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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注意贾平凹这个人

更新时间:2020-03-31 15:08:05
作者: 陈行之 (进入专栏)  
当代文学这块土地有多么贫瘠干涸,用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形容都毫不为过。恰恰由于改革开放,文学发展最为缺失的东西——创作自由——终于在思想大解放的浪潮中冲破藩篱,成为了一种现实之在,尽管它是极为有限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相继热热闹闹地涌入人们的眼帘,让人有一种目不暇接之感。干涸得太久了,人们对这块板结土地上出现的一点点绿色都惊叹不已,赞不绝口。在政治并未实质性开放的情景下,中国人将政治上需要解答的问题委托给了文学,因此,那时候的小说,即使从艺术上说尚很粗糙,甚至完全不具备文学品格,只要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人们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都会受到欢呼和欢迎,一本文学杂志动辄发行数十万份、上百万份是常有的事情。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一大群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呼啦啦地登上了中国文坛,一些人气势如虹,成为舆论焦点,成为了“文学”标识。

  

   在这群人中,贾平凹一开始并不处在最显眼的位置,这固然与他以儿童文学进入文坛,离社会离政治较远,不大容易引起人关注有关。然而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也绝非这样简单。

  

  

   有必要指出,在新时期作家中,绝大多数都落入了由社会历史进入文学的窠臼(这不是贬义判断,这是褒义判断),这里所谓的“窠臼”,是由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决定的,也是由作家经由一系列政治运动所积累的人生经验、文化蛮荒所导致的知识修养欠缺以及现实政治条件的限制所决定的,因此,新时期文学大体上都是低姿态“入世”(用一个现成却并不十分准确的词汇)的,这意味着作家对进入作品的社会生活往往缺少一种哲学上的观照,无力在文学与哲学之间搭建起必要的通道,这样就导致了即使是在本体意义上,文学也是贫血的,缺乏质量的。这一点不仅与作为启蒙运动精神成果的十九世纪欧洲(包括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迥异,即使跟中国古典文学也有相当大的间隙与距离。换一句话说,由于缺少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逐渐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滋润,尤其是缺少作为启蒙运动成果的自由民主观念、政治权利观念的滋养,或者换一句话说由于历史尚没有撤除掉桎梏在作家灵魂上的精神枷锁,新时期文学对所谓“现实”的批判往往是躲躲闪闪,顾左右而言他的,因而也是肤浅的,甚至是生硬的,粗暴的,非文学的。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需要拉开距离去看,新时期文学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的见解和四十年前肯定是不一样的。有趣的是,时间既可以使画面变得清晰耐看,譬如贾平凹作品;亦可以把有些画面变得模糊,以至于画布上只留下一些难辨其貌的斑驳涂抹。正是因为有了时间这个因素,我们今天再来审视曾经激动我们的所谓“新时期文学”,就会产生出许多与当初完全不同的见解。我们甚至还可以做一个假设,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会如何?除了极个别作家极个别作品之外,我们的后人难道还会认为“新时期”有什么“文学”吗?

  

   我们以新时期文学中颇为热闹的“先锋文学”为例。

  

   2007年,我曾经在《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长篇小说《沉默的河》后记》中说到这次以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为标志的文学实验的失败,我当时写道——

  

   现在再来看中国文学接受外来文学(拉丁美洲文学)影响的那次大潮,就会产生更接近本质意义上的观感——那是一次基本上丧失内容或者说抛弃了内容的形式上的冲击,它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形式,却逃避和抛弃了拉丁美洲文学的精髓,其后果是中国文学不但没有“爆炸”,反而由于轻率地玩弄技巧大规模地失去了读者,文学的神圣光环被文学自身的骄狂和漫不经心熄灭了。谁该为此负责?当然不是那些进行艺术形式探索和表现的作家,也不是那些评论家连篇累牍的鼓噪,而是时代——你不能强求这些人去做时代不容许做的事情。实际上,那些先行的探索者是让人敬重的,他们的经验(哪怕是失败的经验)将滋润和营养后来的中国文学,这已经得到了证明。

  

   时代怎么了?它为什么不容许人们像拉丁美洲作家那样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认为问题仍然出在传统上,政治传统、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作家身在其中,不能不受其左右。我们稍稍回味一下拉丁美洲文学的渊源就会看到这一点。拉丁美洲文学固然植根于那片神奇的土地,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欧洲近代思想对于拉丁美洲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影响,换一句话说,是欧洲近代思想奠定了拉丁美洲作家观察世界的方式,在力图用全新的方式对这种观察作出反映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就在身边的神奇的现实。

  

   一种好的文学必定是与时代最先进文化和思想并驾齐驱的文学。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文学独有的品格——深刻反映那个社会的现实生活,把人物命运全部放到社会舞台上来进行展现。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仅仅是一种外加的形式归纳,很多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并不承认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而是宣称自己为“社会现实主义作家”。仔细注意一下就会发现,阿斯图里亚斯、略萨、马尔克斯、卡彭铁尔、鲁尔福、亚马多等所谓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都是积极涉入社会现实的作家,有的干脆具有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一位记者曾经问马尔克斯:“最成功的小说应当什么样子?”马尔克斯的回答是:“最成功的小说是绝对自由的小说,是以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深入现实的力量让读者忧虑不安的小说。”马尔克斯进一步强调:“如果它能够把现实翻转过来,让读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那就更好了。”这或许可以说明,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干预,在历史与时代的舞台上展示人物内在命运,正是拉丁美洲文学发生“爆炸”的根本内在原因。不幸的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忽略或者回避了拉丁美洲文学的这一特性。

  

   写这篇“后记”的时候,我只是简单意识到政治禁锢导致中国新时期文学“忽略或者回避了拉丁美洲文学的这一特性”,还没有体认到历经数十年文化蛮荒所导致的作家本身的局限,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局限——精神的局限,艺术情境的局限——所以我没有就这个问题深谈。结果如何了呢?所有所谓的“先锋文学”作品,不是都像流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

  

  

   贾平凹及其作品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个显见例外,如果把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放到一起谈论,这个问题或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是陕西籍作家中的翘楚,也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文学方向,简单说,路遥是现实的,陈忠实是历史的,贾平凹则是文化的。在这三个人中,路遥绝对是入世的。我这里所谓的“入世”,不仅与路遥作品风格有关,也与路遥的人生姿态有关。“人生姿态”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么说吧:如果说路遥从陕北高原冲到西安进行文学征伐,有一种急切进入世界、向世界索取他想得到的一切的话;那么,从陕南山地进入西安的贾平凹则一直试图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寻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其中包括写作。虽然贾平凹连篇累牍地发表作品,不断获取名声,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总有一种意象,这个身量不高的男人实际上一直在试图躲避眼前这个世界,最好像陶渊明那样找个地方把自己“隐”起来。换一句话说,路遥通过写作要显现为“在”,贾平凹通过写作则要显现为“无”,他在作品中没有或者说竭力避免了与现实发生冲撞,这意味着他与绝大多数新时期作家走的不是一个路数。他独自经营着他的艺术世界。“著名”在前者那里是值得珍视的获取物,在后者那里却是某种程度的负累;“著名”使路遥感受到成功的价值,“著名”却使贾平凹感到脱离了自己的生活,他惴惴不安地看着“著名”两个字,不认为这是他所需要的。就作品——相对于作家,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一种独立的存在——来说,又是怎么一种情景呢?

  

   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回答了时代(也就是当时人们)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和所谓的“新时期文学”一样,这些问题甚至是脱离于文学范畴的,因此,我从来不对路遥作品做纯粹的文学价值判断。换一句话说,单纯从文学角度谈论路遥作品价值是不严谨的,某种意义上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是对文学评论的不负责任,是对文学应当具有的内在本质的不负责任,尽管这是时代使然的无需任何人承担责任的责任。陈忠实的早期小说(《接班以后》、《高家兄弟》等)除了拥有柳青式语境的魅力之外,也存在这种局限性,而他新时期以来发表的以《蓝袍先生》、《康家小院》为代表的中篇小说,更绝非篇篇都是佳作,某些篇什在艺术上甚至可以说是粗糙的。万万没有想到,陈忠实会在1993年拿出真正具有史诗品格、具有相当文化含量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这本书给我的震撼,简直是撞击式的,我甚至认为中国真正拥有了可以走向世界的作品,这种看法至今没有改变。如果依据我前面的分类,《白鹿原》毫无疑问是一部恢弘的社会历史小说,它的价值主要源于作品所展示的历史意义,其次才是结构、叙事上的文学价值。

  

   当《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爆炸性地辉耀中国新时期文学天空的时候,贾平凹已经巩固了他作为中国一线作家的地位,然而从文学现象的角度必须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前面已经提及的,他虽然发表了十数部长篇小说,除了《废都》之外,却很少获得路遥、陈忠实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所获得的那种爆发性的热闹,显得有些孤单、寂寞。我的这种感觉很早就有了,1993年我在跟贾平凹进行文学对话时就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也很好地解答了这个问题(这只是就印象而言,我手头没有这篇对话,无法引用他当时的说法),但是我没方便往下深究——“自古圣贤多寂寞”,贾平凹虽非圣贤,在这样一个喧嚣浮躁的时代,对其人其作真正理解者能有几何?!我们就把这件事视为一种寻常的社会常态吧!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常态”的出现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换一句话说,我是把贾平凹作品的孤单寂寞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看待的,尽管它就发生在我们面前。

  

   由于数十年严酷的政治生活,中国人不说完全丧失,至少是狭窄了过纯粹的精神生活的能力,生存以及由生存导致的带有生物性特征的精神饥渴,使得人们不愿意或者说不具备能力以沉静的心态进入文学。这就好比特别饥饿的人,只要能充饥,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就都塞到肚子里,这时候人是顾不上品咂食品味道的。我前面说过,人们对新时期文学的需要,大抵上就是这种情形。

  

在这种情形之下,作家和读者结构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用大白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家,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读者。西方中国文学研究者总是责备“中国作家写得太多太快”是有一定道理的。“快”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作品总免不了散发着即时消费的“快餐”味道。这种味道通常是浓郁诱人的,却远远谈不上营养,尽管我不认同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西方学者(所谓的“汉学家”)关于“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的断言,但我赞同他们对新时期文学的基本评价。无奈的是,读者需要味觉的冲击,至于食品是否真有营养反倒成为了次要问题。而作家这端,在这巨大的名利场上,谁还像张择端那样有耐心精致描画《清明上河图》呢?谁还会像曹雪芹那样以“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姿态呕心沥血去罗织《红楼梦》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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