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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球:非传统道德增强的双重变导:生物医学中介与智能体引擎

更新时间:2020-03-30 21:51:33
作者: 陈万球  

   Dual Variation of Non-traditional Moral Enhancement:Biomedical Intermediary and Intelligence Complex Engine

   作者简介:陈万球,哲学博士,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理工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长沙 410114

   原发信息:《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0194期 第32-38页

   内容提要:人类文明史是知识生产史和道德建构史,亦是道德增强史。运用外在技术(打破物种自然完整性的生物医学和神经科学)的干预,通过改变生物属性,突破非传统知识教化而改良人类的精神世界,塑造人类“更完美的天性”已经成为现实。道德增强是以生物医学为技术中介的一种全新的道德建构,用以实现道德主体对道德客体的自由驾驭。人工智能体通过跟踪、组织、反思和引导功能为人类道德导航精准化开辟了道路。也因此,道德增强技术带来了关于伦理上的安全、自由、公平的全球论争。倡导道德增强与道德教化并存互补,建构一种新的开放、精准的道德进化观,将成为时代的理性增强。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a histor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mora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moral enhancement.It has become a reality to use external technology intervention to break through non-traditional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human spiritual world.Biomedical and neuroscience interventions that break the natural integrity of species can shape a "more perfect nature" by changing biological attributes of humans.Moral enhancement is a brand-new "moral construction" with biomedicine as the technological intermediary to realize the free control of moral subject over moral object."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ody" proposes a path to precision in human "moral navigation" through tracking,organizing,reflecting and guiding functions.Therefore,moral enhancement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bout a global debate on issues of ethical security,freedom and fairness.Advocating the coexistence and complementarity of moral enhancement and moral enlightenment and constructing a new open and precise concept of moral evolution will become a "rational enhancement" of the times.

   关键词:道德增强/生物医学化/道德人工智能体/MAI/伦理建构  moral enhancement/biomedical/mor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MAI/ethical construction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7BZX003)。

  

   增强自身一直是人类的梦想。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样的梦想越来越快速地成为现实,人类正进入一个“增强的社会”。目前,人们利用认知增强、情感增强和道德增强来改良人类的精神世界已经成为现实,由此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讨论,其中最具争议的乃是以改进道德为目标的道德增强。尽管道德增强面临着诸如道德情感难以量化、道德心理的复杂性、道德多元化等一些无法逾越的困难,甚至会产生道德风险[1](P59),但是,我国进行非传统道德增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传统道德教育资源丰盈,这为非传统道德增强提供了丰厚的养料;另一方面,传统道德资源也需要借助高新技术来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我国进行非传统道德增强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中国在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领域业已跻身世界第一方阵,利用新技术拓展道德提升的新思路,对推进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生物医学中介:塑造人更完美的道德天性

   人类文明史是知识生产史和道德建构史,亦是道德增强史。盘古开天地以来,人类在教化中不断推进道德进步,书写了一幅幅跌宕起伏的道德增强史。近年来,一种运用技术干预突破传统知识教化来改良人类精神世界的技术物化道德实践——道德增强——已经成为现实。

   道德增强又称非传统道德增强,最早于2008年由牛津大学研究员道格拉斯(Thomas Douglas)、牛津大学教授赛沃莱思库(Julian Savulescu)以及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佩尔森(Ingmar Persson)提出。他们认为,人类正在开创一个技术控制道德的时代,通过技术“让增强的人的道德动机比过去更好”[2](P228),通过技术进行“一种心理上的改变”[2](P228),通过技术“提高道德认知、动机和行为”[3](P82)。可见,随着生物医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人们不仅可以设计和改善自己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动机,而且可以改善道德品质,乃至道德行为;可以通过技术诸如药物来改变和建构人的善的理念,唤醒罪犯良知,减少自私自利的行为,从而与他人相处得更加友好。道德增强实质上是使自然的道德变成人为的道德或者技术的道德,“使个人和社会更好的可能性”[4](P338)。

   一般认为,道德的产生是十分复杂的社会过程,马克思用唯物史观科学地回答了道德的起源和本质,证明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既不是神的旨意,也不是先天的良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制约的。从个体角度看,道德的形成和发展应该是不断选择的过程,是通过道德训练和自我教育的方式缓慢实现的。传统的道德教育改变人类道德动机的速度不够快,难以避免迫在眉睫的灾难如恐怖主义和种族灭绝行为,所以需要探索新技术来快速改变人的道德动机[5](P587-589)。道德心理和神经科学研究也表明,人的道德可以被物化,德性可以“不劳而获”,即不需要通过努力的方式获得。质言之,运用生物医学技术或者神经科学技术,可以对道德进行靶向治疗:改造人的道德行为,调节人的道德情感,增强人的道德动机,改善人的道德品质,这也成为道德增强的主要目标。

   道德增强是以生物医学为技术中介的一种全新的道德建构,用以实现道德主体对道德客体的自由驾驭。技术对道德建构的作用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一是通过技术弱化某些不良情感,形成良好的行为动机,达到道德增强的目的。例如暴力侵犯冲动通常是一种恶劣的情感,常常妨碍良好的行为动机,干扰一个人的理性思维,从而易于做出伤害他人的行为。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减少这些暴力冲动情感就会使一个人具有良好的行为动机,从而做出更道德的行为[2](P231)。二是通过技术加强某些核心道德情感(如利他、公平正义),以达到道德增强的目的。目前,国内道德增强技术还处于研究介绍和实验论证阶段,但欧美发达国家运用生物医学技术进行道德增强已成为现实,并且在年轻群体中使用广泛。

   科研人员发现:催生素与信任、大方等道德情感之间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可能影响人的道德决定。催生素是一种荷尔蒙激素和神经递质,是“爱的荷尔蒙”和“拥抱化合物”。研究发现,吸人催生素能使人变得更加慷慨、易于合作和具有同情心,拥有高水平的后叶催生素的人可以扩大人的信任和合作[6](P639)。血清胺与人类的道德行为之间也存在密切的相关性。拥有较低水平血清胺的人会更少地选择合作的机会,而拥有较高水平血清胺的人更容易有公平意识[7](P402)。单胺氧化酶(MAOA)水平与人的道德行为存在有趣的联系。一个人若童年被虐待,那么拥有单胺氧化酶活性水平高低与他成年后是否具有反社会风险的情绪成正相关;若童年未被虐待,那么拥有单胺氧化酶活性水平高低与他成年后是否具有反社会风险的情绪成负相关[8](P145)。此外,服用“爱情药”,可以增强夫妻间的情感强度、吸引力,减少婚外情,降低离婚率,实现爱情忠贞和婚姻美满。经颅磁刺激、深部脑刺激、颅直流电刺激、光遗传学技术等也可以直接影响人类的选择和行为。进一步,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植入或剔除人的某些道德基因,复制某种美德,甚至制造“道德完美婴儿”。虽然,上述实验结论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但我们应该理性思考:我们是否有权利使用生物医学中介来塑造人类“更完美的道德天性”?

  

   二、智能体:精准化的道德导航

   道德导航就是把道德规范写入技术物之中,形成一种脚本,在一定程度上导演现实生活舞台上人们的行为。因此,可以利用技术的这种属性有意地嵌入一定的伦理因素,来影响人们的决策和行为[9]。目前,人工智能是道德增强新的探索途径,是道德导航新的尝试。赛沃莱思库和迈伦(Myron)认为,环境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还不够强大,无法在用户行为中发挥规范作用。米莎(Micha Klincewicz)指出,一个更有前景的方法是依赖人工道德推理引擎,向用户提供诸如康德主义或功利主义的绝对命令的道德论证。依赖人工道德推理引擎发挥道德规范作用,被看作是道德增强最为光明的路径。之所以说它具有光明的前景,是因为这样的系统可以依靠人们对自动化技术的过度信任而发挥作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杰姆斯?摩尔(James H.Moor)提出了所谓的第三种道德主体,通过明确的道德主体能在多样化的情境下判别并处理道德信息,并做出应有的敏感判断;特别是它们能在道德两难的情境下,在不同道德原则相互冲突时,做出“合理的决定”[10](P12)。

道德人工智能体(MAI)是目前西方哲学伦理学界热议的话题。随着普适计算和环境智能的发展,可以通过开发道德人工智能体来帮助人们克服他们的自然心理局限,监测影响道德决策的物理和环境因素,并根据用户的道德价值提供正确的行动路线。在为用户量身定制的情况下,MAI不仅会保留道德价值的多元化,还会通过促使用户反思克服自然心理局限来增强其自主性[3](P91)。无处不在的计算和环境智能概念都指向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中,我们将越来越多地与用于获取和处理可用数据的技术相结合。特别是,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应用指向的是一个系统,它收集信息形成多个传感器加以处理。目前,关于无处不在的计算和环境智能的研究一直在探索如何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容易或更有效率,甚至更有道德。从广义上说,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更强或更弱的方式来解决人类道德设计的局限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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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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