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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璐:从“家庭农场”到“农民合作”:恰亚诺夫的合作化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启示

更新时间:2020-03-31 23:07:08
作者: 潘璐  

   【内容提要】 农民经济理论和农民合作社理论是恰亚诺夫农业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恰亚诺夫以家庭农场研究为基础,关注如何在以小农户为主体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大生产,提出了以合作社为载体的纵向一体化,构建了“小农场 + 合作社 + 支持型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本文通过介绍和补充恰亚诺夫关于农民合作社的研究论述与主要观点,强调指出了恰亚诺夫农业经济思想对当下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中国农业发展所具有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

   【关键词】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农民合作社,纵向一体化

  

   一、恰亚诺夫的“热潮”与“冷遇”

  

   在中国,从事农业转型与农民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鲜有人未曾听闻亚历山大·恰亚诺夫(Alexander Chayanov),未曾知晓他关于农民家庭农场的主要观点。亚历山大·恰亚诺夫(1888—1939)是苏联经济学家,“组织-生产”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他为中国读者所了解和知晓主要源自其著作《农民经济组织》中文版的翻译和引入。《农民经济组织》是恰亚诺夫写于20世纪20年代,论述俄国农民家庭农场的一本著作。该书于1923年首次以德文版出版,1925年俄文版出版,从德文校译的日文版和从俄文校译的日文版分别于1927年和1957年出版,1966年与恰亚诺夫的另一篇早期论文作为合集出版了英译版,1967年后有法语、荷兰语、西班牙语译本相继出版(秦晖,1996)。1996年,该书的中译版由萧正洪译出,作为秦晖编撰的《农民学丛书》的其中一本,恰亚诺夫逐渐为中国读者了解和认识。在西方知识界,《农民经济组织》一书的广泛译介和恰亚诺夫思想的广泛传播,形成了一股“恰亚诺夫热”,它从英语世界蔓延到全球,从农业经济学蔓延到其他学科领域,直到21 世纪,仍有方兴未艾之势(秦晖,1996;侯建新,1999)。

   三十多年来,国内学者一直不乏对恰亚诺夫的解读和讨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关于恰亚诺夫的学术论文集中于对恰亚诺夫本人的著作、思想及其时代背景的介绍,例如秦晖、金雁、谷树忠、徐建青等人的文章。由于当时恰亚诺夫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较为有限,因此并没有涌现出大量的思想讨论和学术文章。随后,一些学术文章在党史研究和马列思想研究中引用恰亚诺夫的相关著述,旨在分析厘清苏联农业集体化时期的经济政策背景,回顾引证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对农民发展的论述(刘长江,2006;王道勇,2009)。过去十年来,随着中国农业转型进程不断加快,围绕恰亚诺夫展开的对话、讨论和应用也有渐强之势。这些学术对话不再以介绍恰亚诺夫思想为目的,而是将他跟农业与农民研究中的其他(经典与当代)思想名家并列,辨析各自的理论框架和变迁主张,对其进行反驳或再诠释,用以论证作者自身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观点。在这些学术对话中,作为农民研究中的“三大传统”之一,恰亚诺夫通常与马克思和列宁、舒尔茨形成思想观点上的对照(黄宗智,2014)。

   从介绍、传播到应用、对话,恰亚诺夫思想在国内的影响力得到了提升,但是在这些引用和讨论中往往存在一种对恰亚诺夫观点进行简化和贴标签的倾向,存在过度解读乃至误读。当代最活跃的恰亚诺夫思想的传播者,农村社会学家提奥多·沙宁(Teodor Shanin)将恰亚诺夫的学术境遇比作“三次死亡”:继20世纪30年代遭遇政治迫害之后,由于苏联科学研究受到政治制约,恰亚诺夫的学术声誉在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依然未获得认可;在恰亚诺夫名誉得到恢复之后,他又被迅速“偶像化”成为“挂在墙上的摆设”,谈论恰亚诺夫成为一种时尚,他的思想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与应用。当恰亚诺夫在发展研究文献中被提到时,通常被视为“小而美”观点的代言人和小农户的捍卫者,成为资本主义进步理念和国家干预主义共同抨击的目标。事实上,恰亚诺夫并不是“小”与“大”之间任何一方的拥护者,他所反对的是“大的是美好的”现代化线性思维,在农业发展中倡导“混合的才是美好的”这一发展理念(Shanin, 2009)。中国学界也不乏对恰亚诺夫的某种简化式理解,已有的学术讨论普遍认为恰亚诺夫立场下的小农生产具有超越历史条件的绝对稳定性(许惠娇、叶敬忠,2017),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隔绝的理想化形态(郑杭生、汪雁,2005;熊春文,2017;黄宗智,2014:8),他的农户理论只解释微观层面农户具体的决策行为和决策过程,忽视和回避了宏观层面的小农发展问题,是孤立、静止的极端个体主义的研究取向(王道勇,2009)。由于被视为对前现代社会小农微观行为的浪漫化与理想化,在农业转型的当代讨论中,恰亚诺夫的学术思想往往被视为过时的,不具有解释力的(熊春文,2017),对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不具有现实理论意义。

   对于多年后读者的评论与质疑,恰亚诺夫早在《农民经济组织》一书的序言中就已经有过部分回应和澄清。作为农业经济学家,他既充分认识到了小农家庭农场与世界资本主义之间多样的联系方式,也反对当时的苏联学者对他进行的意识形态和保守主义抨击。相反,他是立足于当下小农家庭农场的实践形式来构建未来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农村的萌芽,是通过对小农农场内部机制的分析来探寻它们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可能形式(恰亚诺夫,1996:11-17)。事实上,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理论的形成与提出本身就贯穿在他对俄国农业发展的宏观构想之中。由于对恰亚诺夫农业经济思想缺少全面而深入的阅读和了解,当代读者对他的理解往往偏之一隅。以家庭农场为基础,农民合作是恰亚诺夫理论思想的另一支柱,它们共同构成了恰亚诺夫“小农场 + 合作社 + 支持型国家”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然而,在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英译本于1966年问世之后,时隔多年,他的另一著作《农民合作社理论》(The Theory of Peasant Co-operatives)的英译本才于1991年问世,其影响力远不及前者(Bernstein, 2009)。农民合作社理论融合了恰亚诺夫对家庭农场和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思考,弥合了小农场主体和大生产之间的实践跨越。通过介绍和补充恰亚诺夫关于“农民合作”的观点,我们将看到他的农业经济思想对当下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中国农业发展所具有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

  

   二、俄国合作化运动与恰亚诺夫的合作社研究之路

  

   俄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之际已经发展形成了高涨的合作社运动,合作社的数量和参加人数在世界上均位居前列。19世纪60 年代的农奴制改革之后,私营经济发展受到鼓励,地方自治机构开始建立, 合作社作为促进社会民主改革,减轻农奴赤贫现象的工具开始逐渐萌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自1905年起,合作社在俄国开始快速发展和普及。在1902年年初,俄国已经有1625个注册的合作社组织,1912年增加到了18023个,1915年增加到了35200个,容纳了1100多万个农户,这意味着俄国人口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受到了合作社运动的影响(Danilov, 1991:xi)。至1917 年全俄共有63000个合作社, 成员数高达2440万人。截至十月革命时期,农村成为合作社发展的主战场,合作社已成为俄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众多小农户提供了融入市场经济的机会,对于小农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张广翔、袁丽丽,2010)。

   在俄国合作社运动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恰亚诺夫自学生时代起就对合作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当时的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后改为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Timiryazev Agricultural Academy])读书期间,恰亚诺夫曾于1908年和1909年在意大利和比利时度假,对两国的合作社发展进行了专门研究。1909年,恰亚诺夫以《意大利农业合作制》(Co-operation in Italian Agriculture)为题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分析了合作社在20世纪初的农业转型中发挥的作用。他指出,合作社不仅能够帮助小农抵御私有资本,尤其是放高利贷者和中间商的剥夺,还能够创造一种经济机制,帮助小农经济适应市场环境,实现整体性的发展。在他1909年发表的《比利时乡村信札》(“Letters from the Belgian Countryside”)一文中,他解释了农民合作的重要意义,即“在不对经济均衡进行特殊改变、不对小规模农村经济的组织计划进行根本性破坏的情况下,使乡村的技术经济活动能够享有大规模生产所具有的优势”(Danilov, 1991:xxi)。恰亚诺夫在1911年2月从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毕业之后立刻开始对合作社的研究(Bourgholtzer, 1999:4)。在1914年之前,恰亚诺夫就和当时著名的俄国经济学家,第一代合作社专家谢尔盖·普罗科波维奇(Sergei Prokopovich)在莫斯科的沙尼亚夫斯基人民大学(Shanyavskii People’s University)成立了一个系,专门对合作社进行研究,这个系很快成为合作社发展的智库中心。1915年,恰亚诺夫出版了《合作化简明教程》(Short Course on Co-operation),这本书在1915年—1925年间再版了三次,在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Danilov, 1991:xxv)。恰亚诺夫还积极参与合作社的具体组织工作。1914年,他倡议组织成立了亚麻出口合作社。当时俄国是世界最主要的亚麻出口国,1916年至1917年期间,亚麻生产者合作协会(the Central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of Flax Growers)占据了俄国亚麻出口的垄断地位,而恰亚诺夫正是时任协会理事长(Durlauf and Blume, 1987)。

   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恰亚诺夫的农业经济研究带来了新的动力。十月革命为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新的机会,也让恰亚诺夫看到了俄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的希望。恰亚诺夫合作社理论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纲领,无不受到十月革命胜利的重要影响。他积极参与推动社会民主改革,1917年4月他作为农业改革联盟的发起者之一开始推动对俄国农政问题的讨论,并以《土地问题何在?》(What is the Agrarian Question?)为题写了一本册子。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面临着如何在小农个体生产占据主体地位的农村地区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问题。恰亚诺夫认为,20世纪20年代晚期苏联的小农农业和乡村社会需要一场大规模的变革与升级。他坚信,合作社的集体化是将大规模经济、工业化和国家计划的要素引入小农经济的唯一可行方式(Danilov, 1991:xxxiii)。他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农业发展道路的思考和回答集中浓缩在其1919年出版的著作《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思想与组织形式》(The Basic Idea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s of Peasant Co-operation)中。这本书是恰亚诺夫十余年合作社研究的结晶,该书在1927年以《农民合作社理论》为题进行了再版,并进行了大量修改和补充。

  

   三、家庭农场的组织优势与规模局限

  

恰亚诺夫的合作社理论是以小规模的家庭农业为基础的。从恰亚诺夫的理论形成过程来看,农民农场组织的理论基础问题正是在他参与农业咨询工作和合作社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关于农民农场组织问题的大量经验材料日益积累起来……且无法用古典经济学中关于个体经济企业组织的理论框架来进行解释”(恰亚诺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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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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