧重于物质层面。要推进这样的现代化,就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结合中国自身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需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驾护航,根据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情况来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③。为此,在反思“文革”时期权力过分集中、法制遭受严重破坏的基础上,邓小平高度重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强调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明确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④,主张采取各种措施继续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恢复原有民主制度活力提上议事日程。在党内民主方面,邓小平强调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恢复党内民主作风,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1980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了党内政治生活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归纳出党内政治生活十二条基本原则,推动党内政治生活逐步走上正轨。与此同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先是党和国家在1982年初出台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等重要文件,推动建立起干部离退休制度;之后,党的十二大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新标准,决定在中央和省一级设立党的顾问委员会,发挥老干部的参谋作用;1982年宪法对国家领导人和地方各级领导机构的任期作出了明确规定。⑤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邓小平强调不搞多党竞选、三权分立和两院制,迅速恢复和巩固了原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1982年宪法从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设置、委员会会议制度、地方人大立法权限等多个方面,健全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且第一次以宪法形式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作用,恢复了1954年宪法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规定。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的合作。1984年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则以基本法的形式把党和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固定下来。

   面对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我国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解决好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内在动力问题。邓小平曾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要调动人民群众和基层的积极性,明确提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⑥,指明了向基层下放权力、给各行各业更多自主权的改革方向。就扩大基层民主来说,这一阶段的最主要成就是建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当时,在恢复和健全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同时,广西一些地区的农民开始自发组织起来,以建立自治组织的形式进行自我管理。在总结城乡基层组织建设经验基础上,1982年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1987年和1989年又先后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保障了基层群众的自治和各项民主权利。

   (二)发展期: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形成中国独特的政治发展道路

   20世纪90年代初是我国改革和社会转型的重要节点,当时随着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不断深入,社会各领域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私营经济的日益成长等,亟待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江泽民指出,“民主总是同法制结合在一起的,什么样的民主就由什么样的法制来体现和保障”⑦。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必然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对于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权益,确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是“实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民主,是与社会主义法制必然结合在一起、保障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⑧,“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结合起来,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⑨。

   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亟需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作保障,这使得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治特征愈加突出。江泽民强调,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要求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社会主义民主逐步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基本方针之一,写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正式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强调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99年,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奋斗目标被写入宪法,完成了从党的主张向国家意志的转变。⑩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各项职能,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正是经过这一阶段的持续立法工作,到2002年,我国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政治发展道路”这一概念,是江泽民在2002年5月31日的讲话中提出的。他强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这里所说的政治发展道路,始于改革开放,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并以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为形成标志。实际上,在正式形成前,党的十五大报告曾提出“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初步理清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最终表述的萌芽。(11)1998年,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处理好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办事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党的领导是关键,发扬民主是基础,依法办事是保证。(12)党的十六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3),三者必须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所在。

   (三)拓展期:从本世纪初到第二个十年的开端,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理念,确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基础框架,重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我国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现代化建设在面临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遭遇了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易发多发期。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触动原有利益格局,利益多元化局面逐步形成,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大量出现;另一方面,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诉求必然带来比以往更为强烈的权利意识,这种权利意识又催生出更为明确的政治诉求。这一阶段的民主发展必须回应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这些难题,通过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进一步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此,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提出了“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将其正式列为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2005年,胡锦涛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深刻阐述,民主法治位列六大基本特征之首,其内涵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

   胡锦涛指出,人民民主是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必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14)继党的十五大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后,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范围。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基础框架确定下来,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外,还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胡锦涛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5)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来说,该阶段最主要的一项成就是取消城乡差别,实现“同票同权”。《选举法》历经2004、2010年两次修改,城乡每一个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比例由8∶1到4∶1再到1∶1,实现了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的目标。就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来说,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着重强调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民主形式。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程中,除了加强人民民主制度建设外,还要坚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在这一阶段,扩大党内民主的制度举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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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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