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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平克:自由与保守:西方左右派之争的信仰根源

更新时间:2020-04-07 19:03:37
作者: 史蒂芬·平克  
贸易保护主义还是自由贸易主义,施行以减少我们不想要的结果(贫穷、不公、种族失衡)为目标的政策还是仅仅施行让各方在同一层面竞争并强化游戏规则的政策。左派和右派的其他一些斗争,背后暗含着关于人类潜能的对立观点。悲剧观点强调受信责任,即便遵守受信责任的人们看不到它的直接价值也应如此,因为受信责任使得人类这种无法让人相信他的美德或远见的不完美生物能够经受得起测试系统的检验。乌托邦观点强调的是社会责任,这种责任让人们把自己的行为保持在一个较高的道德水准上。在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著名的道德发展理论中,个体为了抽象的原则而忽视规则的意愿被认为是道德发展的“更高阶段”。很明显,也许对大部分人来说都很难达到这一层面。

   最明显的例子是以从严解释论和司法克制主义为代表的一方与追求社会正义的司法能动主义为代表的一方之间的争论。厄尔·沃伦,1954—1969年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他是典型的司法能动主义者,在他的领导下,最高法院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扩大了被告的权利。他还在辩论中间打断律师问道,“这对不对,好不好”,在这一点上他相当有名。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表达了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前者的工作是“看游戏是否在按照我喜欢的方式进行。”霍姆斯承认:“改善生活条件和种族状况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过他强调:“但是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正在做的没有在某些方面使得这个事情变得更糟呢?”赞同悲剧观点的人认为,司法能动主义会带来唯我主义和反复无常,对那些按照公开宣传的规则行事的人来说不公平。而赞同乌托邦观点的人们认为,司法克制主义只会因袭没有任何道理的不公,正如狄更斯笔下的邦布尔先生说的那样:“法律就是扯淡。”一个臭名昭著的判例是1856年的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美国最高法院依据狭义的法律原则认为,一个自由的奴隶不能就他的自由提起官方诉讼,美国国会也不能在国内各州禁止奴隶制。

   激进的政治改革就像激进的法律改革一样,它对个人的吸引力大小取决于个人对人类智慧的信心。按照乌托邦观点,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唾手可得。1967年,当谈及是什么因素造就了暴力时,林登·约翰逊说:“我们都知道,这些因素无外乎愚昧、歧视、贫民窟、贫穷、疾病、稀缺的工作岗位。”好像我们早已知道各种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选择这些方案并实施,而这只需要真诚和奉献。依照同样的逻辑,任何反对这些方案的人,必然是愚昧、虚伪和麻木不仁的。而赞同悲剧观点的人则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很难做出的。人们彼此之间在利益方面的固有冲突,使得我们基本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这些选择都是不完美的。反对激进改革的人士则对人类的傲慢表露出明智的不信任。

   大学里的政治导向是关于人类潜能的观点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悲剧观点的赞同者并不相信那些明确表达的知识及经过证明的命题,他们认为这是学者、专家和政策分析者的常用伎俩。相反,他们相信的是分散在系统(比如市场经济和社会风俗)中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由许许多多一般的行动者借助来自外部世界的反馈不断进行调整从而达到和谐一致的。这里可以回想一下认知神经科学家关于符号性表述与分布式神经网络的区分,这并不是巧合:哈耶克,最早提出社会中分布式知识的人,是一位早期的神经网络模型的构建者。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保守主义都具有反知识分子的倾向,直到保守主义决定奋起直追,参与到争夺人心的斗争之中,并资助智囊机构来平衡大学的力量。

   最后一点,关于犯罪和战争的不同观点与关于人类本性相互矛盾的观点并不一致。战争是一种明显的残忍、浪费行为,持乌托邦观点的人认为这是源于误解、短视、非理性激情的一种病变。他们认为公开表达和平主义的情感,促进敌对方之间更好的沟通,减少叫嚣战争的话语,减少武器生产和军事同盟,弱化爱国主义的重要性,通过谈判防止不计任何代价的战争,都可以防止战争的发生。而悲剧观点的赞同者中,由于他们对人类本性的悲观看法,都认为对于那些认为自己能够为自己的民族赢得某些东西的人来说,战争是一种理性的、很有诱惑力的战略。

   支持战争的想法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错的,在道德上也是可悲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失败者的苦难,但是它并不是病态的或者非理性的。从这一点来看,确保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提高潜在的战争发动者的成本,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发展军备、强调爱国主义、奖励勇敢行为、炫耀自身的实力和决心,靠实力来谈判以防止敲诈。

   同样的争论也发生在对犯罪的不同看法上。那些持乌托邦观点的人认为,犯罪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应试图通过确认犯罪根源的方式来制止它。而那些持悲剧观点的人认为犯罪本质上是一种理性行为,犯罪的根源也很明显:人们之所以抢银行是因为那里有钱。他们认为,防止犯罪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触及其理性的动机层面。比如,惩罚会令人感到不快,如果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较高的话,就会提高犯罪的预期成本。公开强调个人责任将有助于强化堵住法律漏洞的动机。

  

   本文选编自《白板》,题目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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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勿食我黍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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