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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险明:跨越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

更新时间:2020-04-03 22:33:05
作者: 叶险明 (进入专栏)  
另一方面,这种认识倾向又在“自以为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框架”内扭曲了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实际上,至少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是一个相当艰巨的历史重任。其根本性的原因在于,由于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故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没落的关系和因素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大量存在。鉴于上述认识倾向给学界带来的混乱,笔者提出了“驾驭‘资本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说⑥,试图对目前我们正从事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意义的世界历史定位,以达到正本清源之目的。

   笔者以为,从逻辑上看,把马克思政治哲学相关论述无条件或直接推及到一定具体的历史环境,一定是以舍弃马克思政治哲学相关论述由以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为前提的。抑或说,正是由于无视马克思政治哲学原理由以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在方法论上才将其无条件或直接推及到一定的历史环境。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没有适用范围和条件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论述肯定不是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而把这种失去了本真意义的马克思政治哲学无条件直接推及到一定的历史环境,其结果必然就是上述的“双重扭曲”。而在这种“双重扭曲”中,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相关论述和一定具体的历史环境都“失真”了。要言之,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在内的马克思学说的任何基本原理或论述,都有其适用的范围和条件,如果舍弃了这种“范围和条件”,那么,这些基本原理或论述的实质和核心精神就会被扭曲。因此,恩格斯在其晚年就多次嗔责脱离“范围和条件”来理解马克思基本理论或论述(包括马克思政治哲学基本理论或论述)的人。例如,1884年1月,恩格斯在给考斯基的一封信中,专门提到了其校阅的法国社会主义活动家杰维尔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并对其评说道:“他(指该书作者——引者注)逐字逐句地复述马克思的概括性的原理,而对这些原理的前提却只是一笔带过。结果把这些原理的意思往往给歪曲了,所以我在校阅的时候常常产生想反驳马克思的某些原理的念头,其实在原著(指《资本论》——引者注)中由于前面作了阐述,这些原理具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在杰维尔的著作中却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意义。”⑦同年2月4日,恩格斯在给考斯基的信中又提到了杰维尔的这本书,认为作者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德维尔删去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看来就不正确了”⑧。几乎在同一时间(1884年2月5日),恩格斯在给劳·拉法格的信中,再一次批评了杰维尔这本书“在表达马克思的结论时常常把条件完全忽视了,而这些结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这有时会造成有些歪曲的印象”⑨。对马克思政治哲学也应作如是观。

   “表现三”: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目标,视为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逻辑上使跨越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几乎成为不可能。这种表现在我国学界比较典型的话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自然实现了真正的平等、正义、公正等。应当承认,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当家作主”在一直做着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个完成了的状态,而是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不断实现的过程。进而言之,这一过程的顺利延伸,是需要由一系列民主和法治环节构成的制度来保证的。没有这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难以在许多方面落实到实处,从而实质上的平等、正义、公正等的不断实现必然会被遏制。这是被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所充分证实了的真理。因此,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直接引申出“实现了平等和公正等”,实际上就是在逻辑上把需要不断实现的“价值目标”,等同于既定的、已经实现了的状态了。所以,可以认为,上述话语在逻辑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不断改造的过程,从而也在逻辑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上述“价值目标”而不断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过程。

   如果说,“表现一”还只是把马克思政治哲学搞得“云山雾罩”,使其远离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而“表现二”既扭曲了前者也扭曲了后者,从而使它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那么“表现三”则把被扭曲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与被扭曲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捏合成为一个“被扭曲的整体”。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被扭曲的整体”还直接派生了出各种阻碍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错误观点,如主张恢复“传统的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地位(认为这种“公有制”就是“人民当家作主”)⑩、倡导国家与社会(公民)直接同一(实际上把公民作为公权的附属,从而使“公民”名存实亡),等等。因此,与前两种表现相比,“表现三”的危害更大。实际上,对一个亟待培养现代公民精神、法治和民主理念、契约习惯的国家,特别是对一个亟待在制度上遏制公权无限膨胀即公权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倾向的国家来说,在一定条件下,“传统的公有制”,往往会退变为少数握有公权的人以国家和集体的名义占有(或侵吞)社会和人民财富的手段,而“平等”、“正义”、“公正”等或沦为缺乏制度约束或保证的抽象口号,或被越来越与社会相脱离的权势所随意解释和扭曲(从而成为他们为自己利益辩护的工具)。“社会公仆”全面退变为“社会主宰”就是由此逐渐产生的。苏东剧变根本性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此。

   恩格斯在1891年为《法兰西内战》德文第三版所作的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曾提出了迄今为止我们所或多或少忽略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关于“新的真正的民主的国家政权”建立的思想阻力观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中的相关思想。

   众所周知,在西欧,“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滥觞于拿破仑的君主专制时代,并对西欧国家形态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故也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产生的组织形态问题的深入思考。因为,“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很容易使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发生退变。而在总结“巴黎公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过程中,马克思看到了阻止这种退变的希望。恩格斯在《导言》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反思,认为,“巴黎公社”这种类型的“无产阶级专政”,其最根本的特征不在于“镇压”,而在于“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取代以“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为特征的旧的国家机器,从而有效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11]。在他看来,正因如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的那两个措施应必须加以实施,即:“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以“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12]。只有这样,才能把“在社会之外”或“在社会之上的”社会管理机构,变为“在社会之中”的社会管理机构。列宁曾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视角精辟概括了恩格斯的上述思想,即:“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13]。  

   然而,要做到上述之点,其难度是相当大的。何以如此?结合着德国的状况,恩格斯从思想文化角度透彻地分析了这方面的问题。他说:“在德国,来自哲学的对国家的迷信,已经进入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之中。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同国家有关的事物的盲目崇拜。尤其是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为止那样,由国家和国家的地位优越的官吏来处理和维护,所以这种崇拜就更容易产生”[14]。在这里,恩格斯科学揭示了关于“对国家的迷信”由以产生的两个方面原因:德国文化的特点;人们世代相传的文化观念。可以说,恩格斯的上述观点振聋发聩。不过,笔者还要对此做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即:恩格斯所科学揭示的“对国家的迷信”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更具有普遍性,更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一般说来,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东方国家,“对国家的迷信”更为根深蒂固。20世界社会主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表明:国家的政治经济越是相对落后,前资本主义的关系越深厚,国家官僚机器越庞大,工人阶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后遇到的“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方面的困难也就越大。对此,列宁十月革命后也保持着高度警觉(见下文)。毫无疑问,在等级观念和专制主义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这种“盲目崇拜”(与“官本位”紧密相连),要远比当时的德国盛行得多。因此,没有从根本上触及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不在建立和发展“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上下功夫,以保证社会公仆不退变为社会主人,即便最初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落后国家,也迟早会发生退变。

   综上所述,必须要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跨越“经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否则,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不可能出场。

  

   二、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何以出场

  

   如何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跨越“经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从而使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出场呢?笔者以为,在这方面,只有一条路径可走,即: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方法论上推动对相关中国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跨越“经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鸿沟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中国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出场和构建的过程。那么,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何谓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笔者以为,批判性的汲取和创造性地转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在不断增大的范围内和程度上实现正义、公平、平等、法治、自由、民主等的过程中,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异化为压迫公民、侵占公民利益和生存空间的力量,发展和完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使国家管理机构成为“在社会中的管理机构”,从而不断增大的程度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正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所言,必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为此,应“长期坚持、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15] 。可见,坚持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既不是对其意义的空乏阐述,也不是对其具体论述盲目地无条件照搬,更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已经实现了的现实状态,而是一种需要在对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改造和构建的过程中不断加以贯彻的现实批判精神。

“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方法论上推动对相关中国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既是“跨越‘经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的必要条件,也是“跨越‘经典’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间的鸿沟”的充分条件。不过,其中的“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是这一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最为重要、关键的构成环节。因为,如果不能“在直面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提炼和剖析真问题”,那么,“使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融入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而在方法论上推动相关中国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解决”,就只能流于空谈,遑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挥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本真精神,在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而这种空谈对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构建的危害是很大的。因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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