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大名鼎鼎，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伟大的爱国者，率领湘军收复新疆。但是大多数人对他的了解，也只止于此。因为他争议比较少，所以研究他的成果很多。家书是左宗棠研究深入的一个独特门径。近代以来史学界就不乏家书出版和研究成果，如《清十大名人家书》、《中国历代名人家书》、《湘军四大将帅家书精选》等等。左宗棠家书也在《左宗棠全集》中首次全部收录。家书的以其真实性成为研究历史人物的第一手史料，得到史学家的重视；以其亲切私密的风格，为广大读者喜欢。晚清以来重要的湘军将领、湖南名人的家书研究成果很多，对左宗棠的家书研究也有专著，也有博硕论文。但是大多数成果偏向于学术性，通俗性大众性不够。

《左宗棠家书抵万金》是徐志频的研究左宗棠家书的新作，是近一个半世纪来首部对左宗棠家书做出深入解读与全面述评的著作，除了全文照登其读左宗棠三十余年所有家书之外，介绍了家书的历史背景，与家书有关的人和事，阐发左宗棠的内心世界和其中的思想精义，释疑解惑、引导阅读，别开生面。这本书以左宗棠家书为纲，以家书时间顺序为轴，书写了一部晚清三十二年简史，左宗棠家族史，左宗棠思想史。读罢掩卷，一个真实、生动、丰富、深刻的左宗棠，跃然纸上。这本书既是左宗棠家书的深入研究，也对广大读者起到了导读传播的作用，把专家和大众联系了起来，具有时代气息。徐志频虽然是个年轻作者，但对左宗棠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文字和史学功底不错，思想见解也常有新意。

“家书”总体上体现了左宗棠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和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追求与人生信仰。家庭和家族的自治是社会、国家安定的基础，“治家”是治国平天下的起点，从远古时时代起，中国人就一直把家庭、家族关系，看作社会秩序的基础，文化观念的根基。“修齐治平”是孔孟之道对士子的基本要求，宋明理学强调的基本理念。“士子”一身二任，在家有“齐家”的责任，出门有“治国平天下”的义务；又是家和国的联系纽带、转换的枢纽。左宗棠与其他湘军将领一样，深受湖湘理学的涵养，以齐家治国为己任，内圣外王为理想。湖湘理学是晚清湖南地区产生的“经世理学”，崇尚理学价值信念，实行经世致用方法。“修身齐家”是通过自己以身作则把全家带好，从而使国家安定，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可以说这就使左宗棠家书呈现的主题思想，价值观和方法论。

“家书”洋溢着左宗棠作为丈夫、父亲、家长的那份责任感和亲情，他用家书凝聚一家人，强化大家对家的认同。1852年离家之前的情况我们知之不多，他生命的后三十余年南征北战，戎马倥偬，没有与家人在一起，如何“齐家”？三十二年，他与家的联系见诸于十万余文字。这么多内涵，通过精炼的文字表达出来，字字句句渗透着他骨肉之情与责任意识。

三十二年家书连起来，既是一部晚清历史也是湘军一部的征战历史，还是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家书记叙了他治国平天下的事迹，率领新建的五千楚军解祁门之困，攻占杭州，剿捻平乱，西征新疆，血雨腥风、惊心动魄、劳苦功高，节节高升。艰难困苦的西征，老病之驱的挣扎，虽然只几笔带过，但妻子儿女如在场一般，像一家人坐在庭院听他娓娓道来，孩子们知道了老父亲的作为与情感，妻子也“见字如面”，聊慰相思之苦。征战、调防、筹饷、用人、皇帝恩赏、人际交往，很多本不需要向家人叙说的事情，他都一一提到。既不是邀功，也并非炫耀，仅仅是平等的分享，仅仅是与亲人的沟通，让全家人在同一个时空和氛围中存在，让孩子认同这个千里之外的父亲，和这个天各一方的家。他通过家书，让孩子和夫人更了解他，跟他一起驰骋疆场，跟他一起艰苦奋斗，跟他一起呕心沥血，跟他一起长时间的思索，这样就使他们成为了一个家，用心何其良苦！

顺便讲一句，大家都知道左宗棠是穷书生，倒插门女婿，周夫人不仅没有任何轻慢之意，反而对大器晚成的丈夫一往情深，贤德无比，以至胡林翼赞誉周夫人是“闺中圣人”。左宗棠除了单独给周夫人写信之外，不断在给孝威的信中，要求孩子转达对他们的母亲、他的夫人的问候和关心，这无疑在孩子的心目中，确立了对母亲尊重，对父母亲密关系的认知，对父亲品德的敬重，对家庭的珍惜。周夫人不幸于他58岁时去世，左宗棠万分悲痛之余，去信亲自安排后事，读了让人心痛动容。

一个家最先有的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如何对家庭类型、文明程度、孩子的教养与出息，至关重要。“齐家”首先是夫妻之道，左宗棠与周夫人离多聚少，却恩爱一生。在父权社会里，男性是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左宗棠在外自信骄傲，连巡抚都不放在眼里，可是对夫人却一腔侠骨柔情。他有自己的夫妻理念。他在给侄子左奎叟的信中说，好的夫妻相处的标准，像爱兄弟一样爱老婆，像待客人一样待妻子，以感情相联结，以礼数待人，只有这样夫妻才可以做得久。他在信中列出了一个夫妻之道的基本标准，“夫妇贵在同心”，“一床无两人”，意思就是，两人要同心同德，不要同床异梦。

中国流行一句话，以“孝”治天下，人们往往忽视了对父亲的要求，前提是父慈子孝。家书告诉我们，左宗棠齐家，身教胜于言教，身教言教并重。如果说自己的故事和心路历程是身教，那么他对儿女的关切和教诲，常常流露笔端，溢于言辞。对孩子，他把做人放在第一位，首先他要求要求孩子做好人。他反反复复的讲，要做好人。什么是好人？他要求孩子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要学习先贤，做“古时圣人豪杰”，；何为圣人豪杰？他的标准是“上报国恩，下拯黎庶”；应该树立什么人生目标？他现身说法，“我生平于仕宦一事，最无系恋慕爱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谚云：富贵怕见开花。我一书生，从枯寂至显荣，不过数年，可谓速化之至。绚烂之极，正衰歇之征，惟常尽力，以上报国恩，下拯黎庶，做我一生应做之事，为尔等留些许地步”。读到这里让人想起曾国藩的“求闕”之说，曾氏认为最美好的时光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心是相通的。“上报国恩，下拯黎庶”，视富贵如浮云，他们的人生目标和富贵观念不谋而合。

如何做一个好人，左宗棠教育子侄，“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第一，“要读书”，“刻刻念念以学好为事，或免为下流之归”。他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说：“尔等更能蕴蓄培养，较之寒素子弟，加倍勤苦力学，则诗书世泽，或犹可引之弗替，不至一日渐灭殆尽也”；第二，读书不只为做官，读书是为了使用，读书为了做事。在科举道路和读书的关系上，他要求孩子做实事、立实功，他为左氏家庙所撰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求子孙“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否则，“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不鼓励孩子一心一意的攀登那个僵化死板的科举台阶。第三，要勤俭。同治元年（1862年），他给儿子写信：“念家中拮据，未尝不思多寄，然时局方艰，军中欠饷七个月有奇，吾不忍多寄也。尔曹年少无能，正宜多历艰辛，练成财器，境遇以清苦淡泊为妙，不在多钱也。”他身居高位后，并非没有钱，但为了保持寒素家风，告诫子孙以“清苦淡泊为妙”。

俗话说，家人眼中无英雄，在家庭里。一仰一俯，一呼一吸，一笑一颦，一言一语都是自然而然的，在家人面前总是比较真实的，长久的装是装不像的。家也是一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专制、偏心、溺爱、懒惰、贪心，各个小家庭，一个大家庭，矛盾重重，错综复杂，也是难以搞清楚的地方。我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田余庆先生的夫人，我的经济学老师李克珍教授，跟我说了一句话，夫妻生活、家庭生活，最能暴露人的世界观、人生观，这句话我记了几十年。家，既是人格的摇篮，也是人性成长的伊甸园，还是人的灵魂无以遁形的神圣殿堂。

左宗棠作为一个南征北战的统帅，用“日理万机”，“心力交瘁”形容都不为过。特别是后期，作为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可以说身心疲惫，曾在信中告诉家人，行走要借助拐杖，无论多么艰难困苦，无论多么错综复杂，无论如何征战疲倦，他对远方家人的思念关怀都不曾减少，他的家书如鸿雁飞过万水千山，到那间居住着亲人的屋子，到那些与他血脉相连的亲人心中。一个统帅、一个英雄、一个圣贤、一个书生。这些家书谱写了他伟大人格的颂歌，永远映照着千千万万为父为夫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