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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隆国:外圣内王与中古早期编年史的叙述复兴

更新时间:2020-04-07 20:53:41
作者: 李隆国  

   摘 要:与基督教早期编年史相比较,中古早期编年史有继承也有创新。在前者以计时为主的文体特性之外,拉丁语西部和东部希腊语地区的中古早期历史学家们都逐渐利用基督教编年史来记载帝王的功业。以《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为例。这部编年史通过采纳严格的基督纪年年代,并以复活节和圣诞节两大宗教节日作为每年叙事的起始文句,从而创造了一种神圣的文体形式。在此框架之内,作者通过记载加洛林君王所做的符合基督教政治道德理想的事件,刻画了理想化的加洛林基督教君王形象。因此,一种外圣内王式的基督教编年史于是形成。

   关键词:编年史 《法兰克王国编年史》 《弗里德伽编年史及其续编》

   作者简介:李隆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编年史被学者们戏称为中古欧洲史家的“面包和黄油”,留存下来的各种中古编年史多达3000部左右。经典的中古拉丁语历史体裁区分理论主要是依据叙述的多寡来划分的——年代记(annales)、编年史(chronica)、史志(historia);而中古史学的发展也就是沿着从年代记到编年史再到史志这样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叙述日益繁复的发展过程。1980年,海登·怀特更从叙述学的角度,以真实观念为抓手,将史书体裁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贯通起来,将这条历史叙述的三种类型对应于相应的社会生存状态,从而提供了叙述与权威之间的双线性中古史学演化理论。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学术界开始从文本的角度研究中古编年史,跨学科的“编年史研究”随之兴起。1999年中古编年史研究会成立,并发行了会刊《中古编年史》(The Medieval Chronicle)。与传统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研究中古编年史不同,新的编年史研究打破了古代与中古史学之间的藩篱,试图将古代与中古编年史统一起来加以研究。一些研究古代晚期的学者因为主张编年史体裁的延续性,强烈质疑中古拉丁语编年史的中古起源说。另一方面,三种体裁之间的线性演化观也备受挑战,主张这些体裁多元共存的立场颇占上风,史学的多元化模式更受史学史家们的青睐。

   毫无疑问,古代与中古史学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历史延续性,但同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几年前在《伊西多礼〈辞源·论史〉与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一文中,我曾经讨论了基督教编年史的兴起所带来的功能性变迁。在古代晚期,随着基督教史学的兴起,基督教编年史的计时功能得到鲜明的发扬,甚至有点压倒该体裁的记事功能。一方面,通过对古代地中海——阿拉伯海地区主要古王国的历史进行年代计算和换算,建立起基督教世界历史纪年体系;另一方面,编年逐渐成长为历史撰述的基本元素,也是史志和编年史的共同来源。

   基督教编年史偏重于计时功能的特色,是在古代晚期建立基督教世界纪年体系的特定需求之下产生的,也与罗马帝国各地推算复活节年表的活动相表里。但是,在8世纪初,这些宗教纪年、立法推算活动结出硕果,并获得了较为一致性的认可。如比德所言:“甚至在不列颠的各教会也有许多人能够运用他们所记忆的埃及人的旧定律轻而易举地推算出复活节的周期,要算多远就算多远。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甚至可以推算532年之久。”这种成熟的纪年推算活动为新的编年史纪年方式或者叙述形式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知识准备和人员基础。

   此后加洛林王朝走向鼎盛并复兴西罗马帝国,查理曼提倡文教,史称加洛林文艺复兴。正是出于歌颂加洛林王朝的文治武功的需要,历史叙述空前发展起来。诚如查理曼所宠信的廷臣艾因哈德所言:“有许多有学问、有闲暇的人,他们觉得一定不能完全忽视今天的生活,不应该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活动当作完全不值得记述的事情,使之泯没无闻,被人遗忘。”而他本人,不仅要跟大家一样,“把故事记录下来,垂诸后世”,而且还动情地申明:“实际上他的生平不仅值得以我那拙劣贫乏而又渺乎其微的才能来记载,而且值得用西塞罗的全部雄辩才华来记载。”在这种时代文化潮流中,基督教编年史的叙述功能逐渐复兴,并借鉴复活节推算表带来的以基督为核心的纪年法,获得了其经典的纪年形式,发展出中古欧洲编年史的正统体例,与圣徒传二体较力,成为中古历史记载的主流体裁之一。在西部欧洲地区史家主要采取了基督纪年法,在东部地区则为世界纪年法。中古早期史家利用以神圣纪年法为框架的编年史形式,叙述帝王将相的历史功业,强化圣史的形式并复兴俗史的内容,形成了“外圣内王”式中古编年史的经典体裁。

   本文拟对这一经典编年史体裁的创建进行具体的探讨。文章首先说明加洛林王朝时期基督纪年法的确立过程;然后以《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为个案,分析叙述功能在基督教编年史中的复兴;这一变化并不仅仅在欧洲西部拉丁语史学中发生,地中海东部希腊语地区的历史书写中也存在类似的变化;在结尾部分,文章将略作引申,说明外圣内王式编年体史书为历史叙述所带来的新加洛林帝王形象。

  

   一、神圣的形式:基督纪年法的兴起

  

   751年,丕平三世(Pippin III, 751-768年在位,又称矮子丕平)发动政变,依靠教俗贵族的支持登上王位,将末代墨洛温法兰克王希尔德里克三世送进修道院,从而取代墨洛温王朝,建立起加洛林法兰克王朝。为获得合法性,丕平三世不得不依赖于罗马教宗的权威性和广大主教们的支持,由他们为自己敷油膏立,建立起神圣王权。正是在教会势力大规模参与政治,主教院长纷纷备王顾问的背景下,当时的编年史写作开始采取基督纪年法。790年左右,在丕平之子查理曼的宫廷中,开始了重修加洛林王朝历史的修史活动。这部作品就是后来被称为加洛林官方史书的《法兰克王国编年史》(Annales regni Francorum)。这部编年史的叙述起自741年,即丕平之父查理·马特去世之年,后来又在宫廷中不断续编。现存的完整版本叙述止于829年。此后有两种主要的续编,即《圣伯丁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Bertiniani)和《富尔达修道院编年史》(Annales Fuldenses)。

   这部加洛林时期最为著名的编年史系统地使用了公元纪年法的前身基督纪年法(Anno Domini,Ab incarnatione Domini,基督道成肉身以来多少年)。在此之前,比德曾在《英吉利教会史》结尾处摘录整部作品所记大事时,系统地使用过基督纪年法。也就是说,在属于圣史的经典历史体裁——教会史中,比德率先使用了这一新的纪年法。但是,比德并不认为基督纪年法是编年史所应该采取的纪年法。他自己曾写作大小两部《论计时》(De ratio temporum),里面各收录有一部编年史。这繁简两部编年史所使用的纪年法都是世界纪年法(Anno Mundi,即上帝创世以来多少年)。比德的写作经验表明,当时的史学家们对基督纪年法业已相当的熟悉,但是还没有在写作编年史时广泛地加以运用。而《法兰克王国编年史》则是现存最早系统地使用这一纪年法的编年史。

   从现存抄本来看,《法兰克王国编年史》一般或续接《法兰克人史纪一卷》(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如A2本(Codex Florentinus)、或续接《弗里德伽编年史续编》(Fredegarii Continuationes),如B3本(Codex Vaticanus reg. Christ. 213,以下称《续编》),C2b本(Ademari Historiae);或者是同时续接二者,如C1本(Codex Parisinus 10911),C2本(Codex Petropolitanus L.F.Otd.IV.n. 4)。

   《法兰克人史纪一卷》是8世纪初完成的一部编年史,从法兰克人的起源叙述到8世纪初查理·马特与国王希尔佩里克二世(715-721年在位)的征战。这部编年史的纪年体系沿袭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用皇帝和国王的统治纪年。例如第35节:“这一年,昏乱的皇帝查士丁被立为帝之后在位18年,这时在君士坦丁堡城去世。提比略接过帝位。此后,希尔佩里克之子提乌德里克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夭折了。这个时候,弗雷德贡德的另一个儿子洛塔尔出生了。”在每个国王统治期间,作者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但是并没有提供系统的年代顺序。而是多用“这个时候”、“此后”或者具体事件,如“国王希尔佩里克(一世)来到巴黎的时候”,等等来表达时间。

   《弗里德伽编年史》成书于660年左右,叙述至642年。也是大体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叙述,由大约6个编年史和表谱拼合而成。其《续编》则叙述至768年。在纪年方面,《弗里德伽编年史》与《法兰克人史纪一卷》基本相似,也是用国王统治来纪年,但其编年次序更为精确且严整。例如,“洛塔尔统治第43年(约相当于公元626年——引者注),宫相瓦尔纳卡尔(Warnacharius)去世。其子戈丁(Godinus)思想轻浮,在那年迎娶了自己的继母贝尔塔娜(Bertana)为妻……洛塔尔统治第44年,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王国的全体贵族与主教们为了王国的利益和国土安全来见洛塔尔……洛塔尔统治第46年,洛塔尔去世,葬于巴黎郊区的圣文森特教堂。”

   在《续编》中,以国王统治来纪年的方式却由于微妙的政治局势而面临着挑战。《续编》的叙述从克洛维二世(Clovis II, 639-657年在位)的统治开始,以《法兰克人史纪一卷》为蓝本加以编写,在721年之后,则多为续编者自己的见闻,至751年前后,告一段落。此后续编至768年。如前所述,在751年的时候,法兰克王国的宫相矮子丕平篡位,自立为王。而且自从737年国王提乌德里克三世(721-737年)去世之后,矮子丕平的爸爸、宫相查理·马特就没有再立新的国王。741年查理·马特去世,矮子丕平和哥哥卡洛曼等人接替宫相职位,也没有拥立新王。但是在743年之时,迫于政治形势的需要,卡洛曼兄弟将某位丹尼尔从修道院里接引出来,立为国王,是为墨洛温王朝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

   法兰克王国的文书也主要使用统治纪年法,因此,在737年至751年之间,如何纪年,就成为非常敏感的政治问题。一方面流行国王纪年法,例如被德意志文献集成本标注为第22号的赠地文书最后所署年份为:“赠与于希尔德里克王第8年6月20日。”在737年至743年之间,因为事实上不存在国王,文书的纪年方式则更为复杂。或用“XX王去世之后多少年”。如标注为第14号的赠地文书,末尾所署年份为:赠与于卡拉拉(Careciaco)王庄,时为提乌德里克王去世之后第5年的9月17日(即741年)。或者用基督纪年,以耶稣基督的诞辰日为纪年始点。例如在被德意志文献集成本标注为第1号的加洛林宗教会议决议,其标注时间的方式就是基督纪年:“我、卡洛曼,法兰克公爵和侯爷,于基督道成肉身以来第742年2月18日……”

   在历史写作中,如何处理这段政治转折时期的历史纪年问题,颇为棘手。《续编》大部分时间里仍然用国王统治纪年法,但从加洛林家族的祖先丕平二世(687-714年在位)、即赫斯塔尔的丕平开始,兼用国王和宫相纪年。续编者多用“转过年来”,“那年”等字眼来表明时序,但并没有具体地标注年代。自卡洛曼兄弟继任宫相开始(相当于公元741年),可以说比较系统地用其统治时期纪年。如“他们统治的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次年”,“下一年”等,但还是没有系统地给出宫相统治年数的顺序,从而明确地逐年给出纪年。与此同时,墨洛温国王从纪年中彻底消失了,直到751年丕平称王之后才再次使用国王纪年法。

《续编》在第(16)节,约相当于公元735年处,按照中古早期编年史的惯例,给出了世界历史年代的统计:“自亚当或者世界肇始直至大洪水时代凡2242年;自大洪水到亚伯拉罕降生为942年;从亚伯拉罕直到摩西凡505年;自摩西至所罗门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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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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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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