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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记忆的战争与战争的记忆——有关20世纪中期中国的回忆与书写

更新时间:2020-04-02 00:48:24
作者: 唐小兵 (进入专栏)  

   “对于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无论是官方主导的历史记忆,还是民间自发的回忆录、口述史,或者作家、学者的历史写作,都试图将自身对于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理解和认知框架“一般化、普遍化”,而这种写作和记忆的情感动能往往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或者基于对历史成败的理性反思,前者往往容易被批评悲悯遮蔽了理性,而后者又容易被指责理性化的反思,将淹没在历史结构和行动中付出生命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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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空’里‘胡子’多,抢吃的。一口井他们霸着,怕老百姓给喝光了。庄稼地也霸着,谁也不准进。白天晚上打枪。我有个侄女婿不听邪,也是饿急眼了,晚上想弄点毛豆,去了再没回来。人们撸树叶子吃,成牲口了。树没皮没叶,草剩个杆,有的地方杆也不多了。嘴都吃绿了,人都吃绿了。

   一家一堆,挤挤匝匝的。有的偎在破房茬子里,大都在露天里呆着。锅呀,盆呀,车子,被子,活人,死人,到处都是。8月,正是最热的时候,日头那个毒呀。突然下起大雨,活的淋得像塌窝鸡崽子,死的泡得白白胖胖。就那么放着烂着,骨头白花花的。有的还枕个枕头,骨架子一点儿不乱。

   人饿了,开头脚没根,浑身直突突,冒虚汗。饿过劲了就不觉饿了,晕晕乎乎,飘飘悠悠,像腾云驾雾似的,不觉得难受了,也不怎么想吃什么了。可一看到能吃的东西,立刻就想吃,就想抢。不少死人身边都光溜溜的,一根草都没有。能说话时,一声又一声听不出个个数,一声声都像是‘饿呀’、‘饿呀’。没声了,眼睛有时还睁着,望天望地,半天不眨一下,什么表情也没有。慢慢地,眼睛再也不睁了,还喘气儿,像睡着了,这就快了。快了也能挺个一天两天的。人命可大了,像灯油不熬干不死。有的瞅着还像笑模悠悠的,更吓人。”这是长春围城的幸存者之一于连润在接受军旅作家张正隆口述访谈时回忆起的场景。饥饿、死亡、尸体等各种惨绝人寰的景观,经过历史书写者的笔触,将20世纪中国中期的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不幸与痛苦,直观而触目地呈现了出来。这是被宏大历史所有意淡化甚至遮蔽的小人物的历史。

   作为另一种历史亲历者的国民党宪兵王鼎钧,在其晚年著述的名噪一时的回忆录四部曲的第三部《关山夺路》中如此评鉴其初读张正隆此书的震撼:“长春围得久,东北垮得快,我们身不由己,脚不点地,离东北越来越远,长春围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围城的详情所知无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读到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他以四十二页的篇幅写长春围城饥饿惨象,前所未见。古人所写不过‘罗雀掘鼠’、‘拾骨为爨、易子而食’,张正隆以现代报道文学的手法,用白话,用白描,用具体形象,为人间留信史、留痛史。人类历史的进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辅相成,视野辽阔,寄托深远。有人问我,写内战的书这么多,到底该看哪一本,我说如果‘只看一本’,就看《雪白血红》。”“信史”是就历史真相而言,“痛史”则是就经历了历史变动的个体的命运和苦难而言,以及后人读史时与前人心灵相通而感同身受的那一份苦痛。前者突破谎言回归真实,后者拆解伪善重建道德,形成不同代际之间的情感和伦理上的连带感。

   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中国前半期最重要的主题,而对战争与革命的历史书写和历史记忆,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命题,而同时是中国社会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进而很可能刺激记忆领域的纷争与冲突的导火线。任何对历史的表达,都隐含着一种对现实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理解方式,而那些试图突破历史记忆固有框架的书写,往往会引发公众和政府层面强烈的反响或反弹。《雪白血红》在1980年代的末期出版,几乎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却因为龙应台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等重新浮现在世人的眼前。龙应台以一个作家的敏锐和文化名人的号召力,将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东北悲情往事,再度拉回当代华人世界的感觉世界之中。然后,龙应台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亲爱的,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道、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这只是《大江大海》的一个小插曲,而这本轰动一时的作品主要是通过文献梳理、历史遗迹寻访和口述访谈等多种形式,还原或重构了国军将士(包括远征军)在乱世中的命运,尤其此后被历史刻意遗忘的一面。

   作为“战败者”的后代(其父龙槐生系国军将士),龙应台试图为被历史叙述遮蔽的这群人争回一个应有的纪念位置:“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龙应台试图站在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和非战的立场,对一切战争的失败者和受害者提出一个控诉,但“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是什么,它是一个基于现代文明(比如自由、民主、平等诸人权)的普世价值,还是个人因参与追求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具有尊严的特殊性内涵,龙应台语焉不详;再者,龙应台将内战时刻的国共纷争造成的牺牲与苦难(这种内争很难在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界线)与抗日战争过程的南京大屠杀、反法西斯战争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并置在一起进行讨论,以后者在公共领域和国家层面大规模的历史记忆来映照前者的被“遗忘”,就等于抹杀了不同类型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性。这种“以失败者为荣”表面上是以对“弱者”和“卑贱者”的人道主义同情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但其实更多的是以家族、血缘、团体的身份认同为核心而构建了承认的谱系,其中隐含了一个未必能够不证自明的预设:失败者天然就代表正义。

   历史记忆更深刻地指向为父辈讨还一个历史的公道,形成的是代际之间的记忆传递和一个民族的心智结构。阿伦特曾言:“回想过去和从消散中收聚自我在这里等同于‘忏悔’。引导我回忆、收聚和忏悔的不是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而是对存在源头的追寻,追寻‘创造我’的太一(the one)。由此,记忆超出了跟动物共有的感觉能力,逐阶上升,趋向‘造我的天主’,最后到达‘记忆的营地和宫殿’。”对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国共双方也同样致力于各自记忆宫殿的建造。长春围城,在国共两方的记忆里呈现的是几乎完全不同的面相,对国民党而言是屈辱体验,对中共而言是“兵不血刃”的凯旋。这凯旋中间又夹杂着“晦暗的血污”,因此不太可能去开掘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相。与记忆相对应的是遗忘,但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所言,遗忘并非纯粹“消极性”的心灵生活,而“遗忘研究给历史学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用新的眼光看历史:原来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种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我们无法了解的那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人认为不应该或不值得为后人所了解的。我们不知道的过去,固然可以称为失忆(amnesia),或曰历史记录的空白,但这种失忆和空白,一定程度上是遗忘(forgetting)造成的,是前人积极行为的结果,是符合前人预期的。”对长春围城,或者更广泛的20世纪中期中国的内战史,我们都可以从“记忆”与“遗忘”的双重视角去探测。有时候“记忆”与“遗忘”是相克的,一方要强迫遗忘而另一方就要强化记忆,有时候记忆与遗忘是相生的,在遗忘“非正义的战争暴力”的前提下发扬胜利者的记忆,有时候胜败两方都是刻意要从公共生活中抹掉一些历史的痕迹,让民众“积极地遗忘”甚至不去观看某部分历史区域的真相。自然,民众和知识人并非木偶,他们有时候会从这重重历史记忆和遗忘构建的“存在之网”中挣脱出来,去复原对历史的真实感知。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大陆两个历史学者那里引发了完全不一样的回应。已故历史学家高华为此书撰写的长篇评论《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纵横捭阖,文采斐然,将台海两岸在1949年前后的大变动,从政经大脉络和历史人物小视角展开分析,结合龙应台的记述将“悲情一九四九”的历史内涵及其后续影响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高华对此书评价极高,认为该书的基本特点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到台湾,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 ‘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 ‘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高华进而指出,《大江大海》的旨趣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高华抽绎出龙书的价值核心是“普世价值”,而其历史观是“人文的、人道的史观”,并充分肯定这种聚焦在小人物生命故事的历史叙述是拆解被政治主导的意识形态叙述的有效方式。

在高华看来,龙应台将“内战的是非功过”的价值评判悬置了起来,因而是在一种人道主义心情之下的历史写作,将所有战争的受难者与幸存者都放置在历史记忆的天平上同等地书写。但龙应台自身又特别标举其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龙应台认同失败者的价值、思想与行为,还是仅仅因为他们是战争中的败者因而容易被赋予同情的视角?如果如龙应台所言,战争无所谓胜负,那么何以她又旗帜鲜明地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一方面,《大江大海》似乎在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和聚焦小人物的历史叙事中试图实现历史的大和解,另一方面,《大江大海》又如此强烈地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国之哀与国共两方中选择站队。这岂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高华对这个症结有精彩的诠释(未知龙应台本人是否同意):“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犹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专治“1949之学”的史家林桶法在一篇讨论国民政府播台影响的文章中说:“经过60年后如何看待1949年?从历史脉络而言,1949年的逃难潮为台湾注入新血,文化及社会都起了变化。新的移民精英,无疑对台湾是一股动力。许倬云在检讨1949年前中华民国结构上的缺失时提到:‘这结构的上层在1949年移植于台湾,他们的人数很少,可是品质不差,我指的是农复会、台大、经济部,这些干才,他们在台湾能够发挥的功能却比大陆上好。’”杨儒宾也指出:“台湾无从选择地接纳了一九四九,接纳了大陆的因素,雨露霜雹,正负皆收。结果短空长多,历史诡谲地激发了台湾产生质的飞跃。但独坐大雄峰,谁听过单掌的声音?中国大陆的文化与人员因素也因进入台湾,才找到最恰当的生机之土壤。在战后的华人地区,台湾可能累积了最客观的再生的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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